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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清雍正 青花仙人納福尊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高22cm 本品巧妙地借用佛、道兩教的典型人物進行細膩地刻畫，進而達到傳神寫意上的一致。人物容貌雖見寢陋，神態(tài)卻從容瀟灑，具有靈動飄逸的禪畫特色。鐵拐李為道家仙人，居八仙之首，法寶葫蘆里裝靈丹妙藥，可包治百病使人長生不老；劉海傳說曾受八仙的點化而修道成仙，能為人帶來財運和福壽；唐代詩僧寒山和拾得，相傳是文殊、普賢兩位菩薩的化身。然而寒山、拾得又有道家的一面，雖以佛為表，實是佛道合一。本品擷納四仙恢諧可愛的形象，洋溢出喜慶祥和的氣息，且融四仙于一體，取其瑞意，表達增壽納福、萬壽無疆之義。 雍正一朝御瓷裝飾圖案之中仙人題材非常罕少，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康熙晚期御瓷風(fēng)行以神仙吉慶賀壽圖案為裝飾主題，而且傳世數(shù)量眾多，分別為各大公私文博機構(gòu)典藏。依據(jù)雍正三年江西布政使常德壽《查訊安尚義燒造磁器折》、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年希堯的奏折可知，康熙五十九年明珠家奴、大鹽商安尚義曾派家仆馬士弘等三人“在景德鎮(zhèn)置買材料，雇工燒磁”，為清宮進貢御瓷，稱為“安尚義效力處”，至雍正五年初方為雍正皇帝正式撤銷，前后持續(xù)七八年之久，是為長期被人忽略的“安窯”。結(jié)合傳世對應(yīng)實物可知，安窯設(shè)立之初主要的任務(wù)就是為康熙皇帝七十大壽準備賀壽御瓷。（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駕崩，時年為康熙69歲，次年三月則為70歲）。安窯的康熙晚期作品在紋飾上突出賀壽吉慶之意，所以流行神仙賀壽題材；在款式方面，流行書寫橫款，如六字單行橫款、雙圈六字三行楷書橫款，當中“清”字多寫成“淸”的器皿，皆為安窯所造，是辨識安窯的主要依據(jù)。 本品恰恰繼承了康熙晚期賀壽御瓷的典型風(fēng)格，使用神仙賀壽題材，處處可與安窯賀壽御瓷比對，例如南京博物院典藏“康熙 斗彩和合二仙紋花盆”（圖二）所描繪的神仙形象與本品最為接近（見《清瓷萃珍》圖27）；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康熙 青花漁家樂圖四方花盆”、“康熙 青花祝壽圖六方花盆”山石景地畫法與本品高度一致。（分別見《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頁518，圖337和頁524，圖339）。對比康熙安窯賀壽御瓷與本品之風(fēng)格，如出一轍，流露出濃厚的時代氣息，因此本品燒造時間必然距康熙一朝不遠，并與安窯存在相關(guān)之聯(lián)系。 本品的寫款也是有別于雍正朝其它御瓷，為單圈六字三行楷書橫款，獨特而罕見。因為單圈裝飾異常罕見，百中不見一二。檢閱目前資料，現(xiàn)存二例，分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雍正款青花釉里紅松竹梅紋瓶”，“清雍正 粉彩人物圖梅瓶”，見于《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下冊頁138，圖58和《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頁60，圖50。