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術在兩宋時期得到了廣泛應用。時人章俊卿云：“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jiān)閲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保ā度簳妓?后集》卷二十六）蘇軾亦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歳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笨煽闯觯词故潜彼蔚乃郊铱虝聵I(yè)，其發(fā)展也很迅速。在官府所鐫版刻中，中央有國子監(jiān)、崇文院、德壽殿、左廊司局、兩浙東路安撫使和書院本等。地方刻書則是以各州府縣學為主，其中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書較多。官刻圖書最早始于宋太祖建隆間：“太祖建隆四年（963） 二月五日，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言：‘《周刑統(tǒng)>科條浩繁，或有未明，請別加詳定?！嗣鼉x與權大理寺少卿速效整、奚嶼承、張希讓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撰集。……至八月二日上之，詔并摸印頒行。”（《宋會要輯稿?刑法?格令》）關于國子監(jiān)?？薄段褰浾x》之情況，王應麟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yè)孔維等奉敇校勘孔頴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jiān)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保钫h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稌芬嗳缰?，二年十月以獻?！洞呵铩穭t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对姟穭t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抖Y記》則胡迪等五人?？保o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是年，判監(jiān)李至言：‘義疏釋文尚有訛舛’宜更加刋定。杜鎬、孫奭、崔頤正苦學強記，請命之覆校。’至道二年，至請命禮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鎬、呉淑、直講崔偓佺、孫奭、崔頤正校定。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庚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沆預政，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預焉，《五經正義》始畢。淳化三年以前印板召前資官或進士寫之（國子監(jiān)刻諸經正義板以趙安仁有蒼雅之學奏留書之踰年而畢）?！保ā队窈！肪硭氖闹恋蓝觊_始至真宗咸平四年又?？绷恕镀呓浟x疏》。但是宋初刻本現已經不存在了，大多看見的為南宋覆刻本。于雍熙三年，國子監(jiān)又刊刻了《說文解字》、天圣二年刊印了《經典釋文》。以上是經部文獻之刊刻情況。史部的刊刻，始于太宗淳化五年：“五年七月，詔選官分?！妒酚洝?、《前漢、後漢書》既畢，遣內侍集於杭州鏤板。咸平中，真宗謂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板本舊聞當時?？惫傥茨芫敚杏兄囌`，當再加刋正?！嗣笔佛^陳堯佐等覆?！妒酚洝?，景徳元年正月校畢，並録差誤文字五卷，同進詔賜帛有差。又命直秘館刁術等覆校《前、後漢書》，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卷，集賢院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卷，其間雜編歳久多蠧，秘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黃本書編帙，嚴整以備進御?！保ā妒聦嶎愒贰肪砣唬┱f明國子監(jiān)在淳化間就已經校定了完了《三史》，到了嘉祐間，又校定了南北朝《七史》，即：《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和《周書》），由此說明，自淳化五年開始到政和間，十七史就校勘完畢了，其刊刻地是在杭州。除了以上所刊刻的兩大類文獻外，國子監(jiān)還刊刻了一些醫(yī)家類和集部類文獻。國子監(jiān)刻書對宋代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國子監(jiān)》記載：“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僅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曩時儒生中能具書疏者百一二，縱得本而力不能繕寫。今士庶家藏典籍多矣，乃儒者逢時之辛也?！碑斎怀龂颖O(jiān)刊書之外，中央的崇文院、秘書省、德壽殿等也刊印了一些圖書。

    宋代官府刻書十分重視為政治服務，以所刊內容分析，最為重視經史文獻的鐫刻。太宗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jiān)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巳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頥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刋刻。從之?！保ā端问贰肪矶倭┦悄暧纸ㄗh：“國子監(jiān)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為近俗，乞改為國子監(jiān)書庫官。始置書庫監(jiān)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羣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五）由此說明，國子監(jiān)不僅是最高的學府，同時還是重要的出版機構。時至真宗時期，經傳正義已經大備。即使是到了北宋末年，正史之刊刻也仍然是由國子監(jiān)來鏤版頒行。晁公武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命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蔵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蔵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保ā犊S讀書志》卷二上）可看出，即使到了南宋間，即使國家內外交困之情況下，國子監(jiān)也仍刊行了大量經史文獻。其中李心傳就談到了此問題：“監(jiān)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刋。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jiān)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jiān)刋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jiān)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墒墙浖畯腿??！保ā督浟x考》卷二百九十三）另外，官府還鐫刻了不少醫(yī)書，如《新編金匱要略方論》、《傷寒論》等。

