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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江南春》該怎么解才好？ ——與孫紹振先生商榷 悠 哉/文 說起孫紹振教授，他在中學(xué)語文界算是赫赫有名了，其大著《名作細(xì)讀：微觀分析個案研究》修訂版問世后，影響不算小呢。然而，我拜讀之后，每每感覺如鯁在喉，原因是：書中各篇創(chuàng)見與謬見參差，質(zhì)量高低不均勻。再則孫教授的“細(xì)讀”細(xì)致有余而高度欠缺。確切地說，他的分析欠缺美學(xué)高度。 杜牧《江南春》原詩如下：“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fēng)。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在上書中，孫紹振先生作了顢頇的美學(xué)解析： 樓臺和煙雨是局部，而前面的千里鶯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則是大全景。全詩形象的中心是樓臺和煙雨。很明顯，對于樓臺和煙雨，作者不滿足于華美的印象，他先是總體感受（四百八十寺，是一個目測），然后把它們籠罩在江南特有的煙雨之幕中，玩味、發(fā)現(xiàn)、感嘆。因為煙雨之中的朦朧，讓詩人發(fā)現(xiàn)了佛寺之美，其特點是有點飄渺、超凡脫俗的。接著，詩人將這種美的欣賞轉(zhuǎn)化為歷史的感嘆，南朝已經(jīng)滅亡了，但寺廟的美并沒有變化。 能這樣讀解嗎，這首絕句？ 竊以為，萬萬不可的。 首先，“樓臺和煙雨”與“千里鶯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的關(guān)系，怎么會是“局部”和“大全景”的關(guān)系呢？它們出現(xiàn)于一首詩作中，無非是詩歌意象而已，何來這種關(guān)系呢？試問：四百八十寺不可能建筑在一起，而只能是分開的，零零散散分布于水村山郭酒店之間。那么，悠哉稱它們是“局部”的，而成片的“煙雨”反倒是“大全景”，豈不是更妥貼嗎？由此可見，孫紹振顯然是在胡說八道！ 其次，“四百八十寺，是一個目測”，這也是胡扯嘛！如孫紹振引述過的，楊慎批評杜牧量詞使用不當(dāng)，建議改為“十里鶯啼”，此說遭到何文煥的斷然反駁：“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聽得著，看得見?！?借此悠哉也駁斥孫紹振說：“你瘟了頭吧？四百八十寺，誰個能目測得到呢？” 除非那人像孫悟空，眼睛具有特異功能，否則分散布局的四百八十寺，他豈能“目測”之呢？ 再次，“詩人將這種美的欣賞轉(zhuǎn)化為歷史的感嘆，南朝已經(jīng)滅亡了，但寺廟的美并沒有變化”，這話也解錯了。孫紹振不諳熟杜牧的佛教觀，故有此顢頇的解讀。 杜牧，字牧之，生于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死于宣宗大中七年（853），京兆府萬年縣人。他出身于“城南韋、杜”的世家望族，先祖杜預(yù)在晉朝封侯，祖父杜預(yù)、堂兄杜悰任過宰相。杜氏家族不僅門第顯傲，而且具有優(yōu)良的家學(xué)淵源，杜預(yù)的《左傳集解》、杜佑的《通典》，乃是赫赫有名的著述。登科入仕后，杜牧立志用世，關(guān)注武事，留下《戰(zhàn)論》、《守論》等軍事著作，曾寫下“平生五色線，愿補(bǔ)舜衣裳”（《郡齋獨酌》）等述志詩；遺憾的是，晚唐宦官擅權(quán)、藩鎮(zhèn)割據(jù)、異族凌侵的黯淡現(xiàn)實，使他的滿腹抱負(fù)灰飛煙滅，只能詩酒放誕，郁悶地打發(fā)漫漫時光。 值得關(guān)注的是杜牧對佛教的看法，因為它直接關(guān)系到如何解讀《江南春》絕句。 會昌五年（845），武宗下詔毀禁佛教，原因有二：一是龐大的寺僧擁有大量土地，不納賦稅地魚肉百姓，成為社會經(jīng)濟(jì)一大問題；二是道教與佛教的沖突加劇。唐朝奉道教為國教，在道士趙歸真等的勸誘下，武宗終于下詔毀禁佛教，“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余區(qū)，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杜牧對此持何種態(tài)度呢？在宣宗大中年間，他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xì)記載武宗毀禁佛教之事，表示熱烈贊同，還揭露了官宦們舍財奉佛是出于“買福賣罪”的卑陰心理。