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東晉著名田園詩人，歷來以“隱士”著稱。自淵明之后出現(xiàn)不少所謂的“隱士”，有的故作清高，沽名釣譽；有的以“隱”求“仕”,待價而沽……終因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為世人所遺棄、所鄙視；淵明卻不同，他清高超逸、孤標(biāo)傲世，為世人所傾慕和景仰。

終觀陶淵明的一生，大半是在農(nóng)村隱居度過的。雖然他在29歲出任江州祭酒至41歲辭去彭澤令期間，曾陸續(xù)做過幾次小官，但為時都很短，過的也是半仕半隱的生活。41歲辭令以后直至他“托體同山阿”（見《挽歌》），一直隱居村野，再也沒有出仕。即使晚年生活舉步維艱，有人勸他再謀官職（如宋文帝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登門請他出仕、義熙末年官府征其為著作佐郎等），但看慣了戰(zhàn)亂、篡奪、陰謀、危機的陶淵明，始終不為所動，以躬耕的生活走完他的一生。在隱居田園期間，他飲酒賦詩，彈琴讀書，閑話桑麻，棹舟“尋壑”，駕車“經(jīng)丘”，登高“舒嘯”，植杖耘耔……應(yīng)該說，陶淵明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隱士。無怪乎，鐘嶸在《詩品》中稱譽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此前在首頁部分顯示#

辭官歸隱是陶淵明自覺自愿的選擇，然而他的隱逸生活并非總是悠閑自得、樂而無憂的，正如魯迅所說的“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他雖隱居不仕，但并未做到心如止水，仍需“樂琴書以消憂”；并非泯滅是非，仍遇事而激動感發(fā)；“猛志固常在”，仍關(guān)心外面的世界……。嚴(yán)格地說，陶淵明是一位內(nèi)心充滿矛盾的隱士。這些矛盾包括以下幾點。

一、“大濟于蒼生”（理想）和“性本愛丘山”（志趣）的矛盾

陶淵明出生于官宦之家，祖輩多在朝中做官（如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親陶敏曾任安城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將軍等），使他產(chǎn)生了效法祖輩、建功立業(yè)的愿望。同時，受儒家傳統(tǒng)思想教育的影響，產(chǎn)生了“大濟于蒼生”(《感士不遇賦》)的壯志。他多次出仕，先后做過江州祭酒、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以期實現(xiàn)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

然而素有宏志的他卻又向往田園的隱逸生活，在詩作《歸園田居·其一》中說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的本性是熱愛丘山、追求閑靜的。正是他的這種“質(zhì)性自然”，使得他孤獨傲世、卓然獨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何等的悠然自樂；“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是何等的快然自得；“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與淳樸的農(nóng)民共話桑麻是何等快樂；“漉我新熟酒，只雞邀近局”，與鄰里相與宴飲是何等歡暢；“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與友人談心賞文是何等閑適高雅等。也正因為他性愛自然，崇尚自由，使得他在身處官場受到拘束時，覺得有“池魚”“羈鳥”之感，常生“思故淵”“戀舊林”之念，幾欲沖出“樊籠”。

出仕為官，可圖展宏志；歸隱田園，可任性隨情。官場齷齪，使他艷羨歸隱；“猛志”難圖，又使他重新出仕。多年來，陶淵明一直是“一心處兩端”（見《雜詩四首（其一）》，仕隱無常。

應(yīng)該說，陶淵明既是“性愛丘山”，又欲“大濟蒼生”的。他“大濟于蒼生”的思想，使他多次自覺自愿地走出田園，甘落 “塵網(wǎng)”；他“性本愛丘山”的思想，又使他多次自覺自愿地回歸田園，甘入“樊籠”。他的這種“忽仕忽隱”的矛盾生活，直到41歲辭去彭澤令時才徹底結(jié)束。

