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圣潔的竹林

                  王重旭                        

    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這個非常特殊的時期出現(xiàn)過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物，而這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的群體，這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就是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
    其實，中國歷史上的文人群體或被稱之為流派的，非常之多，像漢魏的“建安七子”，唐代的“初唐四杰”、中唐的“香山九老”、宋代的“蘇門四學士”、明代的“北郭十友”等等。但是影響最大，最被人們所津津樂道，而且一聽名字就讓人神清氣爽，心向往之的，便是“竹林七賢”了。
    先不說“竹林七賢”的內涵如何，但就這個名字，人們便覺得起得好。中國人喜歡竹，視竹為君子，有氣節(jié)。所以，王羲之蘭亭修禊，離不開“茂林修竹”；陶淵明世外桃源，亦是“桑竹之屬”；而詩人王維更是“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到了蘇東坡那兒，則更是把這竹推到了極致，“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了。
    所以，千百年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文人，給予“竹林七賢”以極高的評價，像什么“正始之音”、“魏晉風度”、“不拘禮法”、“超越名教”、“放浪形骸”、“恣肆瀟灑”等等，真是贊譽之文，連篇累牘；溢美之詞，不絕于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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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1500年前，南朝有一個叫劉義慶的人，是皇室宗親，他的手下養(yǎng)了一批文人雅士，并組織他們編了一本書。按理說，作為皇室的人，理應有點政治頭腦，編寫一些有教育意義的讀本什么的，在理論上算有所建樹?？伤I著大伙，編了一本遺聞軼事，清談玄言，機智應對，甚至是搞笑逗樂的書，名之曰《世說新語》，很無聊。然而，“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這樣一本書卻一經問世，便千百年來，一直暢銷不衰。
    “竹林七賢”的故事便大都出現(xiàn)在這本書中：“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稍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這就是“竹林七賢”的來歷。不過，如果僅從這段話中，我們絲毫看不出這“竹林七賢”究竟“賢”在哪里？無非就是有這么七個人，常在竹林之下盡興喝酒，酣暢恣肆，于是便“竹林七賢”了。其實，《世說新語》的這段話并沒有說到點子上，賢人是什么？賢人在我們中國其地位僅僅次于圣人，不得了，如果喝酒就能喝成賢人來，那中國的賢人真的要“恒河沙數(shù)”了。
    所以，還是司馬光的話有理論色彩，不愧是為皇家編書的人，人家的話就是能說到點子上，他在《資治通鑒》中說，“譙郡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這里的“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四句話，涵蓋了“竹林七賢”的行為方式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說他們除了拼命喝酒，還崇尚老莊、輕蔑禮法，拋棄世俗之事。這才是“竹林七賢”的真正來歷和他們的過人之處。
    然而，歷史一旦成為歷史，便不再是歷史本身。無論是劉義慶《世說新語》的描述，還是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都不再是歷史的真實。只要我們回到晉代的“山陽竹林”之中，揭下籠罩在“竹林七賢”身上的神秘面紗，就會發(fā)現(xiàn)，千百年來，我們對這七位古人實在有些過譽了，他們的所為和我們的所想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全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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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問，“竹林七賢”有幾個人呀？大家一定會笑曰，這是問題嗎？“竹林七賢”當然是七個人了。
其實不然，“竹林七賢”并不是七個人，因為和他們經常在一起的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呂巽，一個是呂安，兩人是親兄弟，他們兩人和嵇康、向秀、山濤等人的交往，比其他人還要多。
    比如向秀在他的《思舊賦》中說：“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羈之才。”向秀說：我和嵇康、呂安志趣愛好差不多，兩個人都放浪不羈，很有才華。這里有呂安。
    比如《晉書·向秀列傳》中說，“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這里是說向秀和嵇康一起打鐵，還和呂安一起種菜。
    比如《晉書·山濤本記》中說：山濤“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忘言之契，就是不用說話就能相互理解，這樣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這句話進一步證明了呂安和嵇康、向秀、山濤友善，其資歷比阮籍還早，而且也參與了竹林之游。
    比如《世說新語》中有：“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就是說嵇康和呂安很要好，呂安只要思念嵇康，便不遠千里，跑來看望他。當然還要喝酒，還要竹林之游。