具有如此主張的人，豈能賦詩抒發(fā)“佛寺之美”耶？ 于此可見，這是望文生義所帶來的一種誤讀。 那么，《江南春》絕句作何解？以下悠哉放開眼光分析一番： 第一，“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fēng)”，這兩句緊扣題目“江南春”，描繪出一派生機(jī)盎然的江南春景。但凡下過江南的北方人，莫不為此等圖景所陶醉，前人白居易留下“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lán)，能不憶江南”（憶江南）等名句。但是杜牧此詩與白居易的作法不同。杜牧這首詩是寫景、感懷兼詠史之作，內(nèi)涵較白詩的開闊許多，同時也厚重了許多。這點必須明顯。孫紹振的解讀誤區(qū)，就在于看不到這點，給理解狹隘了，同時理解淺顯了（單純地理解成欣賞雨景之作）。 實際上，這是杜牧絕句的慣用手法，類似的還有《赤壁》、《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和《江南懷古》等，引述兩首如下：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 煙籠寒水月籠紗，也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江南懷古》） 以上兩首絕句，前者涉及本朝史事，后者涉及前朝史事，其共同特點是：作者借古喻諷，表達(dá)對現(xiàn)實的不滿。詩人慨嘆國事日非而權(quán)貴們竟毫不掛懷，只貪一己享樂：“妃子”代指皇家奢華，“酒家”代指豪門官宴（能夠在酒家擺闊的自然是富豪和高官。杜牧作為一員閑官，也湊趣地參與其中，但他心中悵悶無奈，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憂患國事的才子慨嘆人心麻木，乃是《江南懷古》詩的美學(xué)價值所在。孫紹振正確指出：“歡樂（歌女和歌曲）和悲哀（詩人為歌女，更為時事）交織，歷史和現(xiàn)實的感喟就深沉了……杜牧身處晚唐，借古諷今，憂國憂民，以文采和情采交織感人?！?奇怪的是，他到賞析《江南春》時竟出現(xiàn)盲視，可見“解詩是難的”啊！ 《江南春》與它們題材相近，杜牧巧借南朝佛寺的興衰，感慨國事的風(fēng)雨飄搖，政局不穩(wěn)，猶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換言之，悠哉認(rèn)為“煙雨”的意思近于“風(fēng)雨飄搖”，于是我們豁然明白杜牧詩不著痕跡的諷喻意味：南朝佛寺歷經(jīng)“武宗毀佛”事件而“樓臺”依然不倒，這意味著皇朝堪憂，命脈不長矣！果然，還不到50年，大唐江山便改朝換代，杜牧所憂患的成為了現(xiàn)實！古人云：“不著一字，盡得風(fēng)流。” 杜牧這首詩的妙處在于不可湊泊處和不落言筌處。 第二，這首絕句的觀察方法很有特色，在解讀王維名詩《使至塞上》時悠哉提到：古人觀察景致的方法有“定點觀察”與“移動觀察”之區(qū)別。例如，《使至塞上》和《江南春》屬于后者，而《登鸛雀樓》、《登幽州臺歌》等屬于后前者。此外還有“以大觀小”、“以小觀大”等。我在解讀《使至塞上》時拿它與《江南春》作了比較，進(jìn)而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王維詩中的‘塞上’與上述詩中的‘江南’相同，也是一個泛指概念，謂之‘方廣千里’可也?！?br> 于是涉及一個重要問題：杜牧是在何種情形下創(chuàng)作《江南春》絕句的？ 翻查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繆鉞《杜牧傳》等研究論著，發(fā)現(xiàn)學(xué)術(shù)界對此作了回避，或者說他們弄不清楚這個問題。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就未將其納入編年詩。值得重視的是釋圓至在《唐三體詩?卷一》中稱：“此詩蓋杜牧之赴宣州時，紀(jì)道中所見?！?此乃世外高人之洞見，猶如撥云見日，道出俗輩所暗昧者，可謂深契吾心矣！孫紹振之所以解得顢頇，就因為他不懂得杜牧是何種情形下著此詩的。 對照查看繆鉞《杜牧傳》，知杜牧26歲登科，此后跟隨沈傳師到江西、宣州作幕僚，“十年為幕府吏”，其間游歷過江南。42歲時，他由黃州遷池州刺史，再遷睦州刺史，長期游宦江南。武宗頒發(fā)毀佛圣旨時，杜牧正任池州刺史。