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走向書法的第一步 - 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簡牘

        討論戰(zhàn)國秦漢時代，從目前已發(fā)現的最早的戰(zhàn)國秦簡算起。歷史上的這段時期毫無疑問具有時代的意義：諸侯割據第一次得到了統(tǒng)一，一個強大的帝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形成，它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和文化的發(fā)展，中國古代社會自此進人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漢王朝建立以后，吸取了秦王朝短期內覆滅的慘痛教訓，采取了“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淮南鴻烈》）的治國方略，與民休戚，恢復和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甚至還曾出現過漢武帝時代的“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的空前繁榮景象。秦漢時期的文化不僅完成了對先秦文化成就的繼承總結和升華，而且完成了新的綜合，為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在這五百年間所產生的隸變現象，同樣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今天我們研究隸變的產生、發(fā)展、成熟的過程主要依據便是簡吊。簡帛是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書法墨跡。我們分析簡帛的藝術特征時，可從L之下幾個方面著手：
        １、從時間流程』二分析，后期的書寫與前期的書寫，從文字和藝術性看都具有“進化”的特征：
        ２、從空間地域上看，不同的地域可產生不同的書寫風格；
        ３、除了時空上的差別處，因書寫材料的不同也可以導致風格的差異。
        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化現象的歷史演變總有空間上或地域上的表現相伴，動態(tài)的文化時空是難以分割的，如欲勾勒文化現象的全 貌，就必須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側面把握并加以綜合。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從時間的演變過程出發(fā)把簡牘書法分為四個時期或曰四類。
        秦以前(含秦)時期的簡帛。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典型的早期簡書和帛書是戰(zhàn)國中期的作品。長沙仰天湖楚簡和子彈庫帛書反映了濃郁的楚文化的氣息：點畫鮮活，結構奇詭多變，輕松。楚帛書周圍的各種鳥獸，更加烘托中間文字神秘、詭奇的楚風。而《青川木牘》成書于秦武王二-四年（前３０９－３０７年），牘書兩面書寫。正面為“二年”王命丞相戊等更修《為田律》及其內容；背面為“四拿”補記事項。牘文處在隸變初期，尚有與篆書筆法形體完全相同的字形，也有與成熟漢隸相當接近的字形，這兩者都是少數。大多數字形顯示出“隸變”初級階段的成果，出現了隸書的筆勢、筆 j頃、筆畫連結方式。與隸書相比：它減省盤曲，化繁為簡，圓者使方，變字形的狹長形為正方形或扁方。僅以這種簡牘論之，我們必須重現它在整個文字演變史和書法發(fā)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它的成果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１、改變了筆勢。大篆體系筆勢盤曲纏繞，木牘化曲為直，改垂引為斜出，已出現了隸書的筆勢。
        ２、出現了新的筆順。筆順在書法中始終是值得重視的，中國書法被視為“時空藝術”，時間觀念的引入的支撐點之一便是筆順——點畫之間的書寫程序。有了書寫程序的固定，穩(wěn)定了后來的書寫結構，使字體的演變不至寸：錯訛橫生。書寫程序的簡化，又隱藏著后世草書無限豐富的變化。
