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富洲、貢布、屈銀華到達8800米的高度時，他們的氧氣已經(jīng)基本用完，三人當時依靠的僅僅是空氣中含量微弱的氧氣維持生命。在回到第二臺階與劉連滿匯合時，發(fā)現(xiàn)劉連滿寫給王富洲的字條壓在他的氧氣瓶下邊。劉連滿怕自己無法等到隊友回來，在字條上交代說，把氧氣瓶里的剩余氧氣留給了3位隊員。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貢布、屈銀華3位運動員從珠穆朗瑪峰北坡成功登頂，幾乎所有那個年代的登山親歷者都認為，除了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國家重視是這個項目得以迅速發(fā)展的重要原因。

半路出家的隊員

王富洲、貢布和屈銀華，三人的不同出身恰好代表了當年國家組織登山隊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現(xiàn)實。

1955年，中國人第一次接觸現(xiàn)代登山運動，地點是在蘇聯(lián)。“1955年，蘇聯(lián)邀請我們?nèi)W習登山技術，中華全國總工會就派了許競、師秀、周正、楊德源4個人到蘇聯(lián)參加登山訓練班。1956年，

中國有了真正的登山隊，但登山隊歸中華全國總工會管，而不是國家體委。”現(xiàn)年80歲的原中國登山隊教練張俊巖告訴本刊記者，登山隊成立后，全國總工會就向各產(chǎn)業(yè)工會招運動員，第一批登山運動員中，產(chǎn)業(yè)工人成了主力軍。“我當時是鐵路工人，因為喜歡運動，全總來鐵路工會要人時我就報了名。”與張俊巖情況差不多，屈銀華當時是一名伐木工人。1958年，屈銀華進入中國登山隊，此時，攀登珠峰的計劃已經(jīng)開始醞釀。

這一年，國家體委正式設立登山運動處，登山隊隨后轉由國家體委主管，當時的體委主任是賀龍。“賀龍元帥當時還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登山與科學考察相結合’、‘登山要為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服務’、‘登山要為國防服務’，這些都是他當時提出來的。”現(xiàn)年75歲的王富洲告訴本刊，“按照賀老總的要求，國家就從1958年的大學畢業(yè)生里挑選一部分人加入登山隊，把登山和科學考察結合起來。”王富洲1958年畢業(yè)于北京地質學院石油與天然氣專業(yè)，他回憶，“當時不光是我們學校，國家還在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挑選，學生物的、地貌的、氣象的、地質等等專業(yè)的都有。還有部隊的偵察兵，我們這里面還有解放軍的年輕軍官”。

現(xiàn)年77歲的北京大學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教授崔之久當時在北大讀研究生，他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來北大挑了3個人，我是學地理的，馬文璞學地質、丁行友學氣象。當時學校對我說，讓我參加登山隊，我特別高興，當年我報考南京大學時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地理，我喜歡到各處去。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有兩個導師，一個是王乃良，他有點猶豫，因為我們都不懂什么是現(xiàn)代登山運動。另一個是蘇聯(lián)的瓦·里比介夫，他就特別支持我，他說這個機會太難得了，能親自去看冰川，研究冰川。”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原則上不要獨生子女，因為登山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我隱瞞了，因為我真的很想去”。

1958年底，在西藏日喀則獨立營當兵的藏族小伙貢布第一次見到了這支登山隊?，F(xiàn)年77歲的貢布對本刊記者說：“1958年底，北京來了20多個人，當時對外稱‘國家體委參觀團’，不說‘中國登山隊’，其中還有兩個蘇聯(lián)人。到了日喀則，這些人轉而去了西藏西南300多公里的珠穆朗瑪峰偵察。登山隊在我們部隊選了十幾個人，基本上都是既懂藏語又懂漢語的。我當時懂一點漢語，簡單的對話還可以。我的排長作為翻譯跟著登山隊去珠峰考察，回來以后問我，你愿不愿意去？我說，你去我就去。就這樣，我就進了登山隊。”