二、“審容膝之易安”（羨隱）與“猛志故常在”的矛盾（慕仕）

41歲的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因不愿束帶去見郡中派來的督郵，留下一句“我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決然歸隱田園，從此不再出仕。隱居是退居山野，不問世事，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陶淵明確乎做到了。他“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詩人在這個寧靜、安閑的環(huán)境中，“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好不逍遙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也是否真的是“審容膝之易安”呢？

義熙十三年，劉裕北伐攻破洛陽、長安，陶淵明聽到這個消息后，顯得十分高興。他曾在《贈羊長史》一詩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時，頗動“逝將理舟輿”的念頭，他的這種躍躍欲試的心情，說明他雖身在歸隱的鄉(xiāng)村，對政治仍然相當(dāng)關(guān)心。又如，在用隱語寫成的《述酒》詩中，他一改詩中不談?wù)蔚膽T例，來寄托晉宋易代的悲痛。再如，在《詠荊軻》一詩中，對能“踐志”的荊軻充滿敬意和欽佩，認為他是“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蘊含詩人的羨慕和失落。

可見，歸隱的后陶淵明雖已徹離污濁的官場、躬身隴畝，但并未全然脫離現(xiàn)實，仍然是“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jīng)》）， 仍有一股濟世的熱情流貫在他的身上。，他那“審容膝之易安”閑適心情之后，依舊是心潮起伏，擺脫不了他年輕時“猛志逸四?！钡倪h大抱負。

陶淵明決裂官場，并非真正厭棄世情；他的歸隱閑居，并非不問世事。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關(guān)心百姓疾苦，極想實現(xiàn)抱負的人，在隱居中仍然強烈渴望人生能有所作為。歸隱田園，是由于官場險惡，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同時，他本喜安寧靜謐生活，所以又情愿歸隱遠離污濁的官場。盡管“愛丘山”的夙愿就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可是，在“易安”的背后仍掩蓋不了他的“猛志”。

三、“少無適俗韻”（稟性）與“心為形所役”（官場）的矛盾

東晉陶淵明的時期是一個動亂的年代，社會混亂，戰(zhàn)亂頻仍，政治黑暗，風(fēng)氣敗壞。在那個時代一個人涉身官場，要保持自己純樸的本性，而不被混濁的風(fēng)氣所影響，不同流合污，真的是難上加難；要表現(xiàn)清高又不受排擠，并且圖展自己“經(jīng)世濟民”的理想，更是一種侈談。

29歲時，陶淵明出任江州祭酒，由于森嚴(yán)的門閥制度，出身庶族的他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36歲時，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由于桓玄窺伺篡奪東晉政權(quán)，淵明不肯與之同流，趁母喪辭職回家；40歲時，投入劉裕幕下任鎮(zhèn)軍參軍，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有功、無罪之人，卻憑私情任用奸邪小人，淵明感到失望，就辭職隱居；41歲，出任彭澤縣令，由于不肯“為五十斗米折腰鄉(xiāng)里小兒”，到任八十一天，就掛職歸田。

陶淵明斷續(xù)仕宦的十三年，是詩人保持自己高潔的操守不向現(xiàn)實低頭的十三年。陶淵明堅持理想的性格，率真自在的性情，高潔脫俗的胸懷，真的是與當(dāng)時社會風(fēng)氣格格不入。若繼續(xù)留在官場，雖有俸祿得以糊口，但必須和一些他看不慣的人相來往，甚至鞠躬哈腰的，以他的性情來說，這是比沒錢吃飯挨餓受凍更痛苦的事?！吧贌o適俗韻”的陶淵明，以如此的個性涉身官場，難免是“心為形所役”，以至“奚惆悵而獨悲”（見《歸去來兮辭》）。