    比如嵇康在《與呂長悌絕交書》中說：“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shù)面相親，足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呂長悌就是呂安的哥哥呂巽。這里，嵇康用了“至交”、“歡愛不衰”兩個詞，可見情感非同一般。所以，在嵇康的朋友當中，少不了呂巽。
    那么，他們的這個圈子里明明是九個人，為什么被說成是七個人呢？這里面有一段難言之隱。
    據(jù)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及《三國志》、《世說新語》等書披露，哥哥呂巽乃一色鬼，他見弟弟呂安的妻子徐氏面容姣好，便動了邪念，將其奸污。呂安知道后，非常憤怒，要把哥哥告上官府。嵇康知道這事之后，便從中斡旋，勸呂安“家丑不可外揚”，若說出去，連他這個朋友都覺得丟面子。然后又找到呂巽，把他痛罵一頓，讓他保證以后不再做這種有損家族聲譽的事。事情到此本應該劃個句號了，可是沒過多久，風波驟起，弟弟忍了沒告哥哥，哥哥卻毫不客氣，把弟弟告上法庭，說呂安“不孝”，打了母親。這司馬氏雖然是從曹家手里奪了龍椅，卻偏偏要“以孝治天下”，于是逮捕了呂安。作為朋友，嵇康豈能坐視不管，于是挺身而出，為呂安辯護。結果司馬氏順手牽羊，把嵇康也抓起來，最后殺掉。嵇康在獄中寫下這篇《與呂長悌絕交書》，很后悔自己竟然交了呂巽這樣的一個背信忘義、殘害手足、禽獸不如的朋友。
    竹林乃圣潔之地，豈能藏污納垢，所以必須把呂巽剔除，這樣的人何賢之有？可是，呂安總該保留下來吧，因為大家都說他是冤枉的呀！其實不然，這些“不拘禮教”縱情喝酒的人，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做不到的。既然做哥哥的強奸弟媳的事情都做得出來，那么做弟弟的酒后失手，對母親不孝的事情也就做得出來了，而且他的母親也并沒有出面來洗刷兒子的清白呀。
    所以，“竹林九賢”變成“竹林七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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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以為，“竹林七賢”每次到竹林中開懷暢飲，都是七個人一同前往，竹林之中，各具神態(tài)。其實不是，想想看，他們七個人并不都是鄰居，天南海北，散居各地，那時又沒有動車組，相聚一次談何容易？所以只能是有時七人齊聚，有時或二人，或三人，或五人。比如《魏氏春秋》中有“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這里是兩個人；《世說新語·簡傲篇》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這里是三個人；《世說新語·排調篇》記載，“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這里是五個人；《名士傳》中記載，“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王浚沖為竹林名士。”這里是六個人。所以，七個人一同前往，暢游竹林的情景并不多。
    我們常以為，“竹林七賢”但凡喝酒，必到竹林之中。其實不是，他們喝酒也常到酒店里?！妒勒f新語·傷逝》記載，王戎做尚書令的時候，“著公服，乘軺車，”在經過黃公酒壚的時候，回過頭對后車的客人動情地回憶道：“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飲與此壚。”“壚”，就是酒店里安置酒甕的土堆，借以代稱酒店。王戎的話是非?？尚诺?，想想看，在竹林中喝酒，菜肴不會很方便，而且還有天氣的原因，比如刮風、下雨，所以還是到酒館里方便。而《世說新語》中的那句“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的那件事，就發(fā)生在阮籍的家中。還有那件被大家所津津樂道的事，就是阮籍看到鄰居酒家的媳婦漂亮，便到人家去喝酒，醉了就睡在人家媳婦的身邊，還引起人家丈夫的懷疑。且不管阮籍這件事是否得體，但至少告訴我們，這些人喝酒并不都在竹林之中。那么，為什么后人喜歡說竹林，并以竹林來命名這個團體呢？這就像電影導演改編名著一樣，并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所描繪的場景，它可以變換一下，只要畫面好看，只要對烘托氣氛、塑造人物有利就行，就像過去我們常說的“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樣。
    我們常以為，七賢相聚，除了劉義慶說的“肆意酣暢”，就是司馬光說的“縱酒昏酣”，除了喝酒還是喝酒。其實不是這樣，《晉書》上說，“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就是說，他們相聚的時候，除了喝酒，有時也在專心致志地打鐵，打得很認真，很投入，旁若無人。以至那位叫鐘會的公子慕名前來，他瞅都不瞅，還問人家“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除了打鐵，他們還“灌園于山陽”，灌園就是澆菜，既然能澆菜，就免不了還要翻地、種菜、除草、收獲。至于史書中多次出現(xiàn)的那句“游于竹林”的話，也很有可能是在家里或酒館里喝完酒，一起到竹林中去散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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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賢”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氣節(jié)，這氣節(jié)就表現(xiàn)在不與司馬氏的合作上，他們不去做官，藐視權貴，遠離塵世。甚至有人說他們在竹林里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縱酒放歌，實際上是對統(tǒng)治者的一種消極反抗，充分表現(xiàn)了他們的高風亮節(jié)。
    其實，說來有些可笑，他們這七個人中，除了嵇康被殺而沒有機會和司馬氏合作之外，其他六個人，沒有一個人遠離官場，沒有一個人拒絕和司馬氏合作，甚至有的在官場上還如魚得水。
    我們不妨對這七個人一一做以甄別：
    嵇康：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在曹魏政權中做過中散大夫，所以后人稱嵇康為“嵇中散”。司馬氏篡權之后，想讓嵇康做官，嵇康不肯，后來自己的好朋友山濤推薦他頂替自己做吏部侍郎，嵇康一怒之下，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表達了自己的志向。這是真正的不合作.