聞聽這道喜訊，他興奮地賦詩《皇風(fēng)》，贊曰：“仁圣天子神且武，內(nèi)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漢文帝，側(cè)身修道周宣王?！苯o予了很高、很大的期望。睦州刺史任滿后，杜牧赴長安就任司勛員外郎，途經(jīng)金陵。那么，在這次行程中，他有感而發(fā)作此絕句，是否可能呢？竊以為，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圓至和尚主張的“赴宣州時，紀(jì)道中所見”，還是悠哉設(shè)想的途徑金陵時有感而發(fā)，反正它作于旅途中，這點是可以斷定的，萬難動搖得了。 或問：“如此肯定它作于旅途中，莫非你是受了圓至的誘導(dǎo)？” 答曰：“不是的。我從分析詩作得來?！?br> 如前所述，在解讀《使至塞上》時，悠哉稱它作于王維赴涼州旅途中，而非如莫礪鋒所論抵達(dá)涼州時所作，乃是因為：“塞上”、“江南”皆為泛指的概念。何文煥銳利指出：“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 第三，研究者在注釋“四百八十寺”時，都引述《南史?郭祖深傳》中的記載：“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這顯然是不妥的。既然杜牧乃道中所見景致，那么與“都下佛寺”（即金陵的佛寺）就不存在嚴(yán)格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只能說“部分地包含”。從這個角度看，“水村山郭酒旗風(fēng)”詩句有深意存焉，很值得讀者細(xì)加玩味。 試問：這是描寫金陵的都會景致嗎？ 顯然不像嘛！ 準(zhǔn)確地說，它描寫的是詩人經(jīng)過官道時，游目打量周遭，所見到的若干小景致：河畔村落（“水村”）、山腳城墻（“山郭”）、酒店（“酒旗”），還有下句提及的佛寺（由于是遠(yuǎn)觀，詩人難睹全貌，僅僅望見“樓臺”）。一處處景致雖然很小，但是與沿途矗立的一座座佛寺樓臺串聯(lián)在一起，就組成一幅“圖畫長卷”式的大景致了。這就是何文煥所謂“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的深意吧！ 孫紹振解詩能力欠佳。他悟不出其中奧妙，只得胡亂地顢頇解讀了。 《江南春》既是千古流傳的名詩，那么它究竟好在哪兒呢？ 首先，在于借古喻諷，寄慨遙深。它的立意不專寫景，而且滲入抒情和詠史，達(dá)到言淺意醇的美學(xué)效果。袁枚《隨園詩話》曰：“詩有極平淺，而意味深長者?！?《江南春》就臻于此等美學(xué)境界。 其次，巧用數(shù)字。唐代李白善用數(shù)字，例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白發(fā)三千丈”、“天臺四萬八千丈”等。杜牧也善于用數(shù)字，例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十年一覺揚(yáng)州夢” 等。 再次，借助江南雨景渲染幽靜朦朧的意境，營造出感傷的情調(diào)美。晚唐“小李杜”齊名，他倆擅長此道。悠哉在《燕園夢》里以李商隱的《春雨》為例，談到李商隱詩歌的美學(xué)特質(zhì)，茲引述如下： 驀忽想起日前所讀李商隱《春雨》，他嘗試著默誦起來：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 遠(yuǎn)路應(yīng)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 …… 還想往下背，卻記不起尾聯(lián)。怎么也記不起來。 咿呀，怪哉怪哉！怎么也記不起來了！ 糟糕，真糟糕哦！ 他拿手指敲叩大錛兒頭，惱恨地敲敲叩叩：“篤篤篤！篤篤！篤篤篤！”試圖叩醒處于睏滯狀態(tài)的腦殼，卻是無濟(jì)于事，仍然記不起來。眼下恰好遭逢一場春雨，可算對上榫頭了；“紅樓”一詞又是何等自然，可謂“禿子當(dāng)和尚——現(xiàn)成的”。惜乎首聯(lián)和眼前的情景不大吻合，嘆嘆！若改為“悵遇新春淫雨霏，京華寥落意多違”呢？……呣，呣，這樣改來就妥帖了……嗐，嗐，別混想了！你呀你，簡直是瞎扯蛋！簡直是扯卵蛋喲！妄竄前人詩句，真可大發(fā)一噱矣！可笑呀可笑，實在太可笑了！呃，呃，且慢，且慢……究竟這首詩的尾聯(lián)，你還記得起來嗎？苦思冥忖了一會兒，仍然無濟(jì)于事?？?