此二者與本品的寫款皆一致，如出自同一人之手，可判定彼此燒造時間非常相近。 其六字三行楷書橫款的模式顯然是繼承康熙晚期安窯而來，只是清字寫法不同，然款字結(jié)構(gòu)端莊規(guī)整，為典型的宋槧體，與前述康熙晚期安窯賀壽題材瓷器的寫款幾無差別，因此筆者認為本品屬于雍正初年之物。而且結(jié)合上述檔案記載，雍正四年以前安窯仍然在景德鎮(zhèn)為清宮燒造御瓷，故可判定本品應(yīng)為雍正初年的安窯之作。本品的寓意決定其必為雍正皇帝萬壽節(jié)的貢禮，而雍正元年十月三十日為雍正登基后的第一個萬壽節(jié)，意義非凡，對本以燒造賀壽御瓷為主的安窯來說在不明新君藝術(shù)品味的情況下，選擇本應(yīng)給康熙皇帝賀壽的畫稿、器形化裁移改之后為雍正皇帝燒造賀壽禮瓷是最正常的事例，而且在康熙和雍正傳世御瓷當中確實存在彼此造型、紋飾一致的情況，可以證明存在相同的做法，由此推知，本品具有如此濃厚的康熙晚期氣息，顯然是安窯沿襲前朝做法的結(jié)果。因此，本品最有可能的確切燒造時間是在雍正元年。 對于蓬頭四仙這一題材，雍正皇帝顯然是滿意的，因為四仙所營造逍遙自在、歡樂無憂的境界深為胤禛所欽慕。清宮舊藏《胤禛行樂圖之杖挑蒲團》（圖三）展示的正是胤禛內(nèi)心的這份追求。畫中胤禛以手杖挑蒲團行走于山間，身著補丁的百衲衣，頭頂微禿，展現(xiàn)出“蓬頭僧人”的形象，正與本品繪畫的四仙氣質(zhì)相合。以帝皇之尊裝扮成“蓬頭僧人”并樂在其中，乃性情使然。 雍正三年以后，由于胤禛對安尚義的猜疑，暗中調(diào)查安窯的燒造活動，以致安窯燒造停頓，至雍正四年隨派年希堯出任接替，是為年窯，從而宣告安窯之結(jié)束?？v觀雍正一朝御瓷自身風(fēng)格的形成實肇始于年窯，而安窯乃是康雍之際的過渡者，故本品之出現(xiàn)猶如后世嘉慶三年以前的御瓷，風(fēng)格、品質(zhì)皆與前朝無異，唯獨署款不同而已，屬于過渡時期非常獨特的作品，特殊的歷史背景鑄就其不平凡的品質(zhì)，注定成為稀世之作。??? （黃清華 撰） 備注：香港蘇富比2000.5.2，Lot672 RMB 15,525,000 482清雍正 青花纏枝花卉鋪首尊 （一對）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高24.5cm 本品取法上古銅器為形化裁而成，古雅端莊，肩貼饕餮銜環(huán)雙鋪首，胎骨細膩堅致，釉質(zhì)瑩白溫潤。通體以青花為飾，紋飾層次繁復(fù)豐富，自上而下分繪海水江崖紋、變形芭蕉葉紋、纏枝蓮紋、覆蓮瓣紋等六層紋飾，其間以突起的七道弦紋相隔，使器型更富于變化，紋飾層次過渡更見清晰。繪畫細致入微，青花色澤純正，并以筆觸點染之法追求永宣青花鐵銹斑效果，頗見宣窯神韻。器足內(nèi)青花書“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書款，字體端正清秀。 本品所飾之鋪首古雅可愛，制作頗為精致。鋪首是古代建筑大門上的銜環(huán)獸面，漢代鋪首多表現(xiàn)虎、螭、龜、蛇等神獸的面部，明清時期鋪首主要以“椒圖”的形象出現(xiàn)。椒圖傳說是龍生九子之一，性好閉，最反感別人進入它的巢穴，世人因而將其頭部形象放在門上，取其緊閉之意，以圖平安。清代御瓷之中使用鋪首裝飾始見于康熙后期，至清雍正、乾隆兩朝頗為流行，鋪首銜環(huán)紋的使用正是復(fù)古之風(fēng)在瓷器上最明顯的體現(xiàn)。 此式鋪首弦紋尊造型創(chuàng)燒于雍正朝，與本品尺寸相同者多見于各式顏色釉，例如清宮舊藏“清雍正 爐鈞釉鋪首耳壺”，見《故宮陶瓷館·下編》頁445，圖354，另有青花者，造型一致而尺寸和紋飾不同，如南京博物院典藏“雍正 青花纏枝蓮?fù)邪思榧y尊”，見《宮廷珍藏中國清代官窯瓷器》頁167。