當時的計劃，是由中國和蘇聯(lián)組成登山隊于1959年聯(lián)合攀登珠穆朗瑪峰。貢布說：“1959年2月，西藏發(fā)生叛亂，拉薩的形勢變得緊張起來。因為有了叛亂，蘇聯(lián)決定不參加這次登山了。”

沒有了蘇聯(lián)的物資支援，中國登山隊的高山物資裝備陷入了窘境。“廣大隊員氣憤哪，中央也很氣憤。當時提出來，有蘇聯(lián)人我們能登，沒有蘇聯(lián)我們照樣登。”王富洲告訴本刊記者，“當時賀老總跟我們說，這次登山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他還開玩笑地說，你們爬不上去？我找人給你們把釘子打到山頂上，看你們還上得去上不去。”

混亂的局勢使登山隊改到新疆訓練，在此期間，中國男女混合登山隊于1959年7月登上了新疆帕米爾高原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有7個女運動員登到頂峰，這打破了當時的世界紀錄。”貢布說。

登頂：任務完成了

貢布向本刊記者回憶：“1960年3月初登山隊到了珠峰大本營，那時全隊有200多人，其中隊員有60多人。其他的還有運輸隊、氣象人員、隨隊醫(yī)生、通信聯(lián)絡人員、新聞記者和其他后勤人員。”

“我們采用的是蘇聯(lián)式逐步適應的方法，珠穆朗瑪峰這次，我們總共有4次行軍，就是在攀登過程中有4個營地。歐美國家是一口氣登頂?shù)姆椒ǎ驗樗麄儧]有負重，氧氣瓶都可以雇人給他們背。”

王富洲回憶道：“第一次行軍，隊伍到達了6400米的高度，到那兒把帳篷搭起來，把運輸?shù)臇|西放下，鍋碗瓢盆放幾套，隊伍再返回大本營。第二次行軍，隊伍上到7000多米的高度，然后返回，將物資一點一點運上來，在這個過程中，隊員也對高度的變化逐步獲得適應。”

高度的不斷攀升，繼續(xù)前進的人數(shù)迅速減少。據(jù)貢布回憶：“到8100米營地時，隊伍只剩下28人。到了8500米，只剩下14人。這時候氧氣不夠了，最后確定了5人留在那個高度，我、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和許競。那天是1960年5月23日，我們到的時候已經(jīng)十六七點，本來是計劃那天登頂?shù)?，但時間有點晚了，我們就在營地住下，氧氣也省著用，晚上誰睡不著誰吸幾口氧氣。”

屈銀華原本是運輸隊隊員，當時任運輸隊隊長的張俊巖告訴本刊記者：“我們是運輸隊隊員，但同樣兼任運動員，又因為我們進登山隊比較早，同時我們還兼任教練員。”到了海拔8500米時，運輸隊的任務基本完成了。屈銀華當時準備為沖頂?shù)耐粨絷爢T們燒水做飯。“我去挖了冰回來，準備做點水喝，喝了水就準備撤到8000米以下等他們。后來我把冰挖回來還沒化，他們說，屈銀華，趕緊換許競，許競不行了。”屈銀華回憶道。

“我們上午9點出發(fā)。那天屈銀華燒水比較多，我們吃了炒面，我還帶了干羊肉。就因為吃得好，晚上休息得也好，才有了登頂?shù)谋Ｕ稀?#8221;貢布說。

據(jù)貢布估計，4個人一共花了3個多小時才走到了第二臺階的下面。“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英美等國家就試圖從北坡登頂。他們7次到了第二臺階，但全都失敗了。因為這里坡太陡，而能登到這個高度的人又太少，沒辦法相互配合。外國人曾經(jīng)說，這是一條死亡路線，連鳥都飛不過去。”王富洲告訴本刊記者：“第二臺階的全高度是30米，但是最艱難的一段是6米多高的巖石峭壁，幾乎是垂直的，沒有任何支點。”