    北宋時期，官府藏書校訂通常是由崇文院、秘閣來負責，凡價值較大者再送國子監(jiān)刊板，也仍有些由國子監(jiān)、秘閣自行刊刻。凡地方刻書，其版片均繳呈并貯藏于國子監(jiān)。

    由于金人的入侵，宋室遷至臨安（杭州），故此國子監(jiān)所刻書板就被金人擄走：“靖康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保ā度泵藚R編》卷九十八）靖康“二年，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又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監(jiān)書板?！保ā毒缚狄洝肪硎唬┰谥醒肟虝馐芎平俚那闆r下，于是地方刻書就逐漸興盛起來了。國子監(jiān)也將一些刻書分配給了地方來進行刊印，其中曾“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史記》、《漢書》和《后漢書》）板?！保ā度蔟S續(xù)筆》卷十四）這樣郡學、書院等也開始了大量刻書。其“監(jiān)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刋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請下詔諸道州學，取舊監(jiān)本書籍鏤板頒賜，從之。然所取諸多殘缺，故舊監(jiān)刋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jiān)中所闕之書，亦令次第鏤板，雖有重費，亦所不惜也?！墒羌洀腿！保ā督ㄑ纂s記?甲集》卷四）地方政府刻書多由公使庫出錢來刻印，故稱為“公使庫本”。以目前開展的古籍普查來看，有許多文獻都是緣于公使庫所刻。另外，在版本研究中，所謂的鹽茶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安撫使本等，均屬于地方刻書。據著名版本學家葉德輝統(tǒng)計，此時的地方刻書機構多達二百余家.（參見《書林清話》卷六）由此說明，到了南宋間，地方刻書則遠盛于北宋的中央刻書。其名氣較大的為“南宋臨安業(yè)書者，以陳姓為最著?！保ā稌智逶挕肪矶赌纤闻R安陳氏刻書》）

佛經、道藏亦是宋人刊刻的重點文獻,其目的是為了鞏固政權的統(tǒng)治。太祖統(tǒng)一后，對佛教實施了保護措施，以此來爭取南方的勢力。開寶四年，宋太祖命高品張從信至成都刊刻《大藏經》，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刊成，這就是《宋開寶刊蜀本大藏經》，簡稱《開寶藏》。是書取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之編撰方法來進行排印，共一千零七十八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并按千字文編號。每版刻字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不等，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刻板十三萬多塊，為卷軸裝。其后又于咸平、天禧和熙寧間三次校訂，并于熙寧四年八月初十將書板賜予顯圣寺圣壽禪院。但是后來，該書現已經成了殘帙，僅有零星殘卷存世。宋人除刻有《開寶藏》外，還鐫有《崇寧萬壽大藏》、《毗廬藏》、《圓覺藏》、《資福藏》和《積沙藏》等。這六部公私所刊藏經，凡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卷，可以說在佛經鐫刻中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關于《道藏》的刊刻，自開國時，宋太宗就廣求道書，得七千余卷，并命徐鉉校訂，實得三千七百余卷。其后，趙宋間又多次派人加以纂集和校訂?？提屖现畷?，多用硬黃紙。真宗時，命王欽若等續(xù)修《道藏》，得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分為三洞、四輔、十二類，賜名《寶文統(tǒng)錄》。北宋末年，徽宗又廣求道書，命道士劉元道就書藝局校訂，得道書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中，命將已編纂完成的《道藏》送福州萬壽觀，令福州知州黃裳募工雕版，刻成后被送往京師。因其刻于萬壽觀，故稱《萬壽道藏》。但是后來此板片在靖康間又被金人掠去，目前仍未見未有傳本。宋人除鐫刻有《萬壽道藏》外，還刊有《開寶藏》。宋人對于釋道文獻的刊刻，除官方有鐫刻以外，寺觀也很重視刊刻圖書。