乾隆朝伊始，此式青花纏枝蓮紋鋪首弦紋尊遂成為每年大運瓷器必燒的品類，《清宮造辦處活計檔·江西》曾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命唐英以“宣窯收小青花雙環(huán)七弦尊”為樣本，燒制同樣的器物，故前后六十年燒造數(shù)量頗為可觀，后世嘉道二朝沿襲燒造，道光二年“大運琢器名單”中記之為“仿宣窯青花獸面小雙環(huán)尊”，更為清楚點明其摹仿宣德青花的本意。 縱觀有清一代，此式青花鋪首弦紋尊以雍正朝最為珍罕，迄今為止，僅知本品為存世實物，堪稱孤例，對研究雍正一朝窯業(yè)歷史深具學(xué)術(shù)意義。其成對保存，完美無瑕，猶為可貴。 RMB 10,350,000 483清乾隆 青花并蒂蓮紋蒜頭瓶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高29cm 乾隆一朝蒜頭瓶式樣豐富多彩，當中尤以本品最稱俊雅秀逸，其線條柔美起伏，盡見迤邐之姿，所施白釉勻凈瑩亮，胎骨細薄堅致，麗質(zhì)怡人。通體繪以青花纏枝并蒂蓮紋，枝葉舒卷自如，一展柔美之態(tài)。青花濃妍青翠，以濃淡二色繪就并蒂蓮蓬，視覺效果突出。頸部裝飾二道留白凸起弦紋，為修長的造型平添一份韻律之美，饒見匠心獨運，遠視之，宛若佳人玉立，風(fēng)韻無限。底部書六字篆書年號款，筆道精練有神，為乾隆早期獨特之寫法。 并蒂蓮屬荷花中的千瓣蓮類，是花中珍品，集蓮荷之精華于一身，尤能引人入勝。自古以來，視之為吉祥、喜慶的征兆，善良、美麗的化身。據(jù)《群芳譜》卷二十九：“并頭蓮，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绷硪姟度紓渥妗贰昂蠹ど彶俊庇涊d：“泰始二年，嘉蓮雙葩，并實、合跗、同莖?！泵魅肆殖蟹假澲捌G若鳳翎，暉若龍燭。色震百草，艷絕群英。” 唐宋以降流行出現(xiàn)在各類工藝品的裝飾之中，明清官窯始見并蒂蓮紋裝飾為明成化時期，見景德鎮(zhèn)珠山成化地層出土遺物，后來嘉靖官、民窯皆見使用，入清以后在雍正御瓷斗彩小碗上亦見裝飾，乾隆一朝繼之，而實物寥寥無幾，異常珍稀，琢器除了本品以外，僅知一例為上海博物館典藏“清乾隆 礬紅纏枝蓮紋觀音瓶”（圖一）。兩者紋飾、畫法風(fēng)格高度一致，應(yīng)所依相同的粉本而成，尤其花葉邊沿留白的畫法為清代雍干之交御窯蓮紋的獨特技法，在清宮舊藏雍正青花御瓷當中不乏其例。而本品花枝翻卷之狀與乾隆朝常見摹仿宣窯的纏枝蓮紋不同，后者注重使用點涂技法摹仿宣窯蒼雅之色，本品則是平涂與留白結(jié)合，配以翻卷多姿的造型，洋溢著濃厚的西洋巴洛克藝術(shù)氣息。 此式蒜頭瓶頸部因有二道凸起弦紋，清宮原稱為“雙環(huán)蒜頭瓶”，創(chuàng)設(shè)于乾隆二年五月，是乾隆早期御瓷尊貴之造型，有琺瑯彩、青花和顏色釉諸品種。據(jù)乾隆二年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活計檔“江西燒造瓷器處”記載：“五月十一日，首領(lǐng)吳書來說，太監(jiān)毛團、胡世杰傳旨著將瓶樣畫些呈覽，準時交于唐英將甜白瓶燒造些來。欽此。于本月十三日畫得……雙環(huán)蒜頭瓶紙樣一張……，奉旨，……交唐英照樣發(fā)去燒造。” 本品集并蒂蓮之瑞意，擷造型之雋美，是為十八世紀清宮的陳設(shè)佳器，猶為可珍。 備注：晚清內(nèi)務(wù)府總管慶寬家族舊藏 中國嘉德1996.10.21，Lot1645，出版：《嘉德十年精品錄》第82、83頁 RMB 13,225,000 484清乾隆 御制古香書屋制青花纏枝蓮大洗 款識：“乾隆丙寅年古香書屋制”，直徑68cm 本品造型恢弘大氣，口徑愈兩尺之巨，為少見之器。