正因時局的動蕩、官場政治的腐敗、門伐制度的森嚴(yán)，秉性真淳的陶淵明身在官場，覺得仕途險惡，在多次仕隱之后，與官場徹底決裂，毅然辭官歸隱。

四、“憂道不憂貧”（樂耕）與“夏日長抱饑”的矛盾（憂貧）

陶淵明歸隱后，過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寧謐、詳和的田園生活。他飲酒賦詩、彈琴讀書……好不悠然自得。如他在《歸田園居》中描繪了恬美靜穆的田園風(fēng)光，抒發(fā)了脫離樊籠的自由心境等。儒家是鄙視勞動的，“士大夫多見恥涉家務(wù)”（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孔子也被視為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語·微子篇》）。陶淵明并不全都遵循儒家教誨，沖破了儒家的這種鄙視勞動的意識束縛，走上躬耕自資的道路。

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田園居·其三》），完全是一個清晨荷鋤而出，帶著月色荷鋤歸來的勞動農(nóng)民形象。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一詩中表現(xiàn)他反對不勞而獲、主張自給自足的思想，以及不辭辛苦堅持躬耕、樂此不疲的人生態(tài)度。

田園生活樂趣雖很多，但也并如此美妙。陶淵明本認為勞動可以自養(yǎng)，相信“衣食當(dāng)須紀(jì)，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但實際上他“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保ㄒ姟?/span> 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span style="FONT-SIZE: 10pt; COLOR: #000000; FONT-FAMILY: 宋體">（《有會而作》）尤其是44歲后，陶淵明家中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貧苦。他經(jīng)常受饑寒威脅，有時因家徒四壁不得不出去乞食，他在《乞食》詩里寫道：“饑來驗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雖然“先師有遺訓(xùn)，憂道不憂貧”（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但“瞻望邈難逮，轉(zhuǎn)欲志長勤”（同上），陶淵明不能不憂貧。

生活上的饑餓、思想上的痛苦，使得他在精神和肉體備受折磨，也許正是對田園生活的“失望”，他才提出“沒有剝削壓迫”“人人怡然自得”的桃花源這一社會理想。田園生活期間，他也是矛盾的，既有樂趣又有痛楚，既滿足陶醉，又要借酒忘憂。

 五、“騫翮思遠翥”（崇儒）與“人生似幻化”（尊道）的矛盾

陶淵明29歲前一直在家學(xué)習(xí)、生活，自幼受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熏陶。他在《飲酒·十六》中說道：“少年罕人事，激好在六經(jīng)”。儒家“大濟于蒼生”的思想，促使他少年時產(chǎn)生“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的雄心壯志。在對現(xiàn)實絕望之后，“世與我而相違，復(fù)駕言兮焉求”（《歸去來兮辭》），使他走上了潔身守志的歸田道路；在《飲酒·其八》中寫道“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表現(xiàn)自己高遠的志趣，不隨眾的個性：這是遵循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教義。在《雜詩·其二》中寫道“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可以看出詩人在光陰虛擲中不能實現(xiàn)自己理想的矛盾和痛苦。晚年仍是“刑天舞于戚，猛志故常在”（同上），儒家“有為”的思想仍然影響著他。

東晉時代，是一個老莊思想、隱逸風(fēng)氣盛行的時代。這對陶淵明也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使他在早年就有愛慕自然、企慕隱逸的道家思想。陶淵明歸隱山野之后，他試圖用道家順應(yīng)自然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在《歸去來兮辭》說道“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fù)奚疑”，表現(xiàn)了他“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樂天知命，不思進取的消極人生觀。又在《歸園田居·其四》中說道“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流露出虛無幻滅和及時行樂的思想。甚至在《己酉歲九月九日》中，“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流露出一種頹廢的情緒。

陶淵明的一生是充滿矛盾與痛苦的，他仕而想隱，隱又欲仕，決然歸隱而不忘世事。儒家思想使他多次出仕，以求實現(xiàn)“騫翮”之志，即使歸隱仍“猛志故常在”；道家思想使他多次辭官歸隱，不能容忍黑暗現(xiàn)實，產(chǎn)生虛無厭世思想。

陶淵明正是早年受家庭影響、儒道思想熏陶以及詩人的個性，使他不能容于官場，也不能長久置身朝廷，并最終與朝廷決裂的，這些造就了他這樣一個內(nèi)心充滿矛盾的隱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