貢布回憶道：“劉連滿試著爬了幾次，全都滑下來了。我和王富洲也試了，也不行。”貢布說：“劉連滿原來是消防員，他有經(jīng)驗，他想出一個搭人梯的辦法。我們先把背包、鞋子、物資全都墊在下面，劉連滿踩在上面，屈銀華踩在他的肩上，我和王富洲在下面保護，一邊拽劉連滿，一邊推屈銀華。屈銀華在巖石的裂縫上打了兩個巖石錐，掛上鐵索和繩子，然后把繩子撂下來，我們再往上推往上扒著，互相這么上。”

“上了第二臺階，差不多17點多鐘了。”貢布說。此時，劉連滿體力不支。王富洲回憶道：“因為爬第二臺階時間太長，上幾次摔幾次，劉連滿真是體力不行了。上了第二臺階，我們都往前行動，他一下子就跪倒了。他怕說他不行，站起來，說自己沒什么問題?？勺吡宋辶接炙ち?。我們都看出毛病來了，他兩條腿根本支撐不了了。我們都叫他休息休息，走到一個雪坡上，我們幾個開了個會。我首先提出來說連滿你要留下，他一聽當時就哭了，他說，我能上，我不留。我們就跟他做思想工作，最后還剩100多米，還得有一定的速度，沒速度壞天氣一來，咱們想下都下不來了。這么一說他就理解了，他說我留下，你們上吧，我們就讓他躺在雪坡的洼洼里。”

“就是天黑了也要上。剩下一個人，就是死也得死在那上面。”貢布在前面走，屈銀華第二個，王富洲在最后。“離開劉連滿的時候已經(jīng)19點多鐘，我們順著東邊的雪坡往上走。21點多鐘，雪坡也上去了，我們靠近了頂峰的巖石，這時候天也黑了。”貢布說，“巖石是黑的，雖然有一些雪，但還是看不清楚，這么著走了兩三個小時，眼睛也適應了，這時候已經(jīng)接近最頂峰的雪坡了。我們就順著雪坡往西走。王富洲問我，到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我們就一直這么走，估計這時候已經(jīng)半夜兩三點了。王富洲問我，到了沒有，我說，到了，再沒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王富洲回憶道：“我們沿著最后那個雪坡走，上到最后一個彎以后，人就開始往下走了。貢布說不能再走了，下邊沒彎了。再往下走就到南坡去了。因為它上面很小，就是一個長條，寬有1米多一點，長有20來米。”

“王富洲拿出一個紙條寫上，中國登山隊，1960年5月25日，共3人登上了頂峰。我背著毛主席的石膏像和國旗，我把國旗拿出來，展開，晃了晃。由于頂峰是光的，我們就在靠近北面有巖石的地方拿冰鎬撬，撬不動就用腳上的冰爪踹，弄出來一個凹處，用石頭把石膏像和國旗、字條蓋上。”屈銀華說。

登上頂峰，3個人竟然都沒有覺得激動。屈銀華說：“好像沒多大激動，當時的感覺是，我們完成任務了，我們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說：“當時也沒想著看看四周什么樣，想不了這么多，沒有力氣想了。心想可完成任務了，第二個念頭就想，趕緊安全往下走，劉連滿還不知是死是活呢。”

貢布說：“當時我們也說不出話來，嗓子都是啞的。沒哭，只是覺得高興啊，這么多人幾個月的努力終于沒有白費。我們從山坡上下來，看見劉連滿沒死，還拿著冰鎬向我們示意呢，我們趕緊圍上去，在這時候大家都哭了。”

敢死隊心態(tài)

中國登山隊成功登頂后，王富洲和屈銀華都住進了醫(yī)院。屈銀華在攀登第二臺階時，因為要踩在劉連滿的肩上，他脫掉了帶著冰爪的鞋，由于長時間暴露在外面，他的雙腳被凍傷，10個腳趾都被切除。王富洲在下山的過程中用手抓雪吃解渴，3個手指被凍傷截肢，眼鏡在下山的過程中因為摔倒而丟失，眼睛在雪地里嚴重灼傷，視力變得十分微弱。