胎骨厚重堅致，釉質(zhì)滋潤潔白，通體裝飾青花纏枝番蓮紋，為十八世紀清宮最流行的經(jīng)典紋樣。纏枝番蓮紋繪畫舒暢，花葉翻卷自如，以點涂一法繪就，蒼雅古樸，遺宣窯之神韻，布局密而不亂，自見清疏之氣。全器最為獨特之處則是內(nèi)心中央青花雙圈內(nèi)繪四朵纏枝番蓮紋，外署隸書一周：“乾隆丙寅年古香書屋制”，銘款雄闊嚴整，又見舒展靈動之氣度。 本品承襲宣德御窯青花同型大缸而成。明清兩代御窯之中，此式大缸燒造于宣德時期，至嘉萬二朝大興，入清之后見康熙一朝復(fù)燒，實例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清康熙 斗彩雉雞牡丹紋缸”，口徑59厘米，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瓷器卷·清代》頁26，圖15。檢視乾隆時期未見與之相同者，是為孤例。所書“乾隆丙寅年”當為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此時唐英承命駐九江關(guān)兼管景德鎮(zhèn)窯務(wù)，正當精力旺盛之際，創(chuàng)新發(fā)明極多，摹古采今，成就斐然。而此式大缸形體巨碩，非一般民窯可為之，燒造之中極易炸裂，最有條件燒造成功者當推唐英督領(lǐng)下的御窯廠。故本品必為官物，當出自唐窯之手。 “古香書屋”應(yīng)為乾隆皇帝書室名稱，本器是督陶官唐英為皇宮內(nèi)“古香書屋”特制的一件用于書房的陳設(shè)用瓷，目前所見，僅此一件，彌足珍貴。 RMB 25,300,000 485清乾隆 青花雙龍捧壽如意耳葫蘆扁瓶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高18cm 此瓶為扁葫蘆式造型，小器大樣。內(nèi)壁施白釉，外壁紋飾隨形而繪，主題紋樣為青花雙龍捧“壽”紋，龍首位于瓶的下腹部，龍尾上擺至肩部，雙龍尾部分叉，狀若卷草圍繞一團蝠紋，跨度大而富有氣勢，寓意“福壽雙全”，至為吉祥。納福延壽，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天子庶民皆希冀畢生追求的愿望?！渡袝氛撐甯＃浴皦邸本邮?。 明清兩代，皇帝壽辰稱為萬壽節(jié)，是宮廷中最重要的節(jié)慶之一，寓意祥瑞的器物也由此應(yīng)運而生。同時葫蘆藤蔓綿延，“累然而生，食之無窮”，因葫蘆多籽，籽粒眾多，數(shù)而難盡，為綿延后代，子孫眾多的象征，而有多子多孫、江山永固的吉祥寓意，并且葫蘆亦諧音“福祿”，為吉祥之物，故此件雙龍捧壽紋葫蘆瓶既是一件以龍紋體現(xiàn)皇權(quán)，又以造型和圖案諧音“?！薄皦邸?，集各種美好寓意集于一身的宮廷陳設(shè)佳器。 備注：中國嘉德2008.11.10?Lot2175 RMB 2,875,000 486清雍正 粉彩過枝芙蓉盤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直徑13.5cm 此式過枝芙蓉圖盤為雍正御瓷之雋品，以畫筆妍美和布局精巧鑄就其至高的藝術(shù)地位，成為瓷史之絕唱，美學(xué)之典范。其胎骨纖薄堅致，于瑩白溫潤之釉面上繪設(shè)秋光芙蓉圖。畫中芙蓉數(shù)枝自外壁蜿蜒而入盤內(nèi)，橫欹而出，吐萼含苞，風(fēng)姿綽約，鋪陳出新月形構(gòu)圖，而盤之左上方則以極大的留白空間映襯出布局虛實結(jié)合之妙。其畫筆清秀細膩，設(shè)色淡雅逸麗，芙蓉花開悠然，粉嫩怡人，綠葉陰陽反側(cè)，盡顯秋風(fēng)中搖曳俯仰之姿，畫意之雅猶如和風(fēng)拂面，醉人心扉。 