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中國書法由意象化空間性創(chuàng)造和時序化勢的覺醒，再進入到欣賞和品評，這才真正進入藝術(shù)的成熟與自覺。中國書法審美品評伴隨著書法理論的肇始、發(fā)展而不斷豐富完善起來。其從最初的技能評判到無可量化的意象描述，再到生命意味的比擬，通過形而上的哲學概念的系統(tǒng)化運用，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書法品評概念、標準以及系統(tǒng)體系。對此進行追溯解讀，有益于對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深刻認知和傳承。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視角及方法

——兼談品評概念及其衍生

□黃鴻瓊

中國古代書法的品評視角、品評方式方法先是采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形象、意象描述，由形而下的擬人、擬物的描述到形而上的抽象、概括；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由形到神；由形象品評、抽象品評到品第品評；由品評書法技法上升到品評內(nèi)在的、深層次的人文修養(yǎng)的書法核心。如此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概念不斷衍生，境界不斷提升。但這些品評視角、品評方式方法使用的過程并非絕然，而是常交互使用，并不斷完善。

漢崔瑗的《草書勢》是史載最早的真正以書法本體的立場、從審美的角度描述書法藝術(shù)及審美感受的一篇書論，也即目前考證出的中國現(xiàn)存可靠的第一篇書法品評文章。文中“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摧焉若阻岑崩崖”，以形象的描述道出草書“放逸生奇”的極度自由的、飛動的“勢”的動態(tài)美感和“崩崖”之力。崔瑗憑直覺以形象的類比方式來品評書法藝術(shù)中的這種勢和力的美，但卻很朦朧，沒有做出理論上的概括。

漢末蔡邕在崔瑗的基礎(chǔ)上概括性地以“勢”“力”品評書法，并深入、全面地研究了用筆的“九勢”。“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有勢就有力，勢會產(chǎn)生力；“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更體現(xiàn)了對線條含忍之“力”深刻的審美認識。這也是漢代書法粗獷風格的美學趣味的體現(xiàn)，是對陽剛之美的推崇。

到了魏晉南北朝，“力”的美學涵義得到了補充與發(fā)展。鐘繇、衛(wèi)鑠、羊欣、虞龢、王僧虔等提出“筋”“骨”“肉”“流美”“肥”“瘦”“質(zhì)”“妍”等書法審美品評范疇，并辯析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在此基礎(chǔ)上，又衍生出“天然”與“功夫”、“筆力”與“媚好”、“形質(zhì)”與“神彩”、“情”與“思”等審美品評概念。

南朝梁袁昂的《古今書評》不僅把人的風姿氣度、形貌、神態(tài)、情性、事理以及自然、動物作為比喻對象品評書法作品，甚至把音樂美韻比擬書法的韻味，極盡形象、意象描述、擬人、擬物及形神描述之能事，把當時的各種形象、意象比較品評方式總結(jié)性地應(yīng)用于書法品評中，并對每個書家的書風做出個性化及人格化的品評，把形象、意象品評方法發(fā)揮到極致。

同是南朝梁的庾肩吾的《書品》異軍突起，出現(xiàn)了品第品評書法的新視角，把書法分為九品，上、中、下品之下各自又分為上、中、下品。之后，唐人李嗣真《書后品》則在九品之上又增添了逸品之品評等次。張懷瓘在《書斷》中則確立了“神品”“妙品”“能品”的“三品論”品評標準，“神品”是天才的產(chǎn)物，“妙品”是出自“功深”之手，“能品”則是能合乎法度、技法精熟者的產(chǎn)物，使得“神彩”的內(nèi)涵深化了，品第品評更清晰而簡約。

初唐的歐陽詢以抽象、概括的方法對技法理論做了一次大總結(jié)，創(chuàng)作了《用筆論》《三十六法》《傳授訣》《八訣》等。

中唐孫過庭的《書譜》則把理性、概括、抽象、邏輯思維的書法品評法加以總結(jié)并推向高峰。他總結(jié)了前人所論并有所創(chuàng)新，較為透徹、辯證地論述了質(zhì)與妍、古與今、老與少、執(zhí)使轉(zhuǎn)用、平正與險絕、謀篇、各字體特色、臨摹的精準、創(chuàng)作的五合五乖以及得時、得器、得志的關(guān)系，并兼及書法的性與情、智巧兼優(yōu)、“二王”人格精神之區(qū)別等等。

