這個著名的書房險些被拆，后來又說不拆了。有關(guān)部門要將它作為名人故居繼續(xù)保留。

因為這段拆遷的波折，不斷有外人來參觀拍照，試圖在雜亂的院落中，找到一些不同尋常的幽深和特別的意味。

但這個周氏兄弟曾經(jīng)生活的舊院，早已物是人非。苦雨齋的舊事，盡管不時會泛起新的漣漪，但后人此刻的追憶能打撈起的或許只是一簍惘然。

中國周刊記者  北京報道

6月26日，北京市西城區(qū)八道灣胡同口，一紙拆遷公告宣告了這條老胡同的終結(jié)。

拆遷范圍包括：前公用胡同、八道灣胡同、西直門內(nèi)大街、趙登禹路共計118個門牌號區(qū)域內(nèi)的房屋及其附屬物。拆遷完畢，位于金融街西擴范圍內(nèi)的北京35中將遷建于此。

在北京城的每次拆遷中，文物保護、名人故居都會是個敏感問題，這一次也毫不例外。拆遷公告剛貼出，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個特別的“大雜院”——八道灣胡同11號也名列其中。

自上個世紀初，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曾在此居住。這個院落藏身于北京網(wǎng)格狀的胡同里，微不足道。但由于兩個性情既相通又反差巨大的兄弟曾在此居住，而且院中的書房苦雨齋也頗為聞名，這座普通的院落似乎不再只是院落本身。

這里曾是周氏兄弟二人在北京新生活的開始，也是二人分道揚鑣的拐點。遺落在這座院子深處的往事，不可挽留地散進時間里，不可重現(xiàn)；又長久留在這個院子里，徘徊不已。

作為名人故居，理應(yīng)正常保護。然而，在名人之外，因為周作人被認為曾做過“漢奸”，關(guān)于這個院子是否還要進行保護的爭議就從未中斷過。

魯迅購買新宅

故事從魯迅離開紹興老家開始。

1911年，辛亥革命后，魯迅從紹興前往南京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教員，1912年5月，隨教育部遷至北平，到1917年，他一直住在京城紹興會館（位于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7號）內(nèi)的補樹書屋。那段生活被魯迅形容為“寂寞”、“麻痹”、“裝死”。

直到二弟周作人的到來，打破了他的寂寞。

在魯迅的資助下，1917年4月1日，周作人應(yīng)蔡元培之邀抵京從教，和魯迅同住在紹興會館，兄弟二人當(dāng)時“翻書談?wù)f至夜分方睡”，煞是興奮。

當(dāng)年已年近不惑的魯迅，希望能夠改善在京的生活。1919年，魯迅將紹興的祖宅賣掉，用3500元買下八道灣11號羅姓的一處院子，院子三進門，前院很開闊，進門迎面是影壁，其后是一排坐南朝北的9間前罩房，院門內(nèi)有一塊大空地。

魯迅當(dāng)時就是因為看上這一空地，才買下這處院子。魯迅曾跟好友許壽裳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當(dāng)年，魯迅膝下并無兒女，而是想到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都有孩子，他又很喜歡這幾個侄兒。

魯迅在日記里記載：1919年11月21日，遷入八道灣新宅；12月19日，由紹興接母親和夫人朱安來到北京。

一家三代同住進一個大院。周作人一家在后院北房西側(cè)三間住，周建人一家住在后院中間三間，東側(cè)三間是客房；母親住在中院北房西側(cè)一間；魯迅最初住在中院西廂房的三間，后來搬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間三間住。

不過，這次搬家，周作人沒有出錢更無出力，幾乎全是魯迅一人完成。后為，魯迅的母親曾在磚塔胡同61號告訴鄰居俞芳：從紹興舉家遷往北京時，除家具和書籍外，一行7人，老的老，小的小。只有老大、老三兩個勞動力。在搬家前，周作人由北京請假回紹興，陪送妻子羽太信子，帶著三個孩子到日本探親。從日本回到北京時，八道灣的修繕工作基本完工，他們搬進八道灣住，可謂是“坐享其成”。

八道灣的安定生活

住進八道灣11號后，由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支撐著，一家人過上了相對安定的生活。這期間，魯迅和周作人的創(chuàng)作也頗為豐厚。

其間，魯迅創(chuàng)作出了《阿Q正傳》、《風(fēng)波》、《故鄉(xiāng)》、《社戲》、《白光》、《端午節(jié)》等9篇小說，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翻譯了《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通話》、《一個青年的夢》等作品，并有《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的編訂稿，雜文數(shù)量更為可觀。