    阮籍：阮籍在曹氏政權的時候，倒是多次辭官不做，但是司馬家族掌權時，阮籍當過從事中郎、東平相，步兵校尉，所以世稱“阮步兵”。阮籍還為司馬昭寫過“勸進文”，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效忠信”。其實，這事一般人很少提起，因為這太有損“竹林七賢”的形象了。當然，也有人說，這是被逼無奈，這是迫于淫威。然而，歷史的污點是抹不掉的，無論怎樣掩飾。
    阮咸：在司馬政權中做了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所有后人稱其為“阮始平”。
    向秀：在司馬政權中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人稱“向常侍”。
    劉伶：在司馬政權中任建威參軍，后被罷免。人稱“劉參軍”。
    山濤：在司馬師政權中，擔任冀州刺史，后為侍中、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最后官至司徒，可謂位極人臣。
    王戎：在司馬政權中，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后遷光祿勛、吏部尚書等職。晉惠帝時，官至司徒，名列三公。
    如此看來，這七個人中，除嵇康外，其他六個人都在司馬政權中當了官，合了作。其實無論被逼也好，無奈也罷，甚至是“不得已而為之”，畢竟還是和司馬氏合作了，而且山濤和王戎還合作得那么好，甚至位極人臣，名列三公。當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阻止他們出仕，當不當官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明明做了官卻非要說不合作，本來無關“氣節(jié)”卻非要把“氣節(jié)”這兩個字用到他們的身上，就有些諷刺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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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竹林七賢”不和司馬氏合作是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的話，那么他們的不拘禮法，放浪形骸，超越名教，便是我們后人所極力推崇的魏晉風度了。
    可以肯定地說，“竹林七賢”中，嵇康的風度是無與倫比的，達到了風流的極致。比如貴公子鐘會求見，他和向秀在樹蔭下打鐵，根本不予理睬。鐘會羞愧離開，他反倒問人家：“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我們今天講，嵇康是看不起鐘會，所以不理他。其實呢，也許嵇康打鐵興趣正濃，俗語講“趁熱打鐵”，涼了不行，所以顧不上他。而鐘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來對嵇康加以陷害。其實這段對話還是很有些禪意的，嵇康問的巧，鐘會答的妙，值得玩味。還有一件最能表現(xiàn)嵇康風度的則是《世說新語·雅量》中那段著名的描寫：“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曲，吾終不顧，廣陵散于今絕矣！”在臨刑之際，尚且如此從容，后人確實難以企及。
    但是其他幾個人的所為，則不過是流于形式，有作秀之嫌。我們不妨再來梳理一番。
    先說阮籍。阮籍的故事很多，常被津津樂道。比如阮籍的鄰居酒家有一婦人，面容姣好，阮籍便到人家買酒喝，醉了，便睡在美婦身邊。開始的時候，人家丈夫很不高興，但觀察了一陣子，見阮籍倒也沒什么歹意，便不再放在心上了。其實這不過是好色男人之好色之舉罷了，若其夫不看得緊，事情的發(fā)展很難預料。還有一件事，有一個“步兵校尉”空缺，因為阮籍得知那里“廚中有貯酒數(shù)百斛”，于是阮籍“乃求步兵校尉。”為酒而去做官，看似瀟灑，其實是把公家的酒據(jù)為己有，不說貪污，也是侵占公物。阮籍母親病逝，做兒子的本該守孝，但阮籍照舊喝酒吃肉。朋友前來吊唁，朋友行禮他不還禮，朋友掉淚他不掉淚，好像去世的不是他的母親。這種所謂的不拘禮節(jié)，實在不足夸贊，也更不足效法。至于李白夸贊阮籍的那首“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風清”的詩，我們也就只能當成詩來看，認真不得，就像他的“白發(fā)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樣，無非是夸張而已。阮籍騎驢上任，東平十日，除了把官衙的結構亂改一通外，也不可能干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來。當年范仲淹說滕子京在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人們尚且半信半疑，那么，阮籍僅十余日，便把東平治理得“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說法，則更是信口開河了。
    阮咸：有一次家族聚會，阮咸不用酒杯，干脆就用大甕盛酒，這時一群豬跑過來喝酒，阮咸便和這些豬一起喝。這種事其實和不拘禮法一點都挨不上邊，如果能天天和豬生活在一起，那才叫人佩服。阮咸母親去世，姑姑帶著婢女前來奔喪，沒想到，阮咸竟然和這個婢女搞到一起。姑姑走的時候帶走婢女，阮咸身穿重孝，騎著驢追趕，并說：“人種不可失！”果然不拘禮法，但是有違人倫，這樣的事做了也就做了，容忍也就容忍了，若當成美談，則有失偏頗了。