        ３、筆畫連結方式產生了變化，筆畫之間之位置關系也隨之變化，預示著古文字變革的開始，鞏固了筆順變化所帶來的新的文字形體產生的價值。
        《天水放馬灘日書秦簡》，含有甲、乙兩種日書和《墓主記》，成冊于戰(zhàn)國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２３９年）?！度諘芳追N成書似早 于乙種本，正、反兩面書寫，全簡書寫風格不一，總體來說書寫率意，于漫不經心中時見草法，字形傾側不定對篆書體系四平八穩(wěn)的體態(tài)造成破壞，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書寫的心理，符合文字變革最初的實用目的的需要，促進著隸變的發(fā)展。它的筆畫往往以輕挑短頓、延展字尾之法來曲盡筆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快速書寫橫畫時自然形成的起筆重駐、收筆輕提，當是漢隸的典型筆畫“蠶頭燕尾’’的雛型。它向后人證明：筆法中的提按（由于提按的產生而引來的筆法的豐富變化，以后還要論及）在這時已露端睨。
         《青川木牘》和《天水日書秦簡》這些２０００多年前無名書者寫就的文字，用當時民間流行的實用的新型字體，為中國書法史上極為重要的隸書產生時間的斷代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１１００余枚秦簡是豐富多彩的，它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前后的文字，由于它的風格多樣，詳細地展示了篆書的草化及隸變的過程。
        西漢早中期。墨跡書法風格多樣，對比反差較大，由牘、帛的不同，寫手文化層次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等等而造成了多樣的風格差別。長沙馬王堆之于漢墓出土的帛書，除了提供有力的“隸變”證據外，它還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字體初成時期所特具的天真稚拙的美?！洞呵锸抡Z》中的點、波、挑、鉤、撇、捺，一舉一動多姿多彩，讓我們注意到點畫自身的審美價值所在，點畫的構筑不僅在字內空間，同時又在字外空間更多地顯示意味?！独献右冶尽芬苑秸麨榉?，模式為主，用筆嚴謹求工，點畫分布均勻。起筆以藏鋒為成熟的隸書狀態(tài)于此可見一斑。加上它字距的疏朗、錯落，不緊不慢，天真爛熳之趣溢于筆間?！稇?zhàn)國縱橫家書》結體多用縱勢，筆勢一瀉而下，或長或短，長短收放自如，橫波的微露更增加了通篇的律動感?！段迨》健凤L格與《戰(zhàn)國縱橫家書》相近，修長飄曳，其向右下方回曲的出鋒線條，與楚帛書如出一轍。
        劉漢王朝承襲了秦代的體制，主要是在經濟、法律、政治制度等方面，如漢仍以秦書八體授童、課官吏。但漢文化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受“楚風”的影響濃重。由于推翻秦朝建立漢王朝的一部分基本力量是從楚地而來，當然也就把南方楚文化帶到了北方，從而在先秦北國深沉的理性精神中融人了生機活潑的浪漫情懷，這在東西漢早中期的藝術表現中尤為突出。鄧以蟄先生曾經指出：“世人多言秦漢，殊不知秦所以結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獻，雖至始皇力求變革，終屬于周之系統(tǒng)也。至漢則煥然一新，迥然與周異趣者，熟使之然?吾敢斷言其受‘楚風’之影響無疑。漢賦源于楚騷，漢畫亦莫不源于‘楚風’也。何謂楚風，即別于三代之嚴格圖案式，而為氣韻生動之作風也?！保ā缎了炔∮噤洝罚┦聦嵰泊_如此，我們在西漢早中期的馬王堆帛書（它出土于楚的故地長沙）和依舊出土于古楚中心地帶的湖北江陵張家山《律令》簡、山東銀雀山出土的《孫臏兵法》簡看到了那些字形大小不定、欹側奔放、筆畫生動，線條左右飄逸如吳帶當風的濃郁浪漫的楚風。這種現象，正表明先賢關于秦承周，而漢承楚的文化脈絡的思考理路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漢楚文化并非時時地地都不可分。作為文化積淀的“縱向”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楚地的楚漢不可分；可如果從時代這個“橫向”來看，即使在楚地，畢竟也還是漢王朝的天下，漢的官方統(tǒng)治意志便不可能無所作為。我們的從湖北張家山漢簡《闔廬》里看到了一種非常的意義的現象：《闔廬》（一）筆畫輕提重按，長短不拘，左右飄曳如浪漫楚風；《闔廬》（二）卻與（一）明顯不出自一人之手，它的風格酷似秦簡，它可能出自舊時屬秦的作者之手，又可能出自全盤接受了秦制的漢人之手。偶然的，個別的文化現象在文化史上是時常出現的，只要我們不回避，不視而不見，而去認真地分析它，也是不難找出這種現象產生的根由的。
