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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青新 十五年前，羅新與學界同仁有過一場元史的網(wǎng)上論學，取得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也留下了一些未解決的遺憾，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與上都的所謂輦路問題。 十五年后，羅新決定要有自己的路徑：從大都到上都，重走一遍古道，看看在一路行走中能否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2016年6月24日，天氣晴好，羅新在北京的健德門橋下拍了一張照片，這是出發(fā)的地點。接下來的15天，羅新徒步丈量450公里的路途，經(jīng)龍虎臺，過居庸關，行黑谷，越沙嶺，直至抵達上都（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這一趟旅程，再加上一年的思考發(fā)酵，就有了這部著作——《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該書的主題是徒步與友情、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系，其中的許多思考雖然是在事后完成，但必然是在步行時萌發(fā)，而且也只有在步行時才能萌發(fā)。我可以感知到這部作品里有三條交叉的線，一條是從文本（包括史籍、詩文和地方志等）引出對行經(jīng)之地的敘述，一條是對當下民生狀態(tài)的現(xiàn)實觀察，一條是從腳至腦至心，因獨步這種方式發(fā)生的對個人從肉體到精神的冶煉。 作為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已過“知天命”年齡的羅新，不愿意靜坐在書桌前研究歷史。那么，從歷史學的角度，羅新對輦路路線有什么新發(fā)現(xiàn)嗎？這似乎是一個尷尬的提問。羅新在后記里坦言，就專業(yè)角度，他的確未能獲得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他絲毫不覺得這一趟白走了。因為，在他看來，身臨其地可以觸摸歷史跳躍的脈動。當歷史停留在書本里，它是靜止的、過去的、遠觀的，旅行拉近了人與書的距離，走進歷史，走進文化深處。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我以為，就在于它是一個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時期。旅行的路徑從歷史記憶里獲得了支撐，一步一步，揭示了國家和民族的身份認同的形成機制，從而得到一份延續(xù)性和歸屬感。旅行也給歷史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風景和現(xiàn)象既被放在當時的背景里閱讀，也被放在今天的生活里感受。 羅新走出北京，走向大草原，或許，就是從現(xiàn)代的城市文明走向古老的耕牧文明。起初，我們看到他對京郊“蟻族”生存的憂思，后來我們看到他對農(nóng)牧利弊的分析。經(jīng)濟模式的轉換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坐在書齋里的學者是難以直觀感知的。 比如，深山密林的老掌溝被開發(fā)成越野自駕游的勝地，那么，旅游業(yè)的滲透與百姓的地盤之爭，雙方應當如何分這杯羹呢？這么大的命題沒法在一天的停留里深入，至少村書記的話語呈現(xiàn)了一些契機，這就是親臨當?shù)夭拍艿玫降?。后來，羅新就社科院王小毅研究員的《簡單的生態(tài)，復雜的問題》談農(nóng)牧，強調不應當把農(nóng)耕與畜牧看作無差別的兩個大鐵板，要注意其中存在的多元社會與文化。這種開發(fā)與生態(tài)的矛盾，羅新在這一趟步行后想必定有更深的體會，重新回到書齋之后的歷史研究也會有更宏闊的、更切實的視野。 尼采在《歷史對于生命的用途和損害》里大聲喊道：以類似科學的方法收集論據(jù)是徒勞無功的。尼采是偏激的，然而，尼采呼吁歷史不應當只提供指示，而是要以某種方式使得“生命升華”，從而“豐富或鼓動我活動的東西”，這樣的想法，正是我在《從大都到上都》里讀到的東西。旅行者與旅行地達成的默契，既是歷史觀的升華，也是生命本身的升華。 這并不是一趟孤獨的旅程，朋友們時而加入，時而離開。友情的陪伴，自由放松的相處，是我們熱愛旅行的原因之一?，F(xiàn)代人習慣久坐，習慣以車代步，遠離了步行，身體機能退化，心靈也束縛在方寸之間。旅途的極度疲勞和各種未知意外，迫使旅行者放棄有序的規(guī)劃，大量的體能消耗讓身體變成機械運轉的狀態(tài)。肉體陷入疲憊之時，心靈卻打開了另一個空間。行走能夠提供視力和思想，而不是鼓勵逃避和退卻； 道路提供的不僅是跨越空間的方式，而且是感覺、存在和認知的方式，那些混沌的閃念最終會引向更細微和更深奧的思索。 以步行這樣原始的方式，展開一段考察，既是一種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的方式，也是羅新對自我的重新發(fā)現(xiàn)。 《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 羅新 著 新星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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