宋人刻書避諱較嚴，尤其是官刻文獻，不僅歷朝皇帝同名的要回避，就連同音的字也要回避。《紹熙重修文書令》（《禮部韻略?韻略條式》附）規(guī)定：“犯聖祖名、廟諱、舊諱（舊諱內二字者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余字（謂式所有者）、有佗音（謂如角徵之類）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謂如‘金作賭刑’其‘賭’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為字不成，御名易以佗字?！?/SPAN>

宋代官刻本以書品寬大，紙墨精良，從而彰顯出具有雄厚的財力，故此最為學者所重視。其中明代著名學者葉盛就曾談到：“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中，上下不留黒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上姓名。予所見當時印本書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馬公傳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人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茍，雖模印亦不茍也?！保ā端畺|日記》卷十四）高濂也云：“宋元刻書，雕鏤不茍，較閱不訛，書冩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況多竒書，未經后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yī)家二類更富，然醫(yī)方一字差誤，其害匪輕，故以宋刻為善。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重輕，若墳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為最。以詩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冩。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煙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保ā蹲裆斯{》卷十四）私家和書坊也競相刻書，亦刻有不少精品。其中家刻底本選擇較精善，?？奔氈?。其實這二者都屬于私家刻書，只不過坊刻之主要目的是以牟利為主。其刊刻范圍主要集中在文學、科舉和生活用書方面。在這些刻書中，尤以建安余氏和臨安陳氏最為著名。其中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宋建安余氏刻書》中論述到：“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關中，而關中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且當時官刻書亦多由其刊印?！闭f明尤氏刻書要勝于余氏刻書。到后來余氏藏書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其中清乾隆帝就曾于乾隆四十年專門調查過余氏刻書的流傳情況：“其先世自北宋建陽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yè)。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于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是，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系襲舊有堂名為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唐書籍，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保ā独m(xù)東華錄》）關于家刻之統(tǒng)計，葉氏在《書林清話》中著錄兩宋私家刻書就有四十多家，可見當時書坊之盛，另還，還可參見陳力先生撰《中國圖書史》第五章之論述。從目前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公布的《珍貴古籍名錄》來看，目前仍保存完好的有家丁十三年（1220）陸游之子陸子遹溧陽學官刻《渭南文集》，廖瑩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建安黃善夫刻《史記》、《后漢書》。這些文獻不僅紙瑩墨潤，而且刻印校讎較精，均被稱為時代之精品。

家刻主要集中地是在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地區(qū)。由此說明，昌盛的宋代刻書事業(yè)，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流傳下來的宋本并不多見，尤其北宋刻本更為稀少。家刻本亦稱家塾本，多為士大夫和文人雅士，以得名而非求利為目的來進行鐫刻的圖書，故此在底本選擇、文字?？焙妥詈蟮溺澘躺暇鶠橹v究。上今以區(qū)域來劃分，其突出者有以下四處刻書：

    1、浙江刻書。浙江素有人文薈萃之地，同時杭州又是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據王國維撰《五代兩宋監(jiān)本考》中論述，杭州府刊刻有監(jiān)本一百八十二種，嘉興、湖州、寧波等處刻書三百零一種。由此看來，浙江刻書不僅質量好，而且數量大，有許多都被稱為了善本。從版刻形式來看，它是以歐體上版，結構方正，版心多白口，有上魚尾，版框大都左右雙欄，版心下記刻工名字，書品寬大，多用麻紙。

    2、福建刻書。建刻主要是以坊刻為主，書坊集中在建陽，故此亦稱“建本”。而且建陽書坊又主要集中在麻紗、崇化一帶，據《新編方輿勝覽》卷十一記載：“麻紗哦、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福建盛產竹子，造紙業(yè)十分發(fā)達，這必然有利于刊刻圖書，故此所鐫文獻，多用竹紙。還加上此地的儒學特別發(fā)達，尤其是朱熹晚年長期居住于建陽“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保ā都尉附▽幐?朱子世家》卷八十一）在此情況之下，必然促進了該地區(qū)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時也把刊刻圖書推到了鼎盛。今以其刻書特點來看，建刻本是以柳體上版，有的字鐫刻似瘦金體，較為清秀。結構方正，多用竹紙，具有紙薄色暗的特點。早期多左右雙欄，細黑口，后期為四周雙欄，粗黑口，欄下加書耳，內刻有篇名或小題。