外壁一側(cè)野菊數(shù)朵，各具意態(tài)，另見芙蓉一枝，含苞欲放，風(fēng)情無限，構(gòu)成內(nèi)外輝映之效果。圈足修整細膩，撫之光潤如玉，底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書款，清秀端莊，青花淡恬，其繪畫、胎釉、彩料、署款，無一不精，益見雍正御瓷之非凡品格。 本品布局構(gòu)圖之妙見于“過枝”技法之運用。過枝又稱“過墻”，即花繪布局將碗盤內(nèi)和外壁相連通，圖案自盤外壁攀延過盤邊伸展鋪陳于盤心，使內(nèi)外圖案既獨立成章又渾然一體。晚清陳瀏所著《陶雅》記載：“庚子后出五彩過枝盤碗甚伙。過枝云者，自此面以達于彼面，枝干相連，花葉相屬之謂，皆雍正官窯也?！?/span> 過枝技法的運用始見于康熙后期，尤以五彩瓷器為多見，凡運用此法者，皆品質(zhì)非凡。雍正一朝過枝者顯然是由此而來，并將其與宋人寫實花鳥畫之精髓結(jié)合而成，遂營造出新的美學(xué)意境。 芙蓉者，其花晚秋始開，霜侵露凌卻豐姿妍麗，占盡深秋風(fēng)情，因而有詩說其是“千林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尤宜于配植水濱，開花時波光花影，相映益妍，分外妖嬈，故《長物志》云：“芙蓉宜植池岸，臨水為佳”。宋人“冰明玉潤天然色”之詩句，吟詠木芙蓉麗質(zhì)天成，形容其如冰一樣明凈無瑕，似玉一般潤澤生輝。 此般風(fēng)雅當為胤禛所喜，將其移至瓷盤上，終年可鑒其美，得其趣。其時造辦處承做的皇家用器，每一件的產(chǎn)造，皆需經(jīng)過“呈核再做”的程序。若如本品之制作必先讓宮廷畫師繪出圖樣，經(jīng)胤禛批閱同意之后下發(fā)御窯廠燒造方成。其畫稿設(shè)計，往往必經(jīng)幾番修改之后，方有今日所見之清妍秀美?？计洚嫎颖貙⒊鲎援敵瘜m廷畫師蔣廷錫、鄒一桂之手，二者師出惲壽平門下，強調(diào)形凖風(fēng)格，其花鳥畫沿襲自南唐徐崇嗣的沒骨畫法，寫生寫意并重，設(shè)色秾麗，筆調(diào)雅逸。其繪畫風(fēng)格符合雍正皇帝的審美取向，也融入了雍正皇帝的鑒賞韻味。 雍正一朝粉彩過枝器皿僅見盤碗兩類，海內(nèi)外公私收藏當中以過枝桃實蝙蝠圖案者為最常見，而如本品所繪芙蓉者則極為珍罕，與之布局、紋飾、風(fēng)格相近的兩例分別為東京梅澤紀念館藏“清雍正 粉彩牡丹蜻蜓圖大盤”（圖一），見《中國陶瓷特別展》頁226 圖324，東京國立博物館）和玫茵堂典藏“清雍正 粉彩過枝‘秋葵蜻蜓’圖盤 ”一對，口徑13.4厘米（見香港蘇富比2011年春拍“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國御瓷選萃”專場第0014 號拍品）。此二者構(gòu)圖中多出與牡丹相隨的茨草和聞香飄至的蜻蜓，然其設(shè)色、彩料之特征與本品如出同一人之手 另見江蘇省常熟市博物館藏“清雍正 琺瑯彩過枝月季花紋盤”（圖二），口徑14.7厘米，尺寸與本品接近，月季之風(fēng)姿與芙蓉頗為相似，構(gòu)圖中多出兩兩相隨的蜜蜂，令畫面動靜皆現(xiàn)，見《常熟市博物館藏瓷》圖72。 備注：香港拍賣1999.11，Lot557 競投本件拍品 出版：《香港佳士得二十周年回顧》第196頁 RMB 12,075,000 487清雍正-乾隆早期 紅釉地畫琺瑯梅花山石玉壺春瓶 無款，高26.5cm 本品秀巧典雅，曲線雋美多姿，所敷施霽紅一色寶光內(nèi)蘊，純正妍麗，凝厚瑩亮，為有清一代霽紅釉之典范。其上以琺瑯彩繪一樹寒梅，依疊石橫欹盤出，虬干老辣蒼勁，枝頭吐萼含英，布局疏朗，氣息清新。