尤其是《阿Q正傳》最為有名。據(jù)說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很偶然，是時任《晨報副鐫》主筆的孫伏園，經(jīng)常跑到八道灣，向魯迅“催稿”催出來的。從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22日，《阿Q正傳》每周或隔周在《晨報副鐫》上首次發(fā)表。

周作人也妙筆不斷，創(chuàng)作了《圣書與中國文學(xué)》、《山中雜信》、《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貴族的與平民的》、《詩的效用》、《文藝的統(tǒng)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詩歌》等作品。并且，出版了《自己的園地》一書，調(diào)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魯迅那樣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溫和的說理、言志。

周作人到北京大學(xué)不久，便以他深厚的外國文學(xué)與古代文學(xué)的底子，在授課中贏得了相當(dāng)?shù)拿麣?。很多文化名人常去八道?1號拜訪兩位兄弟，與之交談或暫住，那時的11號院子里，“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

1922年春初，蔡元培聘請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到北京大學(xué)教世界語，并委托周氏兄弟照顧，兄弟二人將愛羅先珂安排在后院客房里。

這位盲詩人的到來，給周家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周作人曾回憶說：“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里，兩方面都很隨便，覺得沒有什么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xué)會侄兒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份了。”

周氏兄弟在京城也日益出名。1922年10月，梁實秋曾到八道灣，邀請周作人去清華大學(xué)做講演。梁實秋在周作人去世第二年（1967年）著文回憶這一經(jīng)歷：“……八道灣在西城，是名符其實的一條彎曲的小巷。進門去，一個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個院子積存著雨水，我想這就是‘苦雨齋’命名的由來了。臨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廳，地上鋪著涼席，陳設(shè)簡陋，我進入客廳正值魯迅先生和一位寫新詩的何植三君談話，魯迅問明我的來意便把豈明先生（周作人先生）請出見我。”

這是梁實秋第一次見到周作人。“我沒想到，他是這樣清癯的一個人，戴著高度近視眼鏡，頭頂上的毛發(fā)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須之外好像還有半臉的胡子渣兒，臉色是蒼白的，說起話來有氣無力的，而且是紹興官話。我不知道我當(dāng)時怎么有那樣的勇氣，沒有人介紹，徑自登門拜訪，請求他遠道出城講演。”

一直到1923年，周氏兄弟共同生活在一起，在八道灣11號院里過著讀書、寫作的平靜生活。

魯迅搬出八道灣

平靜的背后也有不斷的糾葛。自1920年開始，周家的經(jīng)濟就開始出現(xiàn)赤字，魯迅曾先后21次向友人借錢。

魯迅買房用盡了積蓄，且欠有外債。住到一個院子，他的工資交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并管理。“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dāng)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錢不夠用。”三弟周建人說，他只在八道灣住了一年八個月，1921年9月初便到上海商務(wù)印書館謀生，“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周建人離開不久，大家庭生活里的糾葛就爆發(fā)了，并導(dǎo)致周作人和魯迅“決裂”，魯迅帶著母親和夫人搬出了八道灣胡同11號。

對周作人和魯迅決裂的原因，旁觀者曾做過無數(shù)猜測，至今沒有確定的。事后，周作人和魯迅也都再無提起，周作人還剪掉了相關(guān)的日記。

沒人知道之前到底發(fā)生了什么。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從后院遞給魯迅一封信，信中寫到：“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dān)受得起，也不想責(zé)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  作人”

當(dāng)天，魯迅在日記里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之前5天的日記有這樣一段記錄：“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之。”

后來有研究者猜測分析，可能是在生活節(jié)儉問題上，魯迅與羽太信子不和，導(dǎo)致兄弟二人決裂。

1923年8月，在八道灣胡同住了四年，魯迅離開自己一手打造起來的家，搬到磚塔胡同61號暫住，后為安慰母親，又向朋友借錢在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買了一處宅子（1956年后被辟為魯迅博物館）。

周作人一家、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嫁給三弟周建人）則一直住在八道灣胡同11號，成為周作人的私宅，盡管之前周作人并未為這個宅子勞神費力。

“周宅”變成“羽太寓”

之后的戰(zhàn)亂，使這處宅院歷經(jīng)了一些不為外人易知的驚心之事。

1927年4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將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絞殺。次日，從報上看到消息，周作人大驚，不知如何與正藏在自家后院的李大釗大兒子李葆華講。