    劉伶：經常乘著鹿車，帶著一個酒壺，一路狂飲，還令仆人跟在后面，扛著鍬，邊喝邊說，如果我喝死，就地掩埋，真難為他怎么想出來的。讀書至此，我倒想起一個成語來，叫“招搖過市”。如果真的想死，就在自己家里喝死，或者直接到山上挖了坑，躺到里面一口氣喝死，也免得麻煩別人。
    說心里話，這三個人的行為，其實并不美好，也不高尚，更談不上什么反抗名教，只不過是酒后失德失態(tài)或者故意整景而已，我們只當一則趣聞和酒后談資，大可不必上升到什么高度而大加贊嘆。那么另外三個人又怎么樣呢？
    向秀：據(jù)《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什么意思呢？文帝帶有諷刺意味地說：“你不是要隱居嗎？今天怎么也站到了我的面前？”向秀討好地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不了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羨慕。”于是皇帝很高興。瀟灑也好，輕蔑禮法也好，在皇帝面前，都蕩然無存了。
    山濤：山濤這人很老成，也很會做官，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知道怎樣才能讓皇帝滿意?！稌x書》記載：“濤再居選職十余年，每有官缺，輒啟擬數(shù)人，詔旨有所向，然后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就是說，山濤在選拔干部的時候，不管你優(yōu)秀不優(yōu)秀，勝任不勝任，反正只要皇帝想提拔誰，我就考核誰。后來皇帝看出這個問題，便囑咐他：“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但山濤依然如此，沒往心里去，“行之自若”。還有一件事，有一個叫袁毅的人，“貪濁而賄賂公卿，”給山濤送了“絲百斤”，山濤這個人很狡猾，收吧怕出事，不收吧又顯得與時格格不入。于是便封好“藏于閣上”。后袁毅行賄的事情敗露，凡接受賂的，都被檢舉出來。而山濤則“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你看，我并不想收他的賄賂，我早就封好了，只等上交呢。
    王戎：王戎的所為離賢人更遠，這個人一是貪婪，二是吝嗇，三是阿臾奉承。
    先說貪婪：據(jù)《晉書》記載，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確，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zhí)牙籌，晝夜計算，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yǎng)，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世說新語》中還有一句“每與夫人燭下思舊散籌算計。”這里沒一句好話。
    再說吝嗇：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鉆其核。以此獲譏于世。”為了不讓別人得到這棵李樹的種子，在賣之前竟把李子的核逐個鉆眼，使之不能再種。這是其一；“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后更責之。” 侄子結婚，他送一件衣服，后來多次討要，這是其二；“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shù)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女兒結婚，借他些錢，女兒回來，他給臉子，女兒把錢還上，他這才露出笑容。一個中國版的吝嗇鬼躍然紙上。
    再說奉承：王戎很會吹捧，山濤是朝廷重臣，他吹捧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見到阮籍的族兄阮文業(yè)，為了討好阮籍，便說他“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其實這個人并沒有什么成就，也沒有什么名氣；王衍是太尉，大權在握，他吹捧說：“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戎為什么官做得好，會奉承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如此看來，所謂風度，并不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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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凡講中國古代文學史，都不會繞過“竹林七賢“的。古人的不算，就是今人對其在文學史上的評價，也是很高的。
    比如：“竹林七賢，是繼建安七子之后，在中國文學史上頗具影響的文人群體。”
    比如：“竹林七賢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他們哲學研究的深厚功底，即，竹林七賢對魏晉玄學的深入研究，為他們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文學風格的形成，提供了豐厚的底氣。”
    比如：“（建安）七子生于漢末動亂的形勢下，（竹林）七賢生于黨爭最激烈動蕩的時期，從時代背景下，兩個文學集團都處在群雄逐鹿的動蕩年代，他們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文學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真的這么巨大和這么重要嗎？我們不妨再來仔細鑒別一下：