        竹簡、木牘專門為書寫而制，一般需刨得平整而光滑，從張家山出土的“文房五寶”之一的未曾書寫的木牘制作精良，足可證明這一點，它書寫起來應是比較流利的。繒帛卻不同，它屬于布質，書寫時不可能很爽利地一刷而過，用筆必須衄挫即提即按、動蕩地寫開去，因而帛書的線條一般澀勢較重，從而導致整體上線條疾濕之勢比較明顯，富于節(jié)奏而趨于內斂。簡牘之間又有差別，竹簡狹長，只能單行書寫，因而行與行之間的呼應顧盼難予周全，而木牘至少可以書寫兩行以上，整體章法上則它可以向帛書靠近。
         如果說漢代的基本美學特征是出自“由楚文化而來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義，那在滿目琳瑯的人對世界的行動征服之中的古拙氣勢的美”，而以《馬王堆帛書》為代表的早期簡帛飄逸著安逸秀潤的楚文化的氣息的話，那么《居延漢簡》為代表的西北漢簡則創(chuàng)造了粗獷、剛健的書風，體現了“人對世界征服之中的古拙氣勢的美”。
        本世紀初出土的《居延紀年簡》多達一千余枚，上自金關遺址出土的武帝天漢二年簡（前９９），下至甲渠侯宮和金關遺址均有出土的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簡（前３２），紀年長達重３２年之久，是極其珍貴的研究北段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多種內容的第一手資料。從書法角度講，因它不是出自一人一時之手，故而風格多樣。如《五鳳四年簡》（前５４）寫得規(guī)整而熟練；《永始三年簡》雍容大度；《始建國元年簡》已作章草，無拘無束，天真而稚拙；全簡時見長槍大戟式的長豎，界破了虛空，陡見精神，開后世行草書長豎法門。
         在西漢中晚期的居延簡書中，我們特拈出二簡以期引起重視。一是《居延甲渠鄣侯誼簡》，一是《居延少字數簽》中《詔書》簽。前者共一行，除卻重復符號，僅寥寥九字，約成書于西漢中期。起首二字“甲渠”端莊規(guī)矩，書體己洗盡篆意。接著的“鄣侯誼”三字開始省簡筆畫，用筆呈逐漸加快之勢，已有“行書”的筆意，但還基本保持住“正書”的格局。至“叩頭死罪死罪”已是完全的章草筆法，行筆簡練而疾速。全簡由隸體的正書過渡到隸體的行書再過渡到的隸體的草書——章草，我們看到作者舉重若輕，一切均了然于胸卻又出之于有意無意之間，在極其有限的空間里創(chuàng)造出波瀾起伏的美妙樂章。這使我們想起了后世的王羲之的《喪亂帖》，想起了顏真卿的《祭侄稿》及楊凝式的《夏熱帖》，甚至我們還想到元代陳繹曾對“情、氣、形、勢”的精彩論述，想到了姜白石的“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這位無名書吏所寫的一行小字讓我們如此為之擊節(jié)稱賞，讓：我們聯想到“古之名書”，與這枚簡書所透出的大家風范之間的必然聯系，可惜，現有的書法史著作還沒有對它加以足夠的重視?！毒友由僮謹岛灐分小对t書》二字同樣讓我們莫名驚詫：空前的絕響一千七百余年至金農才有遺響的橫粗豎細的用筆，竟在簡牘上如此大方地坦現出來，它的技法絕不呆板，“書”的一個橫波打破了所有的僵持，我甚至認為：它是整個漢隸時代的“絕唱”，美侖美奐，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力。
         約書于西漢成帝（前３２－７）時的《武威儀禮簡》，由于抄寫經書的嚴格要求，盡管出自多人之手仍保持了基本協(xié)調一致的風格?！段渫x禮簡》已是非常成熟的隸書，嚴整而不板刻，熟練而不浮滑。用筆是典型的“一波三折”而靈活多變。結字重心左移，通過右伸的橫波取勢，在欹側中取得平衡。它的章法處理別具匠心，在狹長的簡中，作者壓扁字形，拉大字距，簡上的垂直木紋與扁平的字形構成了強烈的縱與橫的對比，形成了此簡章法“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效果。這種布局方式成了后世正書章法布局的一種典型模式。