而從漢代開始，在研究、品評技法的同時，書家就已經(jīng)意識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開始對書法藝術(shù)美的本質(zhì)進行深入的探討并以之為品評的視角加以評述，認識到書法本質(zhì)應(yīng)由技進乎道，特別是唐以后更加重視人文精神的品評視角。

漢代許慎在論述文字的起源之后，解釋了“文”“字”“書”的涵義，并提出了“書者，如也”的美學命題?！墩f文解字·序》是一篇關(guān)于文字的理論文章，但與書法密切相關(guān)。他雖對“書者，如也”沒有展開論述，但起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作用，啟發(fā)了后代學者去體會、生發(fā)并再創(chuàng)造。

比崔瑗稍后的趙壹《非草書》認為“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把書法藝術(shù)導(dǎo)向文化本位，對后世影響很大。同時代但稍后一些的東漢書家、書論家蔡邕的“書者，散也”，指出書法是抒情的藝術(shù)。唐代虞世南《書旨述》則從社會的實用功能性質(zhì)的角度說：“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都是從許慎這一命題生發(fā)開來的。

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從社會學的角度，包括書法在內(nèi)的文字功能的角度對“如”做了全面的闡發(fā)：“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薄皶奔础叭纭逼渌枷氡磉_，即抒發(fā)情懷，即取名述事，即以書面形式記載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即所有自然、社會、人類思維所及的一切、“有”的“無”的，無所不論，應(yīng)用廣泛又簡便。張懷瓘在另一書論《書議》中又言：“論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备用鞔_了書法藝術(shù)美的文化本位的視角。

宋代黃庭堅《論書》更加直白地表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也?！辈粌H從書法藝術(shù)美的文化本位的視角（“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論述書法，并強調(diào)了人格精神（“脫俗”“道義”）。蘇軾亦言：“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明董其昌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nèi)營?！苯砸幻}相承之言。

明代項穆《書法雅言》“資學”篇有言：“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guī)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笔菍ξ幕疚坏募訌姟?/p>

清楊守敬《學書邇言》云：“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學要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p>

清代劉熙載《藝概》從書法內(nèi)涵的角度闡發(fā)：“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边@是“如”的大總結(jié)。把書法藝術(shù)美的本質(zhì)做了全面總結(jié)和概括，提出人文精神在書法中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總之，古代書法品評視角沿著兩條線索同時要求同時發(fā)展：一是技法，另一是人文精神。這兩條線索可以說主宰了中國古典書法的發(fā)展脈絡(luò)，也是書法品評的重要的綜合品評視角，特別是唐以后“論人才能，先文而后墨”更加突顯。因此，古代書論已明確了書法藝術(shù)審美品評（及書法創(chuàng)作）應(yīng)由技進乎道。技法是基礎(chǔ)，人文修養(yǎng)（或人文精神）是靈魂！

漢晉南北朝書論中審美概念的形成

□胡湛

中國文字的誕生本就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淮南子·本經(jīng)訓》云：“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比祟悇?chuàng)造文字是走向文明、破除神鬼巫術(shù)的重要進步，所以鬼神不得不驚，難免會“夜哭”。而中國文字在創(chuàng)造時就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宇宙意識。《尚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薄兑捉?jīng)·系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痹缙诘囊恍┌素苑柡臀淖謩?chuàng)造是一致的，如“水”“火”“氣”等。八卦和文字的創(chuàng)造是觀天地、觀鳥獸，取自身和身外萬物，具有對大到天地宇宙、小到自身和鳥獸事物現(xiàn)象的高度概括，其結(jié)果是可以通神明和萬物規(guī)律及情理的。這實際就是中國文字以一個個獨立的單元結(jié)構(gòu)表述、傳達語言并蘊含道與情表現(xiàn)的獨特屬性。當漢字發(fā)展出現(xiàn)超越實用意義的觀賞性草書時，人們一時有些慌亂而應(yīng)接不暇，一方面是如崔瑗等對豐富的書法美用比喻性描述笨拙地描述其美，另一方面則如趙壹等驚慌失措般以儒家道統(tǒng)的立場維護文字的實用功能。成公綏《隸書體》較早為書法確立明確道統(tǒng)的功能的書論，認為書法可以“存載道德，紀綱萬事”。這種觀念在維護道統(tǒng)使用的同時，卻又為中國文人耽于書法找到了最好的借口。而書法的審美概念，則在人們的書寫實踐和欣賞描述中逐漸誕生并且豐富起來。