    應該說，嵇康和阮籍的文學成就是巨大的，他們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除他們倆人之外，其他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便不敢恭維了。向秀有一篇十分不錯也十分感人的《思舊賦》，其水平勉強可以上得了文學史；劉伶有一篇《酒德頌》，文筆實在一般，上文學史就比較勉強了；阮咸基本上不會寫文章，更不會作詩，喝酒還是一條漢子；山濤這個人文字功底還不錯，但也沒有寫過什么像樣的東西；最后一個王戎，有評論說他“擅長言談而不擅長詩文。”善談而不會寫文章的，算不得文學家，而且他的所談與文學無關。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竹林七賢詩文全集》，在這部全集中，阮咸、山濤、王戎三個人竟然沒有一篇像樣的作品，只有編者從各歷史著作中摘過來的只言片語，如果這些人在世的話，肯定會感到羞愧甚至無地自容的。
    沒有文學作品，卻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是很讓人費解的。也許人們太喜歡阮籍特別是嵇康，便愛屋及烏，把常和他們在一起的人也當成了文人。其實阮籍就是阮籍，嵇康就是嵇康，他們的文學成就，別人是不可以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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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竹林七賢”，我們會驚訝于他們的怪誕行徑。其實，在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行為并不是特立獨行，而是那個時代的風氣使然。為什么他們“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而皇帝還照樣召他們出來做官呢？就是因為皇帝對他們的行為方式并不怎么討厭，還在容忍的范圍之內，而且那時和他們差不多的人還有很多，僅《世說新語》這本書中就有許多記載，這里不妨略摘幾例：
    1、“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身后名不如當下一杯酒。還有一則，“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shù)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官可以不做，魚不可以不吃，瀟灑不？
    2、“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這段話，說得也夠豪爽了。畢茂世在吏部任職，常常因酒而耽誤工作，但他滿不在乎，上級似乎也沒把他怎么樣。
    3、阮修“常步行卦百錢杖頭，至酒店獨自酣飲。”阮修為太子洗馬，就是輔佐太子的官?？伤麉s把錢掛在手杖上，走到哪喝到哪。
    4、“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仆射’”。竟然大醉三日，真是無人可比。一次朝廷宴請大臣，晉元帝高興地說“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周伯仁趁著酒興大聲說：“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圣世？”皇帝自比堯舜，他卻說當今非比圣世。其膽量，“竹林七賢”哪個堪比？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在魏晉那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中，人們的行為方式在今天看來，是有一些反常。但是，這種反常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并不是“竹林七賢”所獨有的。所以，晉人王孝伯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真是一語道破。
    其實，嵇康也不喜歡自己的所為，他在臨刑前，寫了一篇《家誡》，對兒子提出了很多要求，最后一條就是：“喝酒的時候不要糾纏別人硬要人家喝，人家不喝你就不要再勸。要是別人來勸你喝酒，你就要盡量奉陪，不要不給面子。如果對方已經醉了，就不要再喝了，千萬不要喝得酩酊大醉，自己管不了自己。”
    同樣，當阮籍的兒子阮渾也加入他們的團體去放浪形骸的時候，阮籍堅決反對，他說：“仲容（阮咸）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說是阮咸加入進來我都有些后悔，你可萬萬使不得。
    從這一點來說，無論是嵇康還是阮籍，對自己的行為都是有所反省的。
    看來，“竹林七賢”并非高尚得高不可攀，也并非圣潔得一塵不染，不過是被后來的一些心中不服卻又膽小怕事的文人所理想化了的一個群體。這些文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通過對“竹林七賢”的無限放大而婉轉地表達出來。事實上，“竹林七賢”雖然沒有那么糟，但也沒有那么好，不過是如阮籍自己所感嘆的那樣：“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