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生態(tài)文明-------------------------------------------------------------------------------- 每次回老家，車進河南，心跳都會加速，一股熱潮周身奔涌。是那種就要到家的激動，也是對歷史和文明的感慨，還有對大地的深深的感念。歷史、文明、大地、偉人……不可名狀地交織在一起。是的，走在軒轅氏黃帝、大禹等無數(shù)偉人曾經(jīng)走過的土地上，由不得你不思緒萬千，也由不得你不對車窗外延展到天際的大地肅然起敬。這塊土地哺育人類、滋 二 儒家文化的超越性智慧，集中表現(xiàn)在對于生命的珍視和尊重。“生”在中國文化中含義極其豐富，這正表明了古人對于“生”的體驗和認識的深刻性豐富性。 “生”的最基本的含義自然是生命。生命的出現(xiàn)是誕生、出生，生命的存在狀態(tài)是處于生中，生命的展開表現(xiàn)為生長、生活。生命在它展開的最初階段無疑是稚嫩的、不成熟的，所以漢語有生、熟對立的說法。對于稚嫩的生命，儒家的基本精神是讓它順利地、飽滿地生長和實現(xiàn)，這就是“生”的“使之生”的含義?！兑讉?#183;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傳·系辭上》說“生生之謂易”；“大德”就是偉大的性質(zhì)、德性，天地偉大的德性是給于事物以生命；“生生”就是使生命順利地展開，這是天地的好生之德。這種思想在《中庸》又發(fā)展成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的說法。盡，就是發(fā)揮、實現(xiàn)。一個人，要發(fā)揮、實現(xiàn)自己的本性，也要讓他人能夠發(fā)揮和實現(xiàn)自己的本性，也要讓萬物發(fā)揮實現(xiàn)自己的本性。如何做到“盡性”，孔子說的很明白，也很經(jīng)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尊重萬物的生命的思想，落實到對待動植物上，表現(xiàn)為“時禁”的觀念，即動植物不到成熟之時，不得漁獵和砍伐，為的是“不夭其生，不絕其長”（《荀子·王制》）。孟子、荀子都把“時禁”作為仁政或圣王之制的內(nèi)容；《禮記·月令》篇甚至詳細地規(guī)定了漁獵砍伐的月份限制，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時禁也是儒家的孝的內(nèi)容之一。曾子說“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短命的秦朝歷來被認為刻薄少恩，不施仁義，可是，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田律》，也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可見儒家思想影響之深遠。 “生”也是生物體內(nèi)在的根本動力，表現(xiàn)為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儒家叫做“生意”，這可謂對生命的最為深刻的體會。程頤把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仁”解釋為“生意”。他說：“心譬如谷種，生之性便是仁也”（《二程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第184頁）。種子一定是包含有“生意”的。谷種包含著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又重新成為種子的生生不息的整個過程?，F(xiàn)代漢語還保留著這種用法，植物的種子大都叫做“xx仁”，如“核桃仁”、“花生仁”、“玉米仁”，這里的“仁”就是作為生意的“仁”。“生意”包含著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的發(fā)展和增長的過程，所以，不知不覺中，“生意”成了經(jīng)商、“做生意”。從“生意”的起源上看，企業(yè)一定得有內(nèi)在生命，才有“生意”；有了“生意”，才有生意；沒有“生意”，也就沒有了生意。這就是企業(yè)的成長性，也是從“生意”中引申出來的生產(chǎn)、創(chuàng)造、增值的意義。 尊重生命的思想是中華文明根深蒂固的內(nèi)容，滲透并扎根于百姓的生活之中。大約1000年前，理學家程頤就很不留情面地批評了北朝哲宗皇帝春日折柳的行為，弄得皇帝十分尷尬。尊重生命的思想也是超越民族的。日軍敗退時留下不少孤兒，中國人并沒有計較他們是侵略軍的孩子，也沒有計較他們的父母曾經(jīng)屠殺過中國人，把他們都養(yǎng)活大了。這種善良的骨子里就是對于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的思想也超越通常的“生命”概念。王陽明曾經(jīng)說，人的仁愛之心不僅應與將要掉到井內(nèi)的孺子為一體，也要與鳥獸、草木、瓦石為一體。對于將要掉入井內(nèi)的孺子，應有怵惕惻隱之心；對于鳥獸就死，要有“不忍”之心；對于草木摧折，要有憐憫之心；對于瓦石毀棄，要有顧惜之心，這樣，珍視生命的態(tài)度就擴展到草木瓦石，超越了通常的生命。 