現(xiàn)年80歲的當年的隨隊醫(yī)生翁慶章告訴本刊記者：“這次登珠穆朗瑪峰中，凍傷的傷員是最多的。平時各地的凍傷病例，都是零星的一兩個，這次登珠峰，前后凍傷的傷員有100多人。”

翁慶章分析其中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天氣惡劣。現(xiàn)在登山，會因為天氣的原因而更改行動計劃。在當年，表現(xiàn)的是一種敢死隊心態(tài)，在規(guī)定的時間必須上去。第二個原因是運動員的身體狀況太差。那時因為各方面供應跟不上，運動員的體力不行。因為不適應高山環(huán)境，有的運動員意識已經(jīng)不太清醒了，在這種狀況下很有可能丟失裝備，導致凍傷。比如崔之久，他的右手就是因為神志不太清楚的時候把手套丟掉了，導致右手5個手指被凍傷截肢。”

“每次登山前。我都要囑咐大家，如果手套丟了，就把襪子套在手上，因為每個人身上一定有備用的襪子，套上襪子再抓冰鎬，凍傷的概率就小很多。我總是跟他們說，丟掉手套就意味著丟掉手指頭。”翁慶章說。

除了凍傷之外，那次登山的另一個大危險是缺氧。“蘭州大學有一個學水文的學生叫汪磯，在6400米的高度猝死。我們一個叫陳式文的醫(yī)生給他做了解剖，標本拿回協(xié)和醫(yī)院后，證實是顱內(nèi)出血，就是因為缺氧導致的。”翁慶章說，“因為我們氧氣有限，規(guī)定在8000米以上運動員才能吸氧，把氧氣留給突擊隊用在最艱苦的地方。蘇聯(lián)逐步適應的方法也顯得更加合適，這樣能降低運動員高山缺氧的概率。”

包括翁慶章在內(nèi)，當時隨隊的醫(yī)療隊共有8名醫(yī)護人員。“簡直可以稱一座小型野戰(zhàn)醫(yī)院了，一般的登山隊醫(yī)生只有一到兩名。我們連小型的手術都能做。我們有手提的X光機，還有研究用的血氧飽和儀，這些都是從瑞士進口的。”翁慶章說。

當年的登山裝備，全都要到境外去購買。為了換美元，國家拿面粉到香港地區(qū)去賣。王富洲告訴本刊記者：“國家為了支持我們那次登山，劉少奇主席親自批了70萬美元給我們。我一算當時至少要5袋面粉才能換到1美元，而且70萬美元已經(jīng)可以修建兩座工廠了。”國家從瑞士、法國等國家購買了大量裝備，包括氧氣瓶、登山服、登山鞋、報話機以及醫(yī)用設備等等。擔任運輸隊長的張俊巖說，國家對登山隊非常重視，“為了保證登山隊的飲食，國家派了飛機從成都將新鮮食物——包括黃瓜、西紅柿、芹菜、廣柑——運到拉薩，汽車再從拉薩運到珠峰大本營，就是到了海拔8000多米，我們一樣能保證運動員吃上脫水蔬菜、壓縮餅干，還有各種罐頭和烙餅”。

王富洲說：“我們在西歐買的報話機，是外國部隊淘汰下來的。我記得還是通過大使館做工作才賣給我們的，有17斤重。”張俊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運輸隊的隊員每人要負重40～50公斤。運動員自己背著個人用品、宿營工具和食品，其余都是運輸隊來背的，氧氣瓶、梯子、食品等等。”

張俊巖回憶，那時的氧氣瓶供給很緊張，“在海拔7500米以上，運動員才能間斷用氧，到海拔8500米突擊隊沖頂才能持續(xù)用氧。到海拔8100米的時候，我把每個氧氣瓶的閥門都檢查一遍。那時氧氣瓶還有幾十個，但因為背在身上來回摩擦，有的氧氣瓶已經(jīng)跑了氣了”。