繪畫精細，彩料妍麗，白梅構(gòu)造為五瓣單層，花萼以黃料敷染，花瓣略染胭脂紅、綠色琺瑯料，朵朵粉嫩宜人，極為清雅，盡顯梅花的勁峭冷香、豐韻傲骨，并與鮮紅色地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富具立體效果。疊石暈染藍料，質(zhì)地湛亮透明，灰紫梅干點染青苔，苔點為綠釉上加染白料，形成蒼雅渾厚之感。凡施彩之處表面皆有開片紋，為清宮雍干之際琺瑯彩料之特性。圈足處理異常規(guī)整，底施白釉，瑩潤堅致，彰顯非凡麗質(zhì)。遠觀之，風(fēng)格清麗，氣韻雋逸，彰顯出一份雍正御瓷之精巧與秀雅。 本品雖為無款，但就其胎釉特征、紋飾風(fēng)格判斷，燒造時間當為雍干之交無疑，屬于內(nèi)府御物。唯是對其具體年代歸屬究竟為雍正還是乾隆早期的判定頗為不易。據(jù)《養(yǎng)心殿造辦處活計清檔·琺瑯作》記載，雍正九年八月十四日雍正皇帝曾傳旨：著畫梅花，或本色，或紅色地章燒琺瑯?？梢?，紅地琺瑯彩瓷器在雍正朝是曾存在，傳世實物如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宮舊藏“清雍正 瓷胎畫琺瑯紅地白梅花碗”（圖一），以胭脂紅為色地，其效果與本品非常相類似，梅花畫法亦為五瓣單層，見《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頁196，圖Ⅱ-24。同時，雍正皇帝對霽紅釉的鐘情至深，即位以來多次諭旨瓷務(wù)事宜，均曾提及燒造霽紅釉器皿，最為典型的一例莫過于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養(yǎng)心殿造辦處活計清檔·記事雜錄》的記載：“郎中海望持出碎霽紅瓷盤片五塊，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燒的甚薄，不知何故？將此破瓷交給年希堯，照此破瓷釉水燒造。”于此可見，雍正皇帝對霽紅的關(guān)注頗深，無疑緣于內(nèi)心喜愛之故。因此，雍正皇帝若以霽紅為色地燒造琺瑯彩瓷器完全是有可能的，只是對應(yīng)實物目前尚未見發(fā)現(xiàn)。 而乾隆朝類似的實例則是對應(yīng)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宮舊藏“清乾隆 磁胎畫琺瑯紅地白梅花膽瓶”（圖二）的設(shè)色、畫法、花枝構(gòu)造皆與本品高度一致，如出同一人之手，肯定彼此所依據(jù)的粉本絕對是相同的。該對膽瓶依據(jù)造辦處檔案記載燒造于乾隆七年，因此本品最晚的年代也就是在此前后。其霽紅釉的呈色特征、質(zhì)感皆與本品相同，兩者所表現(xiàn)出來的視覺效果完全一樣。另見香港鐘氏懷海堂藏“清乾隆 紅釉粉彩梅竹雙清圖玉壺春瓶”（圖三），與本品如出一轍，造型相同，紋飾幾無差別，只是翠竹與疊石之不同，后者底部署“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書款，為明確無疑的乾隆御瓷，見《機暇清賞——懷海堂藏清代御窯瓷瓶》頁224圖版79。可鑒本品若為乾隆御窯之物，并非孤例無證。 乾隆皇帝對梅花的喜愛，為有清一代帝皇之最，植梅、賞梅、畫梅、詠梅、贊梅，皆無所不及。乾隆朝專門在宮里養(yǎng)植不少盆栽梅花，為初春時分蕭寂的清宮帶來無限生機，乾隆皇帝曾賦詩“山亭構(gòu)為野芳開，春意方舒殿里梅”贊詠盆梅為初春的清宮里帶來舒雅。當時清宮瑞安放不少詠梅的對聯(lián)裝飾，如閱是樓的楹聯(lián)為“日長蓮漏三階正，春到梅花合殿香”，樂壽堂楹間有“土香階草才蘇紐，風(fēng)細盆梅欲放花”。不止如此，還以梅花命名殿堂，如養(yǎng)心殿西耳殿曰“梅塢”并為乾隆御書題匾，是專門乾隆皇帝上朝間休息的地方。