尊重生命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并不是漂游無根的東西，而是有深厚的哲學根基的。這就是儒家所說“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天人合一”思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在儒家哲學中首先是一個基本事實。儒家認為，天地萬物與人，都是由氣構(gòu)成的，氣貫通天地萬物，所以天地萬物從根源上看本來就是一體的，天人合一的“合”，簡直是多余的。二程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1，第81頁）不過，一體并不意味著人和物完全一樣，相反，儒家認為人稟受了氣的精靈部分，和一般的物不同。荀子明確地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集解·王制》）；《孝經(jīng)》也說“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唐玄宗對“貴”的解釋是“異于萬物”（《十三經(jīng)注疏》下冊，中華書局，1980，第2553頁上）。宋明儒明確把“貴”解釋為人為天地之心。天地以生養(yǎng)萬物為心，人稟受了天地的“生生之理”，所以天地之心在人，這樣，人的生命和天地萬物的生命就有了相關性和貫通性，天地的職責便轉(zhuǎn)移到人，于是人就有了“替天行道”的道德職責。這樣天人合一就變成了價值觀?！吨杏埂返?#8220;參天地”、“贊化育”，張載的“民胞物與”，王陽明的“感應之幾”，都是強調(diào)個體生命必須完成天地的生養(yǎng)萬物的道德職責。從人必須完成天賦的職責來說，天人合一又進一步升華為最高的道德境界。 在儒家哲學中，人的靈、貴只是對人不同于萬物的價值的肯定，是靈異而不主宰，和《圣經(jīng)》所說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chuàng)造了人，把大地交給人類統(tǒng)治管理根本不同。在《圣經(jīng)》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化中，自然是人改造、征服的對象，人類可以主宰自然的命運；儒家的基本態(tài)度卻是與自然共生共存。儒家文明自覺地把人的存在和自然環(huán)境結(jié)合在一起，把自然環(huán)境作為文明的一個要素或變項來考慮，認為人對天地萬物承擔有道德義務，所以，它不把人置于自然的對立面，而是注重二者的和諧。《中庸》的“盡性”最終落腳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希望達到的是“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的和諧狀態(tài)（《荀子·王制》）；《易傳·系辭傳上》也說“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中華文明對于自然還有一種超越功利的審美態(tài)度，陶淵明、王維以及后來的大小程、朱熹等人，有不少膾炙人口的詩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等，都不能作為單純的吟誦自然的詩來看待，其中還滲透著自然對人的理智和情感的啟發(fā)、自然的超自然的神性和人與自然的情感交融等豐富內(nèi)涵。 三 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今天，環(huán)境破壞和生態(tài)惡化已經(jīng)成為危及人類生存的迫切問題，生態(tài)哲學、環(huán)境倫理成為國內(nèi)外學術界深切關注的問題，出現(xiàn)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弱人類中心主義、大地倫理學、深度生態(tài)哲學等學說。困擾當今生態(tài)倫理或環(huán)境倫理的基本問題有道德關注的范圍、生命的范圍，價值的根源等問題。這些歸根結(jié)底是如何認識和對待生命的問題。儒家重視“生生”的生態(tài)思想，為當今世界確立尊重生命、維護和保持生態(tài)的穩(wěn)態(tài)平衡的義務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當然，這不是說儒家的生態(tài)思想已經(jīng)十分完善，也不是說中國古代不存在生態(tài)問題。曾幾何時，“清且漣漪”的黃河水，變得濁浪翻滾；林木茂美的森林草原，成了年復一年席卷大半個中國的沙塵的策源地。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生態(tài)問題。但是，儒家文明對生命的尊重、對自然、大地的珍視，使我們今天仍然能夠生活在他們曾經(jīng)生活的大地上，這正是我們要感恩于古人、感念于大地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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