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自問世以來，不獨存于中土，還以各種方式流傳、保存、移植于“域外”，特別是東亞各國。毋庸贅言，域外漢籍可補充中國文獻之不足，對于拓展新的學術(shù)空間，豐富、深化人們對于漢文化的認識，皆具重要之價值。一百多年來，近現(xiàn)代學者以及當代學者對域外漢籍的訪求、刊布、研究從未停止過，對前輩學人域外訪書過程的描述，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
    近代學者的域外訪書是從東鄰日本開始的。一些學者如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姚文棟、陳榘、傅云龍、楊守敬等，以公務(wù)之便赴日，期間大力收集、記錄、刊布國內(nèi)久佚的珍稀文獻。黎刻本《古逸叢書》收古籍26種、傅刻本《籑喜廬叢書》收古籍四種，這可視為域外漢籍刊刻的先驅(qū)性工作。楊守敬先生不僅在刊刻《古逸叢書》方面用力甚多，且收集了大量品質(zhì)一流的古抄本和宋元刊本，將之舶載以歸，可說是域外漢籍在近代以來最大一次回傳。楊氏的《日本訪書志》，至今仍為目錄學的經(jīng)典之作，也是了解日藏漢籍的重要目錄之一。楊守敬的日本訪書，使中國學者系統(tǒng)了解了日藏漢籍的豐富礦藏，掀起了新一輪的訪書高潮，在域外漢籍研究史上意義重大。
    民國以來學者的域外訪書，則更具私人傾向。一些學者因時局問題而東渡，在域外漢籍的收集、刊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羅振玉旅日八年，系統(tǒng)傳刻、校勘了大量珍稀古籍，直接促成了后來的《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為后人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近年影印出版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主要是以這套叢書為基礎(chǔ)的。在《雪堂?？比簳鴶洝返葧校凇读_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以及同志社大學德富文庫所存十三通羅氏書信中，我們都可看到羅振玉在日期間的種種努力。董康自1926年起四次東游，著有《書舶庸談》九卷，記錄了他在圖書寮、內(nèi)閣文庫、靜嘉堂文庫等處訪書的見聞。對古抄本、宋元本特別是一些戲曲小說都有許多重要的記載。其每觀一書，均詳記其版式、款識，體式雖為日記，實可作為一部日藏漢籍目錄學著作來讀。董康在日本訪書特別是在小說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功，這對后來孫楷第的《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932)、王古魯?shù)摹栋藓Ｒ簧卒洝?1948)都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成為鄭振鐸等人歐洲訪書的直接誘因。
    還有一些出版家、目錄學家、史學家的赴日則多出于純粹的學術(shù)目的。如張元濟1928年赴日訪書，其間借照孤本秘籍46種攜歸。傅增湘1929年赴日，有訪書日記，另成《藏園東游別錄》之《日本帝室圖書寮觀書記》、《內(nèi)閣文庫觀書記》二長文，其訪書所記，亦載于《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金毓黻1935年、1936年兩次赴日，學術(shù)收獲亦很大，見《金毓黻日記》卷八三、八九至九一，其中的一些記載，至今仍有一定的學術(shù)價值。
    在拓展域外漢籍的訪求范圍方面，現(xiàn)代小說研究者具有突出貢獻。鄭振鐸1927年發(fā)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戲曲與小說》，他的這次訪書，雖然僅限于戲曲和小說，但在開啟學者們將視野擴大到日本以外的歐美等國方面，是一個極大的進步。此后向達的《瀛涯瑣志——記牛津所藏的中國書》(1935)、劉修業(yè)的《海外所藏中國小說戲曲閱后記》(1939)、戴望舒的《西班牙愛斯高里亞爾靜院所藏中國小說戲曲》(1941)均做了大量工作。朱士嘉40年代所編撰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至今仍是學者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建國后的30年，域外訪書顯得有些岑寂。柳存仁1957年在倫敦英國博物館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訪書，后結(jié)集為《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雖名為“提要”，但實際上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可視為風氣轉(zhuǎn)移之標志，中國學者的域外訪書自此開始向從容和縱深轉(zhuǎn)變。
    臺灣地區(qū)學者在這段時間內(nèi)有出色的表現(xiàn)，如屈萬里先生編寫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75)，向為學界推重。臺灣地區(qū)漢學研究中心收集了近千部海外漢籍，包括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日本內(nèi)閣文庫等漢籍的影照本，編纂了《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目初編》(1979)，影照本開架陳列，受益者眾多。