中國書法審美基本概念的形成基本集中在漢晉南北朝的書法文獻中。

最基本的審美概念應(yīng)該是技法性的。在漢趙壹的《非草書》中只是“好”“丑”“工”“拙”的描述，如其稱“書之好丑，在心與手”“然其為字，無益于工拙”。在晉衛(wèi)恒《四體書勢》中，對書家書藝的描述則是“善”“精”“巧”之概念，如其云：“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而在四體華麗的辭藻“勢”的描述中也蘊含著一些審美概念。如其《字勢》云：“或守正循檢，矩折規(guī)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quán)。其曲如弓，其直如弦。”其《篆勢》則有“妙巧入神”“紓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振撇”“或輕筆內(nèi)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等。其《隸勢》云：“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如此矩、規(guī)、折、旋、方、圓、曲、直、紓、放、長、短、輕、微、濃、絕、連、纖、錯落等，都是和具體書寫緊密相連的審美范疇。

而在傳衛(wèi)鑠所作《筆陣圖》中緣于人們最為直接的“近取諸身”之感受，則出現(xiàn)了“骨”“力”“肉”“筋”生命要素概念的品鑒。如其開篇即稱：“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睋?jù)傳周穆王嘗于贊皇壇山打勝仗后用寶劍在魔崖上刻“吉日癸巳”，遒勁有力。李斯觀之而嘆自己筆弱。衛(wèi)鑠又稱：“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蓖瑫r此文也出現(xiàn)了形而上的“道”“源”“理”“意”“情”“古”“妙”等概念。如其稱：“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于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意前筆后者勝”“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南朝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對書家書藝的描述在繼承之前“能”“善”“精”“熟”簡單概念的使用之外，又增加了“絕”“圣”“肥”“瘦”“沉著痛快”“骨勢”“媚趣”等概念。如其稱：“弘農(nóng)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酥^為‘草圣’。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潁川鐘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征。二子俱學于德升，而胡書肥，鐘書瘦”“河東衛(wèi)覬字伯儒，魏尚書仆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其稱王羲之書“博精群法，特善草隸”，稱王獻之書“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虞龢《論書表》中多記書家事，其中也提出了“古質(zhì)而今妍”之概念。

王僧虔的《論書》有續(xù)寫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的特征，每一段記一位書家，并在每一位書家名字后均有書法品評語，具有了更多的書品之特征。其如此體例自然衍生出諸多書法品評術(shù)語。如啟首即云：“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碧岢隽恕疤烊弧迸c“功夫”的概念。其論列諸書家多以右軍為標準衡量其優(yōu)劣，堪稱是早期典型的比較批評法。其品評張芝、索靖、韋誕、鐘會、“二衛(wèi)”書：“無以辨其優(yōu)劣，惟見筆力驚絕耳?！逼湔摱嘁阅?、妙相品評，如“庾亮書，亦能入錄”“謝安亦入能流”“謝靜、謝敷并善寫經(jīng)，亦入能品”，其評衛(wèi)覬書“略盡其妙”，評鐘繇書“謂之盡妙”，評王羲之書：“妙盡深絕”“以為絕倫”，評張芝書：“仲將謂之筆圣?！憋@然為張懷瓘“神、妙、能”三品論奠定了概念基礎(chǔ)。王僧虔對陸機的品評也堪玩味：“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為中國書法史首次專門關(guān)注士人即文人書法。王僧虔的《筆意贊》則提出了絕妙的神采、形質(zhì)論：“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zhì)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逼淙绱烁叨雀爬ǖ钠吩u概念可以說是對中國古典美學的偉大貢獻。

