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睦爾撒納其人的生平，與另一位歷史人物有驚人的相似，那便是吳三桂。他們都是投靠了自己的敵人，作為前鋒攻滅自己的國家，而又是在已經(jīng)獲得高官厚祿之后，再次反叛。只不過，吳三桂的再叛是因為清廷的相逼，而阿睦爾撒納則是從一開始便只是想利用清軍實現(xiàn)自己的野心。

作為清帝國親王、定邊左副將軍的阿睦爾撒納從作為前鋒進入準噶爾開始，便著手進行自己的計劃。進兵過程中，他不穿戴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印信，也從不對準噶爾人聲稱自己已經(jīng)投降清朝，而是做出借兵平亂的姿態(tài)。仿佛跟在身后的清軍并不是征服者，而是來幫忙的志愿軍。

謊言起到了預想的效果，原本對達瓦齊不滿的貴族和百姓紛紛投效，“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shù)千里，無一人敢抗者”。清軍的其它將領只以為是人們向慕王化，陷入到“簞食壺漿迎王師”的迷夢中，真拿自己當成了解放軍，根本沒有深究其中的根源。

隨著達瓦齊的迅速敗亡，乾隆皇帝認為“竟先朝數(shù)十年未竟之緒”，只顧著高興，賞阿睦爾撒納親王雙奉，將兩路大軍撤回，只留定邊將軍班第、副將軍薩喇勒、參贊大臣鄂容安率500兵丁鎮(zhèn)守伊犁。阿睦爾撒納于是以“琿臺吉菊形篆印”向各部發(fā)號施令，集結兵馬，準備武力驅逐清軍。因為他出身高貴，又有推翻達瓦齊的聲望，準噶爾人都把他看作了新的琿臺吉，無不向從。

1755年8月，阿睦爾撒納正式宣布自己為準噶爾汗，發(fā)兵包圍清朝駐軍，原本被乾隆加封為綽羅斯汗的噶勒藏多爾濟，封為輝特汗的巴雅爾等大貴族也群起響應。伊犁的清軍孤立無援，班第、鄂容安自殺，薩喇勒被俘。不到三個月，清軍在準噶爾獲的勝利全部付諸流水，乾隆皇帝引以為傲的武功成了天大的笑話。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前方將領都惱怒不已，立即發(fā)兵進剿。

吳三桂起兵初期，勢如破竹，將大半個中國控制在手中，若不是企盼裂土封疆而坐失良機，恐怕歷史真要改寫。而阿睦爾撒納的軍事能力卻遠不如吳三桂，原本的大好形勢在清軍開到之后便不復存在。

1756年春，清軍兵抵伊犁，阿睦爾撒納抵擋不住進攻，于3月退出伊犁。10月，再次被清軍擊敗，退往尼雅斯山。秋末，在哈薩克地區(qū)休整后，阿睦爾撒納返回準噶爾，準備策應喀爾喀青袞扎布領導的“撤驛之變”，但因為事變迅速失敗而作罷，再次返回哈薩克。

1757年，清軍再次大舉進剿，原本與阿睦爾撒納結盟的哈薩克阿布賚蘇丹也背盟投清，而準噶爾軍中內部分裂，自相殘殺，未戰(zhàn)先亂，7月被清軍徹底擊潰。阿睦爾撒納僅率20人逃亡哈薩克，后因阿布賚蘇丹決定將其出賣，便又與8個隨從逃亡到俄羅斯。是年9月21日，阿睦爾撒納因天花病死在俄羅斯托爾斯克。這個準噶爾的吳三桂最終連一場勝利都沒有獲得便身死名裂，兩個相似的人物在這結局上有了不同。而更大的不同還在于，吳三桂的作為毀滅了自己的國家和家族，而阿睦爾撒納更進一步，毀滅了自己的民族。

長達百余年的對抗，歸附后又如此齊心的反正，乾隆皇帝再也沒有了“柔遠”的雅量，“實因伊等叛服無常，不得不除惡務盡也”，于是下令“必使無遺育逸種于故地而后已”，對準噶爾人進行大屠殺。

一時間，天山草原到處是“呼壯丁出，以次斬戮……婦孺悉驅入內陸賞軍”的景象。在空曠之地屠殺一個人口本就不多的游牧民族，很難如“揚州十日”之類慘案一樣出現(xiàn)尸體枕籍，血流成河的景象，但最后效果卻相當顯著。準噶爾人無論是“計數(shù)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于大兵者十之三”，還是“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最后的結果都是“厄魯特種類盡矣”。直至數(shù)十年后，在一代文豪龔自珍筆下，仍然是“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哈臺，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臺（即厄魯特）故種也”。

1759年，準噶爾徹底被清帝國平定，乾隆皇帝親書《準噶爾全部紀略》，志得意滿的在他的“十全武功”中增加了兩個條目。準噶爾人與他們的汗國一起消失，準噶爾成為中國第二大盆地的名稱。至此而后，游牧民族再也沒有在世界舞臺上擔當過主角，成為徹底的陪襯。鮮血被大風吹盡，曾經(jīng)的輝煌也已經(jīng)無人談起，人們只能從落滿歷史塵灰的故紙當中點滴地看到他們曾經(jīng)的亮劍，以及這“雖敗猶榮”之后的無盡悲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