此前，4月5日，李大釗被捕后，周作人就將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到自己家里，住在此前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住過的三間小屋里。

李葆華后來證實：“周作人先生的確是在張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讓我住在他家里，掩護了我一個多月，他又與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學(xué)習(xí)。他是很熱情的。”并且，《語絲》每次一出版，周作人都送給他一本。

李大釗犧牲后，有人趕著收集李大釗的文集，并轉(zhuǎn)交給周作人送到上海準(zhǔn)備出版，終因白色恐怖，未能如愿。不過，躲在“苦雨齋”書房里的周作人為保住李大釗兒子和文稿出了力。

第二年，1928年11月，周作人十四歲的女兒得盲腸炎，因醫(yī)生誤診而死。

這件事對周作人打擊非常大：“我自己是早已過了不惑的人，我的妻是世奉禪宗之教者，也當(dāng)可減少甚深的迷妄，但是睹物思人，人情所難免，況臨終時神志清明，一切言動，歷在心頭，偶一念及，如觸腫瘍，有時深覺不可思議，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誠不知當(dāng)時之何以能擔(dān)負過去也。”此后很長時間里，周作人常念及愛女而生悵然之情，“苦雨齋”當(dāng)年元旦照例的友朋聚會也因此取消。一年后，周作人著文《若子之死》，紀念愛女。

再后來，信子和芳子將他們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婦從日本接到了八道灣同住。

魯迅暫住磚塔胡同61號時的鄰居俞芳說：“……在談到八道灣時，母親告訴魯迅，‘九·一八’事變之后，北平的局勢很不安穩(wěn)，一遇風(fēng)吹草動，信子等人就叫傭人把八道灣住宅大門掛的‘周宅’摘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還掛上日本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老二（周作人）對信子等人的這種行為，聽之任之，不加制止。”

魯迅意味深長地說，現(xiàn)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個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又說羽太家經(jīng)濟困難，老二寄些錢去接濟是可以的，但把他們接到八道灣來住，就很不妥當(dāng)了。

蹊蹺的槍擊案

1936年，魯迅，這個八道灣11號的真正主人，在上海因病去世。而這座宅院的實際使用者周作人，也開始面臨著人生的“一個大轉(zhuǎn)折”。

1937年，日本大肆侵華，北平淪陷。北京大學(xué)教授南遷，朋友們勸周作人也南下暫避。周作人卻不愿南遷，寧愿守在苦雨齋中。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反復(fù)說：“舍間人多，又實無地可避，故只苦住……回北留南皆有困難，只好且看將來情形再說耳。”

后來，蔣夢麟說：“抗戰(zhàn)的時候，他（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guān)系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xué)校的一些圖書和設(shè)備。于是，他果然沒有走。”

留在淪陷區(qū)北平，周作人每天蟄居家中，“看點前人筆記”，“重閱所收的清朝筆記”。1938年2月9日，周作人應(yīng)邀到北京飯店出席日本人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這件事直接引發(fā)武漢文化界通電聲討參加此次會議的諸漢奸。

周作人的名字第一次和漢奸聯(lián)系在一起。

茅盾、郁達夫、老舍等18位作家公開聲討周作人的言行，視其行為“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

在罵聲一片中，1939年元旦，八道灣11號里響起一聲槍聲，差點要了周作人的命。槍是沖著周作人開的，暗殺他的原因至今不詳，眾說紛紜。

周作人曾回憶：“那天上午大約九點鐘，燕大的舊學(xué)生沈啟無來賀年，我剛在西屋客室中間同他談話，工役徐田來說天津中日學(xué)院的李姓求見，我一向?qū)碓L的無不接見，所以便叫請進來。只見一個人進來，沒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說一聲，‘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槍。我覺得左腹有些疼痛，卻并不跌倒……”

槍擊案改變了周作人后半生的決斷。此前，周到燕大當(dāng)了客座教授，謝絕了一切別的學(xué)校的邀請。遇刺之后，他放棄了此前與日本人敷衍周旋的態(tài)度，不肯也不敢再和日本人虛與委蛇。

當(dāng)年三月，周作人受聘出任偽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籌備員；八月，文學(xué)院成立，周作人出任院長。自此，八道灣胡同11號的主人，選擇了一條使自己聲名狼藉的路。