從以上對漢晉南北朝古典書論的粗略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伴隨著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不斷豐富演變，中國書法藝術(shù)審美意識也不斷自覺深化明晰，書法品評概念也不斷創(chuàng)造、擴充、豐富、完善。這些古典審美概念包括技法、擬人、擬物、生命意象、自然意象以及涉及儒、道的骨、肉、力、勢、功夫、天然、能、妙、神、圣的不同視角、境界、層次，構(gòu)成了中國書法審美的獨特體系。這些審美概念、觀念反作用于書法，使其在實用性作用推動演變發(fā)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書家在藝術(shù)性方面的追求、交流、競勝與發(fā)展，使中國書法成為審美與實踐兩大系統(tǒng)的交互并進，最終形成蘊含中國文化精神的內(nèi)涵博大精深的民族藝術(shù)。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詩性魅力

□王太雄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也即中國傳統(tǒng)書法品評）洋溢著濃郁的詩情畫意，富有鮮明的中國文化情調(diào)和多元開放的價值特征。其品評方式的體性上，也即在體制（體裁）、體貌（風格）和體勢（語體或語勢）上，能博百家之長兼眾體之優(yōu)而錯綜群妙。其品評的具體展開是：既邏輯地說又詩意地說，既敘述又描寫，既議論又抒情，從而構(gòu)成了感性與理性、片斷與整體、妙理與情思，相生相濟，獨具詩性魅力的品評方式。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說到底也就是其體性特征問題，由其體性特征決定其用什么方式展開、怎樣展開，決定其采用何種體裁或體制，驅(qū)遣何種語體或語勢，彰顯何種體貌或風格。它是由體裁、語體和風格的整合而構(gòu)成了傳統(tǒng)書法品評的整體情形。其品評展開的整體特征是：既有條理性、邏輯性，又有辯證性、思辨性；既有詩性的抒寫，又有理性的議論；既生動活潑又虛靈典雅，是理性歸納與詩性隱喻的兼綜。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展開大都具有詩性隱喻的特點，采用的是富有詩性的語言進行描述性的擬諸形容和喻示。它是由詩、賦、駢三種文體自然構(gòu)成的詩筆，其體勢和體貌均洋溢著濃厚的詩情畫意，詩筆與議論互相滲透、共生共榮。就體勢、體貌而言，能兼?zhèn)渥h論與詩筆二體：擘肌析理，深識奧鑒，條圈籠貫，體大思精而獨具風采；清聲麗色、偶語韻詞，聲畫妍媸而跌宕多姿。

詩、賦、駢體總的特征是突顯詩性魅力。其體勢、體貌又可分為意象性和隱喻性，前者借詩歌的景語和情語作意象式的言說，后者則是用一個或一組隱喻作描述式的論證，用人、景、情、境意象性地描摹特定的書法風格、審美內(nèi)涵和書法神韻。隱喻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表現(xiàn)手法，它同樣是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主要傳達手段。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詩性的品評表達方式，更是詩性的思維方式和美感的體驗方式。

