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筆者的觀察與思考，刑事辯護較為突出的發(fā)展趨勢是律師辯護活動從法庭上的“大專辯論會式的辯護”，向審判前、審判程序外以及庭審后的全方位法律服務進行延伸。

傳統(tǒng)上，我國刑事辯護是一種“以法庭為中心”的訴訟活動，辯護律師著眼于法庭審理階段，以當庭宣讀辯護詞或者發(fā)表辯護意見作為辯護的中心環(huán)節(jié)。這種帶有“大專辯論會”性質的辯護方式，曾經(jīng)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辯護律師，成為我國刑事辯護的鮮明特色。但迄今為止，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尚未真正形成“以審判為中心”的格局，無論是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還是對法律問題的適用，都難以形成于法庭之上，而往往產(chǎn)生于法庭之前、法庭之外或者法庭之后；不僅是合議庭，就連法院有時都不享有獨立自主的裁判權，而經(jīng)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擾、控制或左右。在此情況下，律師假如僅僅著眼于法庭上的舉證、質證和辯護活動，那么就很難對那些實質上的裁判者產(chǎn)生說服效果，辯護也往往流于形式。與此同時，在作出無罪判決方面，法院也不具備基本的權威性，對于那些明顯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或者依照實體法不構成犯罪的案件，法院極少作出無罪判決，而經(jīng)常采取所謂“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也就是事實上的“疑罪從有”或者“疑罪從輕”。這樣，律師在法庭上所作的辯護，即便再有說服力，也很難達到預期的辯護效果。

面對這樣的司法環(huán)境，越來越多的律師采取了“辯護前置”的策略，也就是將刑事辯護的重心向審判前階段加以延伸，著力于在審查起訴、偵查、審查批捕乃至立案之前提出強有力的辯護意見，與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進行有效的交涉和協(xié)商，從而在盡可能早的訴訟階段追求有利于委托人的訴訟結果。在這一方面，律師界出現(xiàn)了“黃金救援期”的說法，將立案前的初查階段、審查批捕的37天以及審查起訴環(huán)節(jié)視為刑事案件的“黃金救援期”，力圖在這些環(huán)節(jié)提出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的辯護意見，必要時作出一定的妥協(xié)和讓步，以換取偵查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作出不立案、不批捕或者不起訴的決定?？偠灾?，盡力阻止案件進入法庭審理程序，在案件開庭審理之前建立“隔離帶”或者“防火墻”，這是刑事辯護向審判前階段延伸的內在應有之義。

除了采取“辯護前置”的策略以外，律師界也不滿足于法庭上的舉證、質證和辯護活動，逐步將辯護的視角投向法庭程序之外，進行越來越專業(yè)化的程序外交涉活動。除了傳統(tǒng)的會見、閱卷、調查核實證據(jù)等庭前準備活動以外，一些有經(jīng)驗的律師還與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充分的商談，或者向其核實有關證據(jù)，或者將初步形成的辯護思路與其進行溝通，或者在征求被告人意見的基礎上，將其轉化為“最好的助手”，使其對自己的辯護進行有效的配合，從而產(chǎn)生協(xié)同作戰(zhàn)的“訴訟合力”。與此同時，在一些涉及專門知識的復雜案件的辯護過程中，辯護律師為推翻或者削弱公訴方提交的鑒定意見，還經(jīng)常會尋找或者請教“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具專家意見，或者邀請其擔任“專家輔助人”出庭作證。這種借助于專家經(jīng)驗、知識和智慧的辯護操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律師廣泛地展開法庭外的辯護準備活動，由此方能強化法庭上的辯護效果。不僅如此，諸如對刑事和解的參與、對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介入、對被告人及時退賠退贓的處置以及對被告人涉案財物沒收的協(xié)商等，也都是律師越來越多地從事法庭程序之外的交涉活動的重要標志。而沒有這些法庭外的交涉活動，辯護律師縱然在法庭上進行了精彩的辯護，也很難獲得較為理想的辯護效果。

按照傳統(tǒng)的辯護方式，在法庭審理結束之后，律師的辯護活動通常也就戛然而止了。對于一審法院作出的有罪判決，律師至多再起草一份上訴狀，幫助委托人完成上訴程序，服務也就結束了。但是，在那些重大、復雜、疑難的刑事案件中，法庭審理的結束并不等于本案訴訟程序的終止。法庭有可能在初步評議之后，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加以討論決定，或者向上級法院進行內部“請示匯報”。有時候，這種內部請示匯報又分為書面請示匯報和正式請示匯報兩種形式，持續(xù)時間動輒長達數(shù)月甚至一年以上。面對這種非正式的行政決策程序，一些律師開始進行介入，以試圖對那些實質上的裁判者產(chǎn)生有效的影響。

例如，有的律師針對法官提出的幾個疑難問題，邀請專家出具有針對性的專家意見，并通過正常途徑將這種專家意見提交給可能具有裁決權的法官；有的律師與在押被告人進行多次必要的會見，既了解案件的最新進展，同時也與被告人進行及時的溝通；有的律師還在了解被害方不斷申訴信訪的情況下，與法官進行反復協(xié)商，說服被告方對被害方進行必要的經(jīng)濟補償，從而解決法官的后顧之憂，將社會矛盾和沖突予以化解……這種將辯護活動延伸到庭審結束后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填補了傳統(tǒng)律師辯護的程序空白，滿足了委托人必要的刑事法律服務需求，也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辯護業(yè)務，取得了訴訟各方“利益兼得”的積極效果。

當前，我國正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法院也在著力推動“庭審實質化改革”。這些改革假如能取得有效進展，那么我國法庭審判流于形式的局面將會發(fā)生實質性的改觀。屆時，律師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有望大顯身手，可以通過交叉詢問，對證人、鑒定人、專家輔助人、偵查人員等進行當庭盤問，既可以揭露那些可能發(fā)生的虛假陳述，又可以使這些作證者的說謊品行暴露在法庭之上。但即便如此，律師也不能僅僅將法庭作為辯護的場所，而應探求審判之前的及時救援，法庭程序之外的訴訟準備和非正式交涉，并在庭審結束之后，對那些事實上的裁判者施加積極有效的影響。

一言以蔽之，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權益，是辯護律師追求的目標；而有效地說服裁判者作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訴訟決定，是律師辯護的基本歸宿。所有那些決定委托人命運或利益的階段，都是律師發(fā)揮說服作用的場合。律師不僅要把法庭作為施展辯護才華的舞臺，而且也要將辯護活動延伸到審判程序之前、法庭之外甚至庭審程序之后，從而使刑事辯護的訴訟空間得到有效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