         兩漢之間新莽時期的《始建國木牘》，從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２７）寫成的《居延誤死馬駒冊》、東漢早期的《武威醫(yī)藥木牘》在七十年代相繼出土，用雄辯的一事實證明了章草產生于東漢早期?！妒冀▏緺?，其“元年”“三年”紀元簡大多露鋒落筆，一些主筆畫恣意放縱，字形取隸書形態(tài)，但因官府、軍營之中書牘的繁多，許多字草率急就。雖然多數字為隸書的草寫，但有少數字已出現了完全的草書形態(tài)，這正如“隸變”初期大多數字形結構保留著篆書形態(tài)、少數字為隸書形態(tài)一樣，那么在“隸變”的結果產生了完全成熟的隸書之后，它的“草化”正孕育著新字體的產生。
        《居延誤死馬駒冊》，成冊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之年（２７年），《武威醫(yī)藥木牘》，書寫于東漢早期，這兩件作品通篇以章草寫就，體勢一致，草法固定。相信在此前應該有大量的從隸書演變?yōu)檎虏莸臅E存在，僅以這兩件作品足可證明章草的產生至少應該在東漢之前。
        對章草的產生時代，先前有多種說法。如傳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而章草問世。又如韋續(xù)《五十六種書》稱因章草為章帝所創(chuàng)而得名。今天，我們判斷一種字體產生于何時，主要應該從兩個方面去綜合判斷，一是目前所能得見的實物證據，一是文字演變的基本規(guī)律。如果有了實物證據而不符合文字的演變規(guī)律，那么這個證據應該先存疑，如果僅從規(guī)律出發(fā)作邏輯推演而缺乏實物證據，那么也不可遽下結論。只有當兩者互相印證、互相符合時才可作出大致判斷。
        中國書法史、文字發(fā)展史的許多事實可以說明文字的發(fā)展演變存在著一個基本的規(guī)律：當一種字體成熟之后，它便向著兩個方向發(fā)展，要么草化，要更加規(guī)整化。先前的金文發(fā)展到石鼓文后，一方面走向絕對的精整——小篆問世，另一方面就背道而馳向草化方向發(fā)展——草篆產生了。草篆便是早期的隸書，當它發(fā)展為成熟的隸書之后，依舊向著兩個方向發(fā)展，一是走向規(guī)整化——東漢后期典型的規(guī)范的隸書產生；一是走向草化——草隸出現。草隸便是草書的先聲——章草。
        所以章草的出現無論從實物資料看，還是從文字演變規(guī)律看，它的產生均在西漢末期至東漢初期。成熟的隸書產生于西漢早中期，規(guī)整的隸書出現于東漢中晚期。依草化先于規(guī)整化的基本規(guī)律看，章草的出現也應該是在西漢末至東漢早期之間。
        大量漢簡的出土問世，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隸書的起源、發(fā)展、成熟的過程，展示了章草的真實源頭所在。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除碑、帖以外的另一個系統(tǒng)的墨跡書法世界，成千上萬的來自底層的無名書家，用他們的智慧創(chuàng)造了中國書法史不可忽視的光輝的一頁。
        縱觀簡牘書法的藝術特色，概而言之，有幾下幾個方面：
         一、以小見大。簡、牘幅面一般都比較窄小，上面所寫的字都很小，但奔騰不羈的氣勢自上至下充塞于行間字里，形成了以小見大的氣勢。
         二、以生制熟。簡牘書法的作者作書時絕大部所表現出來的過程是“抄書”，但由于“抄書”的作者并不是當時的大學者，他們對當時不斷演變中的漢字字形的駕馭不能達到隨心所欲的程度，因而所寫就的“書”便呈現出一種在藝術上稱之為是“生”的自由美感狀態(tài)，從而鑄就了簡書天真稚拙的藝術風格。這是唐人寫經所呈現的那種一味的爛熟而致的用筆單調雷同所不能比擬的。
         三、以無意勝有意。“率意”是簡牘的最明顯的美學特征。戍守在西北邊陲的將士在戎馬倥傯的年代，缺乏在文翰上精雕細琢的條件是可以想象的。而諸如記一個年月時序、開一個藥方、發(fā)送一份文書乃至抄錄一份記錄又何需謹小慎微，一絲不茍？“率意而為”自然流美，毫無矯揉造作之氣不正是那些下層書吏的真實無偽的心態(tài)嗎？
        總之，從戰(zhàn)國秦漢時間約５００年間，我們看到了簡牘墨跡書法上所呈現出來的、具有文字發(fā)展意義又具有書法藝術的表現意義的種種豐富多彩的形態(tài)。嚴格說來，這個時期的書法，以簡牘墨跡為主的一條發(fā)展脈絡，是后人較為陌生的，而碑刻系統(tǒng)的脈絡，則是人們較為熟悉并引為正宗的；因此，我們在此特意將之拈出并進行完整的清理，希望能給予既有的書法史觀以一種較有新意的視角；并能由此而生發(fā)出新書法發(fā)展的詮釋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