為親睹江南寒梅春色，乾隆皇帝不惜六下江南赴蘇州鄧尉山賞梅，鄧尉山為賞梅之勝處，馳名古今，癡梅的乾隆皇帝當然不能錯過。弘歷本人還最擅長畫梅，習(xí)宋人畫梅“疏枝淺蕊”之法，風(fēng)格清疏簡約，并一生賦寫贊詠梅花之詩多達二百所首，為古今之最，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詠梅詩》行書扇面、《御筆瓶梅圖》扇面（圖四）即是例證，癡愛之深由此可見。他醉心收集前朝名家繪畫梅花的作品并細加評點，內(nèi)府典藏歷代繪畫梅花題材的書畫至乾隆朝最盛。而最直觀的一例則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弘歷古裝像圖》（圖五）中就可以見到，乾隆皇帝一手執(zhí)筆，若有所思地坐在書案前，案幾上就出現(xiàn)“旁有一瓶梅，橫斜數(shù)枝入”的情景，并且身后窗外尚植一樹梅花，正側(cè)偃仰，千姿百態(tài)，所居之處皆有梅花相隨。由此小小的事例可見乾隆皇帝對代表趙宋風(fēng)雅的梅花情韻的刻意追求。 備注：上海藏家舊藏 RMB 25,300,000 488清嘉慶 松石綠地粉彩花卉胭脂紅盤螭龍紋瓶 款識：“大清嘉慶年制”，高30cm 嘉慶一朝窯業(yè)狀況遠遜乾隆時期，無論燒造數(shù)量、質(zhì)量和經(jīng)費，與前朝相比均多有不同。其中經(jīng)費一項尤為明顯，嘉慶四年時定為“統(tǒng)以五千兩為率”，較乾隆后期每年“約用銀七千余兩”少了近三分之一。依清宮檔案記載，嘉慶五年進瓷記錄為“上色呈樣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裝桶尊瓶罐共一百五十九件”；嘉慶十年則是“上色呈樣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裝桶尊瓶罐共一百六十三件”，與乾隆時期琢器燒造動輒過千的情況確實不能相提并論。因此，嘉慶御瓷燒造規(guī)模縮小，尤其琢器數(shù)量銳減，故《景德鎮(zhèn)陶錄》卷二有載：“今上御極以來，詔崇節(jié)儉，每年陶器需用無多，而陶工益裕矣?！庇忠蚣螒c元年至三年之際，乾隆為太上皇，燒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據(jù)內(nèi)務(wù)府嘉慶三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嘉慶三年發(fā)往江西燒造的官窯瓷器，尚須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慶款”，如此獨特的燒造現(xiàn)象是明清御窯絕無僅有之事，亦恰好說明嘉慶御瓷與乾隆官窯淵源密切，斷不可截然區(qū)分。彼時工匠秉承前朝之造器精神，技術(shù)物料相同，故所出之物量雖少然其品質(zhì)無異于乾隆后期，是為嘉慶官窯水平之最佳時期。這也決定嘉慶御窯所出多為守成循舊之作，少見創(chuàng)新開拓之品。 然而嘉慶皇帝其實也是一個富有生活情趣的君主，同樣追求和向往雅致的生活，在清宮舊藏《嘉慶帝漢裝行樂圖》當中，嘉慶皇帝饒有興致地關(guān)注身邊的古物，欣賞著嬪妃們的花藝，而花器皆是青花纏枝小膽瓶和釉里紅馬掛瓶，式樣別致玲瓏，由此可見嘉慶皇帝對瓷器一項絕非陌生，或許興趣雖不及乾隆皇帝，但仍然具備相當?shù)膶徝浪胶拖埠?。因此嘉慶一朝窯業(yè)于守成之中亦見肇新，意趣之妙，品格之高不讓前朝，本品當為此史實的最佳之詮釋。 其設(shè)計獨具匠心，構(gòu)思巧妙，通體以松石綠釉為地，彩繪纏枝西番蓮紋與玉磬紋，寓意吉慶連連，畫面雖繁密而不亂，花葉分布各有主次，婉轉(zhuǎn)舒展，頗見柔美之姿。肩部之際貼塑胭脂紅彩螭龍盤踞，昂首仰探，意趣橫生，尾部纏繞至瓶頸，盡顯蟠曲之姿。