翁慶章從珠峰回來后，對中外登山隊的用氧量進行了比較：“與1953年英國從南坡登上珠峰相比，我們在海拔8500～8800米時的用氧量僅占其1/3，每小時只有60升的吸入量。英國當時是連續(xù)用氧，可我們連續(xù)供氧供不起。”

王富洲、貢布、屈銀華到達8800米的高度時，他們的氧氣已經(jīng)基本用完，三人當時依靠的僅僅是空氣中含量微弱的氧氣維持生命。在回到第二臺階與劉連滿匯合時，發(fā)現(xiàn)劉連滿寫給王富洲的字條壓在他的氧氣瓶下邊。劉連滿怕自己無法等到隊友回來，在字條上交代說，把氧氣瓶里的剩余氧氣留給了3位隊員。

從珠峰回來后，翁慶章跟上級要求讓運動員到海邊療養(yǎng)。“登山之后身體損耗很大，記憶力會衰退。海邊負離子多，氧氣充足，能促進運動員身體的恢復。”1964年，國家登山隊再次征服希夏邦馬峰后，登山隊更是住進了外國專家局療養(yǎng)。翁慶章說：“當時外國專家可不多，外國專家局的條件非常好，除了登山隊，也只有乒乓球隊在外國專家局療養(yǎng)過，可見國家對登山隊的重視。當時葉劍英元帥也在那里療養(yǎng)，有一次在游泳池里碰到了王富洲，葉帥還與王富洲合了影。”

把山做出一些結論來

在攀登珠峰后，王富洲、王鳳桐等大學畢業(yè)生放棄了自己的專業(yè)，進入登山隊，成了專業(yè)運動員。崔之久又回到了北京大學繼續(xù)做起了研究。

“可以說，中國的冰川研究，開創(chuàng)者是登山隊。”崔之久向本刊記者回憶，在他進入登山隊前，中國的冰川研究還基本處于空白，“搞地理的，除了簡單的使用儀器采樣以外，主要是靠眼睛看的。以前我們沒見過冰川，也就沒有自己的研究”。

“1957年爬貢嘎山，我們小組當時穿越一條雪崩槽。其實寬度并不大，也就十幾米寬。我們正在中間走的時候，后面組的組長許競大喊一聲，雪崩！我一抬頭，看見雪崩過來了，我趕緊推我前面的組長，快點過去，實際上已經(jīng)來不及了。我們?nèi)急还M去了，就開始在里面翻滾。我估計至少滾了二三百米，我感覺‘嗵’一下飛起來了，又‘嗵’一下落下。當時我心想完了，結果我正好掉到一個冰洞里面，停住了。停下來后，雪還不斷地往下落。我使勁用手扒拉，不讓雪把我的頭蓋住。我后來想，真是太僥幸了。還有一次，我們爬到5000多米的時候，突然上面飛下來一大片雪，正好打在我們旁邊一組的某個人腿上，他一松手里的繩子，整個組都掉下去了。當時坡很陡，我不敢使勁回頭，只能小心翼翼地往后瞄，就看見他們一直往下滾，一直滾到下面有一個緩坡才停住。”崔之久說。

通過這些經(jīng)歷，崔之久逐漸加深了對雪崩的認識。他說：“雪崩分兩種，一種是粉雪崩，又叫干雪崩，剛下完雪，很松，你被卷在里面，并沒有受到傷害，第一次我們遇到的就是干雪崩，所以沒事。第二次我們遇到的是另一種，叫濕雪崩，也叫塊雪崩。是下雪之后，經(jīng)過太陽照射，開始少量融化，沒有流下去，第二天又凍住了，變成了塊，大概有20～30厘米厚，是雪塊，還沒變成冰。這就很危險了，它可以砸你啊。所以，我就是親身體會到雪崩有這么兩大類。”