，這可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已惘然”嘍！……想到這兒，他搖了搖頭，不禁自嘆自笑。窗子外邊，雨下緊啦雨下緊啦雨下緊啦……他擱下手里的湯勺，又朝街對面癡癡眺看，仰望著犖犖然屹立的紅樓。在白閃閃的雨絲映襯下，紅樓冷冷地發(fā)著暗紅色光澤。白色。紅色。白色。紅色。白色。紅色。兩種色調(diào)經(jīng)過對比調(diào)和，竟煥發(fā)出一種奇異的、難以形容的美學(xué)效果。李商隱這首詩，好處在于它的頷聯(lián)和頸聯(lián)。嘿呀呀，真叫人擊節(jié)嘆賞啊！李商隱最善于使用比興和象征，在詩中多作凄清奇譎之語，極注重氛圍的營造，意境清幽且綺麗。再有呢，他偏愛描寫雨霧中的景致，借以抒發(fā)濃到骨子里的那份愁怨和惋傷。莫名的愁怨，無力的惋傷。比如：“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颯颯春風(fēng)細(xì)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何當(dāng)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濱多病竟無聊”……他暗自賞誦，同時默自忖想：“楚雨含情皆有托”詩句的“有托”二字，實乃著緊處，該細(xì)細(xì)咂玩才是呀！真正的好詩，須有所寄托才是?！凹t樓隔雨相望冷”這句呢？嗯嗯，更加好了！嘿嘿，委實妙哉！套用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話說：“著一‘冷’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商隱終究是趣人也！其詩大妙之一，是耽溺于抒寫雨中殘敗景致，帶著無力的傷感，意境凄幽且朦朧，例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他和賈寶玉儼像，分明是“行為偏僻性乖張”這一路的嘛！嘿嘿，妙呀妙！……紅樓隔雨相望冷……相望冷……不，不！你沒有死去！你依然活著，活得好好的！……眼前的紅樓，這蒼老的巨人，頂著風(fēng)冒著雨屹立在那兒……你呀你呀，傲傲然兀立近八十年啊！……雨越下越緊啦越下越緊啦……紅樓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緊啦越下越緊啦……紅樓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緊啦越下越緊啦……紅樓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風(fēng)助雨勢，春雨狂暴地掃過屋頂，又狂暴地反彈起來，散成一片薄霧般的濕氣。他凝起兩枚瞳眸，隔著瀟瀟春雨，與他深情地相望。驀忽憶起去年初秋做過的紅樓夢來。嘿嘿，你呀你呀！不料你竟闖入我夢中??！如此說來，咱們倆的緣分，可真不淺嘍……想到這兒，亢然奮激矣。他不覺猛力拍打餐桌，縱起高聲吶喊： “嘿——呀！妙——哉！” 眾食客未曾防備，陡陡吃一驚嚇。儼像奮臂甩出支支飛鏢，目光們朝他紛然猛擲，攜帶一枚枚問號。 這種哀傷詩歌，雅奏出“末世之音”的迷離旋律，成為典型的晚唐詩歌情調(diào)。 李商隱如此，杜牧難道不是這樣嗎？李商隱有詩《杜司勛》贈給杜牧，詩曰： 高樓風(fēng)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復(fù)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 能夠當(dāng)?shù)闷稹叭碎g唯有”之推許，應(yīng)當(dāng)說是超卓不凡了。值得注意的是“高樓風(fēng)雨”和“刻意傷春”四個字。悠哉在上文中主張：杜牧詩中“煙雨”近于“風(fēng)雨飄搖”，隱喻政局不穩(wěn)，李商隱恰是從這角度來理解的。 你再細(xì)細(xì)揣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所傳達(dá)的，不正是詩人刻意傷春的情懷么？ 杜牧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傷春，而是刻意地傷春。 在《江南春》絕句里，氤氳著一種感傷美，典型的晚唐詩歌美學(xu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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