中國古典書論，其體勢（語體、語勢）極富詩性色彩，如詩如畫，詩情畫意洋溢其間，生動、活潑、虛靈、可感。在閱讀中國古代書法品評文章的過程中，如同在詩情畫意中徜徉，優(yōu)哉！游哉！妙哉！其認知思維方式屬意象性思維，所使用的物質(zhì)性的語言外殼或符號具有形象性、具體性、生動性諸多特點，富于情感、想象、畫意、詩情。其語言特性十分近似于原始思維的語言特性，具有“繪聲繪色繪形”傾向，也就是用可見的、可感覺的形象來表現(xiàn)認識對象和范圍，如畫地描繪出說話人要表達的意思，描寫能夠訴諸感覺感知的東西，并能按照事物的行動呈現(xiàn)在人們的眼睛里和耳朵中的那種感覺形象來表現(xiàn)其樸質(zhì)的思想觀念。中國古代書法品評中的這種富有詩性韻味的品評是在漢語言兩個相反的維度上展開的：一是濃縮，一是膨脹。即內(nèi)斂式的聚象和外延式的繪象，飽含著詩的形象性。漢語言在符號化、抽象化的同時，始終保留了“詩性語言”的形象、生動、具體、濃縮、含蘊、有味的優(yōu)秀品質(zhì)。漢語是一種心靈的語言，它具有詩意和韻味，這便是為什么即使是古人的一封散文體家書，讀起來也像一首詩的緣故。德國著名詩人歌德在《談話語錄》中不無幽默風趣地說，在中國人那里，“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經(jīng)常聽到金魚在池子中跳躍，鳥兒在枝頭歌唱不停，白天總是陽光燦爛，夜晚也總是月白風清。月亮是經(jīng)常談到的，只是不改變自然風景，它和太陽一樣明亮”。漢語這種詩性特征是構(gòu)成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物質(zhì)（媒介）或語言形式的根基。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zhì)外殼，是思想的形式或載體，當然也是一切文化藝術(shù)觀念和理論形態(tài)的形式或載體，之于書法品評的文本也不例外。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特征最終歸結(jié)為詩意性和審美性，而且這種詩意的、審美的品評是全方位的：書法品評家仿佛成了文學家（詩人），品評的文體成了詩詞歌賦，品評的邏輯思辨風格成了美文的詩意化。中國古代書法品評的這種詩意性和審美性集中體現(xiàn)在形象喻示的言說、認知、思維方式上，似人、似物，擬人、擬物。所謂形象喻示就是受傳統(tǒng)文論的意象思維的影響，利用漢語的聚象與繪象的語言特性，描摹出感性的形象以表達深層的意念和妙理情思，激發(fā)生命的意蘊，“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周易·系辭》），以喻明理，表情達意。所謂“前人傳法，文字不能盡，則設(shè)喻辭以曉知，假形象以示之”。由于形象具有直觀具體可感的特性，古代書法品評家在其品評文本中，常常采取以象比類的直觀思維方式，以觀察、探索、反映書法世界的精神，并將其作為思維的中介而使認識達到對書法的有形現(xiàn)象的形上超越。用形象對書法作品的形質(zhì)、神采、意趣、美感進行摹狀和形容，以形象為言說的物質(zhì)材料（中介），取類而感通，使書法品評得以詩化的展開。

中國古代書法品評最早運用形象喻示的方式只是對書法的理想風格和藝術(shù)意象的品評，前者如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后者如袁昂的《古今書評》、蔡邕的《筆論》、衛(wèi)夫人的《筆陣圖》等。在《古今書評》中，袁昂運用這種品評方式形象地品評了古代28位書家的藝術(shù)風神。如對衛(wèi)恒的書法品評是“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對索靖的書法品評是“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運用詩性隱喻的語言將兩位書家的書法神韻形象地描畫出來；形容王羲之的書法如“謝家子弟，縱復(fù)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這些形象性的比喻大都頗為貼切、具體、形象、生動、活潑、可感，語言節(jié)奏明快，具有詩句、詩行的形象節(jié)奏感和韻律美，抑揚頓挫，讀來朗朗上口，詩味盎然，使人們在鮮活的語境中領(lǐng)略到書法的妙理情思和書藝的道境。

書家的情思導(dǎo)瀉都源于自然，自然囊括一切，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用自然來觀照和解釋書法藝術(shù)似乎是最為理想也最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和理解，最為適合宇宙自然生命意味的描繪、隱喻和暗示。如崔瑗《草書勢》中說：“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形容草書意象俯仰有儀、靜中寓動、動靜結(jié)合的生命態(tài)勢。

古代品評家不僅用形象寓示的方式來評判書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作品的風格特色及其藝術(shù)感受，而且把它作為一種闡釋工具和表述方法，來解讀作品的筆法、墨法、結(jié)體、章法等形式技巧，以及對作品的意境、趣味、格調(diào)等美學范疇的形象比擬。如談作品的運動感和節(jié)奏感，說趙孟頫的書法“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后”（包世臣《藝舟雙楫》；說字的章法稱王鐸的書法章法是“雨夾雪”，鄭板橋的章法是“亂石鋪街”；談字的神態(tài)，有“教化主”“城隍老爺”“牛鬼蛇神”“凍蠅”“春蚓”“秋蛇”“蒸餅”“束薪”等等比喻；形容點畫形態(tài)的骨力有“橫如千里陣云”“點如高峰墜石”；形容墨色為“小兒目睛”；形容中鋒行筆為“錐畫沙”“屋漏痕”“印印泥”“坼壁路”；形容筆畫的形質(zhì)為“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等等。這些比喻既貼切又傳神，帶有濃郁的詩情畫意。

《淳化閣帖》中的崔瑗《賢女帖》

打造中國最大儒家讀書會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