八道灣11號這座舊宅，也似乎因為主人選擇似乎也失去其應(yīng)有的文化價值和光彩，淪為一座“漢奸”的宅子，惹得爭議至今不斷。

“文革”時期被抄家

1966年到“文革”時，周作人因為之前曾擔(dān)任過偽職遭到“紅衛(wèi)兵”的猛烈批斗，八道灣11號也被“紅衛(wèi)兵”打砸一空。

魯迅博物館研究員葉淑穗回憶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沖擊是慘重的。開始是院里的紅衛(wèi)兵，后來又串聯(lián)外面的紅衛(wèi)兵，一連抄了幾次家，家里的東西差不多被洗劫一空，就連他們的塌塌米也被砸成許多窟窿。”

幸運地是，現(xiàn)場有懂得文物價值的紅衛(wèi)兵，給魯迅博物館打電話，讓他們來搶救這批文物。后來，“紅衛(wèi)兵”抄了半屋子周作人的舊稿和舊信，送到了博物館暫存。在這批舊物中，除了周作人的舊稿外，還有“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徐志摩等近百人的信札。

1966年8月，八道灣胡同11號被抄之后，周作人就被攆到一個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張淑珍照料著他。

當(dāng)年，葉淑穗和同事去看望周作人時，眼前的一切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而幾個惡狠狠的紅衛(wèi)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著他，叫他起來。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后院東屋里去世，苦雨齋也失去了它唯一的主人。

唯余一個大雜院

其實，在周作人去世前，1956年，周家宅子的前院就曾被改作軍區(qū)招待所，用來接待部隊的干部。今年80歲的王老爺子是11號里的老住戶，當(dāng)年他就在招待所工作。

轉(zhuǎn)業(yè)后，他帶著家人從河北老家回到八道灣11號，一直住在前院。他說，他沒有見過周作人，不認識。“當(dāng)兵的，都不喜歡串門。”對過去的歷史，他不愿多提。

王老爺子的鄰居——金恒樹師傅說，“文革”時他曾在后院見到過一次“大漢奸”周作人，“在院子的大槐樹下，他腦袋上頂了個籃球膽，站在椅子上挨批斗。兒媳婦在旁邊陪著他。”

現(xiàn)在，經(jīng)過40多年的風(fēng)雨沖洗，周家的這座三進門院子已經(jīng)被圍在平房里，很難辨認出最初的格局，院子里留出一條狹長的過道，僅能容一兩人側(cè)身而過。“不說，沒人知道這里是魯迅和周作人的故居，就是一個大雜院。”30多戶居民蝸居其中，晾衣做飯，炒菜的味道串來串去。

2009年6月底，媒體報道了“北京35中將建新址，八道灣11號面臨拆毀”的消息，拆還是不拆又成為一個熱議話題。其實，爭議由來已久，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在《魯迅與我七十年》明確說，他不贊同將八道灣作為魯迅故居保護起來。

周海嬰說：“八道灣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親本人根本沒有享受過，而‘苦雨齋’又與魯迅不搭界。他早年住過的屋子，又都破損不堪……保護八道灣實際等于保護周作人的‘苦雨齋’。那么，漢奸的舊居難道是值得國家保護嗎？”

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不同意周海嬰的這一觀點：“不能因為周作人后來的‘落水’，就將他在‘五四’時期的功績一并抹殺。何況，魯迅很重要的作品在那里誕生，而且八道灣11號可說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龍，辛亥文化的重鎮(zhèn)。”

近期，有關(guān)部門又說，八道灣11號暫不拆除，將作為北京35中的校內(nèi)文物予以保留。住戶金恒樹說，現(xiàn)在還沒有人來找住戶談賠償，將來要是補償不到位，他們肯定不會搬走。

7月25日這一天下午，拆遷還沒有動靜，王老爺子、金恒樹和同院住戶站在門口，閑聊著，拆遷和現(xiàn)實是他們關(guān)注的事。

外來的人更關(guān)注的則是魯迅和周作人，以及這個院子的歷史時光。租住在后院東房“老虎尾巴”位置的龔博，生于80后，留著一絡(luò)腮胡子，每天埋頭于文字，很少出門。尤其喜歡魯迅的他，半年前機緣巧合住進這個院子，現(xiàn)在他住的房間，據(jù)說正是周作人當(dāng)年去世的地方。

更巧合的是，與他合租另一間房屋的室友，和魯迅當(dāng)年一樣，現(xiàn)在也在教育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