“在經(jīng)過了幾次之后我就認識到，實際上我們沒有嚴格遵守登山的規(guī)范。第一次的雪崩，是因為前面下了三天雪，第四天天氣晴了，按照規(guī)范是至少等一天，等山坡上的雪都崩掉我們再爬。結果我們沒有嚴格遵守，想趕時間，這樣做遭遇到什么都是必然的。第二個，后來也才了解了那個雪崩槽。因為長期發(fā)生雪崩，才崩出了一個槽，在下面有積雪堆積成的雪崩錐。這些都應該能認識，但我們沒有經(jīng)驗。你怎么能在雪崩槽里走路？就是要經(jīng)過也是很快地過去，怎么能順著它一直走呢？”崔之久說。

從貢嘎山回來后，崔之久寫了《貢嘎山現(xiàn)代冰川的初步觀測》，發(fā)表在當年的《地理學報》上。“《地理學報》50周年時對論文的引用次數(shù)做了統(tǒng)計，我這篇在被引用次數(shù)最多的15篇之列。同時它還提出了，這篇論文是第一篇真正研究冰川的論文。里面包括冰川的類型、分布、特征，現(xiàn)在看水平還是蠻低的，是比較粗糙的。因為當時沒有人教，我是根據(jù)蘇聯(lián)出版的《現(xiàn)代冰川考察手冊》里面講的，如何記錄冰川，它的方位、多長、多寬、表面什么樣子，它都規(guī)范得比較具體。我當時做了小卡片，我把卡片掏出來，就坐在冰川上一條一條地開始記。”

在崔之久看來，登山和科研工作變得相輔相成。“后來登山隊就比較需要我了，我可以做些指導。但我不想做運動員，專業(yè)的運動員要身體特棒，我還差得遠。我就專門跟著登山隊搞科研，因為當時離開登山隊就搞不成科研，不像現(xiàn)在，科研單位有了自己的冰川所。那時沒這個條件。”

從1957到1966年，崔之久一直跟著登山隊到處爬山，他的爬山經(jīng)驗也為學界的實地研究提供了幫助。“1958年我們到祁連山現(xiàn)場，告訴科學院的同志具體怎么去爬冰川。當時的目的很明確了，就是為了搞融冰化雪，想讓冰川提前融化，比如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玉門一帶，雪水下來比較晚，趕不上春播，想讓它提前融化，但后來發(fā)現(xiàn)這等于殺雞取卵，搞了一年就沒再搞，破壞了生態(tài)平衡。”崔之久說。

在1959年攀登珠峰的訓練中，崔之久的手指凍傷被截肢，那一次他很遺憾地沒能參加。但在這次登頂壯舉中，科研人員同樣帶回了豐富的科研成果。

王富洲向本刊記者回憶：“1964年從希夏邦馬峰回來，國家在科學會堂舉辦了‘四大洲科學討論會’。在這個會上，我們把從珠峰和希夏邦馬峰上采回的樣本做了實物展覽。在科學會堂展出后，我又把這些東西搬到國家體委東樓的會議室進行展出。當時我給賀老總的秘書打了個電話，問賀老總是不是有興趣來看看，沒想到賀老總第二天就來了。他來的時候單位還沒上班呢！結果賀老總在每一個樣本面前都認認真真地看，從上午一直看到17點，中午連午飯都沒有吃。”

“當時我們展出了植物化石，還有動物標本。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是從珠峰頂上采回來的植物化石。這種羊齒植物原本只在南半球生存，北半球只在珠峰的北坡發(fā)現(xiàn)了，這證明了板塊的漂移。”王富洲說。

登山運動的發(fā)展也給翁慶章等人的醫(yī)學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翁慶章說：“我們在空軍總醫(yī)院第二艙進行模擬高空的試驗，最高的高度能夠達到9000米。在世界上也只有德國和美國能做到這個高度。

在模擬的高度中，對運動員進行心腦電圖、呼吸狀況評估以及兩位數(shù)的算術測驗。在登珠峰以前，我們有20多人能夠在9000米的高度感覺舒適，還有兩人能夠達到9500米的高度。在對比了運動員在珠峰的表現(xiàn)后，我們一對照，發(fā)現(xiàn)試驗和真實情況是相吻合的，在試驗中表現(xiàn)好的人在實地登山中同樣表現(xiàn)得好。這說明這種方法是科學的，在以后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