    3、四川刻書，亦稱蜀刻本，這當然是以眉山所刻《七史》最為著名。時人晁公武云：“嘉祐中，《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命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蔵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蔵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刋行?！保ā犊S讀書志》卷二上）是書被后世學者稱為蜀大字本，凡半葉九行，十八字。后來多經歷朝遞修，直至清嘉慶間，遭遇了火災，就被付之一炬。葉德輝感嘆云：“嘉慶藩庫火，與吳天發(fā)神以讖碑同付祝融一炬，計紹興刻板至嘉慶火，幾七百年。木板之存于世者，未有久于此者也。物之成毀有定，豈不信與。”《書林清話?宋蜀刻七史》卷六）四川除刊刻有《七史》之外，鐫刻了《開寶藏》。另外，成都學署還刊有《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大詩人陸游在游歷四川，據《會稽志》卷十六載“陸氏書特全，於放翁家嘗宦兩川，出峽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庇纱丝闯?，文人雅士對四川刻書的重視。以目前古籍保護中心公布的《國家珍貴古籍善本名錄》來看，國內仍有些單位收藏是書。從總的來看，蜀刻之書，顏體上版，字體肥勁厚重，版式疏朗，左右雙欄，無書耳。版心白口，下有刻工姓名。尤其紙張潔白，遠勝于浙本。蜀刻文獻又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之分。蜀刻用紙，多用麻紙。

    4、江西刻書：江西與福建、浙江毗鄰，以顏字或柳字上版，版式有四周雙欄、左右雙欄之分。

 在私家刻本中，除了有以上四處著名刻書中心之外，另還在江蘇、湖北、安徽和廣東也仍鐫刻了不少的圖書。

    坊刻亦稱書肆、書棚、書堂、書鋪和書林等，所鐫圖書主要是以牟利為目的。所鐫文獻以文學、科舉和日常生活用書為主。宋代書坊以建安余氏和臨安陳氏最為著名。其中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一中曾專門對二家刻書情況進行過系統(tǒng)論述，其外陳力先生也在《中國圖書史》第五章中進行過細致探討。

    宋刻文獻多采用蝴蝶裝，版心內向，在北宋及早期南宋刻本中，多為白口，后來又出現了經折裝、包背裝。版心向外，多黑口。但宋以前就有的卷軸裝則只是在釋道及一些書畫文獻中使用。宋版書版心多記刻工姓名和字數。浙江刻本和蜀刻本無書耳，建本多有書牌子，其耳子內刻有篇名或小題。

    宋人刻書最重視校勘，這主要集中反映在一些官刻和家刻本上。尤其在中央還設置了校勘之官，一方面是負責秘閣藏書的校讎，另一方面也為了?？涛墨I，故此官刻圖書較為精審。但是，也有是人曾批評官刻之書質量低劣。諸如岳珂就論述到了監(jiān)本的問題：“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jiān)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監(jiān)中大、小本凡三，嵗乆磨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蓋京師胄監(jiān)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逺（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jiān)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冩，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冩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獨以為官，既刋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jiān)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jiān)本又相逺。”(《九經三傳沿革例》）由此看來，宋代?？弊罹邉t就是那些家刻本，其中岳珂的《九經》、《三傳》就成為了該時期的杰出代表。請看他在《九經三傳沿革條例》中的敘述：“世所傳《九經》，自監(jiān)、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為的當，合諸本參訂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寳之。流布未乆，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乆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註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而又證以許慎《説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増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绷?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 COLOR: black; FONT-SIZE: 10.5pt;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Lucida sans Unicode'; mso-ascii-font-family: 'Lucida sans Unicode'; mso-hansi-font-family: 'Lucida sans Unicode';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瑩中“世綵堂”本歷來被稱為宋代家刻中的精品，最為?？奔宜湟暋Ｔ朗现?，世稱“相臺本”，是屬于宋刻經學文獻中的精品。尤其是以所鐫“九經”本最精，其中周密在《癸辛雜志?后集》中論述到：“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彼膸祓^臣亦云：“參訂同異，考証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依據，實為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庇纱丝磥恚稳丝虝^精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從岳氏校勘“九經”之情況看來，一些粗疏的現象也仍應加以重視，尤其葉夢得在《石林燕語》卷中也論述到了此問題：“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刋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刋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jiān)本手?！段鳚h》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jiān)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栁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裉煜掠院贾轂樯?，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嵗印板殆不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