    20世紀80年代，域外訪書全面展開。域外訪書的任務(wù)主要由各大學的文史教師承擔。日本仍是訪書的重點國家。一些善本珍籍相繼被一些專家發(fā)現(xiàn)，如王水照先生發(fā)現(xiàn)《東坡先生年譜》(1983)，魯國堯先生發(fā)現(xiàn)《盧宗邁切韻法》(1992)，李裕民先生發(fā)現(xiàn)《司馬溫公全集》(1993)，對相關(guān)研究均起到了的推動作用?！渡袝穼W家劉起　先生利用訪日之機發(fā)現(xiàn)了不少佚書，蔣寅先生的《東瀛讀書記》(1998、1999)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嚴紹璗先生在日藏漢籍的搜訪方面用力頗深，著有《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1996)、《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2005)等書。特別是即將推出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系嚴先生近二十年的訪書成果，走訪了八十余家收藏機構(gòu)，著錄了七千余種漢籍善本，堪稱域外訪書第一人。黃仁生先生近年出版的《日本現(xiàn)藏稀見元明文集考證與提要》(2004)也是難得的訪書佳作，走訪了東京的八家著名藏書機構(gòu)，著錄了三百四十余種元明文集。
    醫(yī)籍方面的進展也很大。馬繼興等先生選輯的《日本現(xiàn)存中國稀覯古醫(yī)籍叢書》(1999)、鄭金生先生主編的《海外回歸中醫(yī)善本古籍叢書》(2002)，使大量善本珍籍回歸故土。方志方面，出版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1990—1992)、《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xù)編》(200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叢書”(1993—2000)，北京圖書館影印了《日本藏元刊本古今雜劇三十種》(1998)。此外，羅國威先生整理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2001)，張伯偉先生整理了《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2002)，收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寬文版《天廚禁臠》、朝鮮版《唐宋分門名賢詩話》，皆為重要之域外文獻。
    在韓國的訪書工作遲于日本，但近年已引起學者們的關(guān)注。小說方面如《型世言》，戲曲方面如《伍倫全備記》，詩文方面如五臣本《文選》，均引起了國內(nèi)學者的重視?！斗ㄎ募瘖A注》、《夾注名賢十抄詩》等書也分別得到了影印和整理。一些建設(shè)性的工作也在逐步展開，如張伯偉先生的《朝鮮時代書目叢刊》(2004)、汪維輝先生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2005)即是。這兩套叢書，體系完整，考證精當，堪稱近年中國學者赴韓訪書的最重要收獲。
    一些學者也開始注意越南。1998年，張伯偉、王小盾、張寅彭三位先生同赴河內(nèi)，收集漢籍資料。以此為契機，王小盾先生與臺灣學者劉春銀先生、越南陳義先生共同主編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2002)，使國內(nèi)學者系統(tǒng)了解到越南漢籍文獻的情況。后來劉春銀、林慶彰、陳義三先生又主編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補遺》(2005)，越藏漢籍的情況大體為世所知。
    歐美所藏漢籍方面，一些學者利用為國外圖書館編目的機會，分別有所介紹，如沈津先生編寫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9)，田濤先生主編了《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2002)，李國慶先生編寫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錄》(2003)，陳先行先生主編了《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廣西師大影印出版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匯刊》(2003)，是迄今為止域外藏本刊布最集中的叢刊。
    敦煌文獻和《永樂大典》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可視作域外漢籍尋訪的一個組成部分。
    自清末至現(xiàn)在，學人們在域外訪書方面留下了許多值得稱頌的業(yè)績，我們不僅從中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覺得“吾道不孤”，更可通過他們的著述，獲得進一步追蹤的線索，做出新的成績。^

【原文出處】《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