筆意精美絕倫，彩料妍亮華麗，色彩搭配與轉(zhuǎn)換之妙處處可見，當中螭龍尤稱工致，全身先以胭脂紅彩暈染出濃淡深淺之差別，再點涂細密的圓點，突出螭龍皮膚之質(zhì)感，同時勾勒出五官面目，須眉則以墨綠彩繪就，雙目留白，以墨彩點睛，生動有神。其胭脂紅一色與松綠石地對比鮮明，視覺效果強烈，益見螭龍裝飾之佳妙。螭龍之下，另有五蝠翱翔相伴，一靜一動，令人稱奇。內(nèi)壁與底施松石綠釉，勻凈厚潤，礬紅篆款端莊規(guī)整，全器上下皆工致非凡，處處彰顯出清宮彩瓷無與倫比的華麗與尊貴。 螭龍貼塑裝飾始見于元代景德鎮(zhèn)窯，明代官民窯皆為流行，尤以嘉靖一朝為甚，有清一代御瓷當中肇始于康熙朝臧窯，傳世所見最為著名一例則是豇豆紅直口尊的肩部貼塑淡雅的綠彩螭龍，紅綠二色相映成趣，頗見藝術(shù)格調(diào)，實物見于香港徐展堂氏舊藏“清康熙 豇豆紅綠蟠螭尊”，參見《徐氏藝術(shù)館·陶瓷IV·清代》圖11。雍正朝繼之，亦見零星燒造，實例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清雍正 窯變釉凸蟠螭尊”，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下冊，頁304，圖138。 乾隆朝與本件造型、裝飾技法極為接近的可參見香港佳士得1996年春拍第55號拍品“清乾隆松石綠粉彩朵云堆貼游龍紋瓶”。故清宮使用貼塑螭龍裝飾的歷史悠長。 嘉慶皇帝對螭龍形象的喜愛，可從其閑章的裝飾當中得到非常明確的反映。與規(guī)制繁復(fù)的禮儀性寶璽相比，閑章性的印璽更能反映君皇的喜好和審美取向，清宮留存“嘉慶御筆之寶”壽山石璽一改蹲龍鈕的傳統(tǒng)，變?yōu)槭孜脖P曲交錯的三螭龍鈕，形態(tài)生動，雕琢精到；另見白玉“嘉”、“慶”連珠方圓璽，皆為螭龍鈕，頗見巧思。而彩繪螭龍紋在嘉慶粉彩瓷器當中頗為流行，往往裝飾此物者皆為不凡御瓷，如清宮舊藏“清嘉慶 粉彩綠地螭龍勾蓮紋如意罐”，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頁196、圖173。因此本品的出現(xiàn)正是嘉慶皇帝喜好螭龍的最佳寫照。 作為嘉慶皇帝性情喜好的反映，此式華麗之物注定不曾制作批量燒造，故檢視公開資料，本品未能發(fā)現(xiàn)配對之作，最為相似的一例為清宮舊藏“清嘉慶 粉彩粉地勾蓮紋雕螭龍瓶”，兩者雖在色地、尺寸不同，但其時代風(fēng)格、彩料特征皆一致，可謂平分秋色，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頁199、圖176。 備注：上海文物商店舊藏，中國嘉德1997.4.18?Lot406 RMB 17，250，000 489清乾隆 粉彩纏枝花卉開光山水海棠式瓶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高47cm 本品造型之別致于清宮御瓷之中堪稱鮮見，器身呈四棱式，上下隨形而展開，優(yōu)雅起伏，令器物本身平添許多曲線之美，益見雋秀典雅。上部猶如花觚之口部，外撇舒展，口徑與腹徑相若，腹部裝飾四面開光，內(nèi)繪山水庭院之景。畫中重巒疊嶂，松蒼林茂，顧盼生姿，茅舍樓閣數(shù)間，掩映其中，對岸草亭孤立，高士對語于天地間，意境簡約而安謐。其構(gòu)圖虛實相生，筆墨疏秀清潤，設(shè)色淡雅，筆意清逸，景景相交，風(fēng)光不盡。全器以白釉為色地，瑩潤潔白，其上繪飾洋彩各式西洋花卉紋，花枝翻卷舒展，繪畫流暢細膩，彩料妍美絢麗。紋飾與顏料運用技法諸多方面凸顯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是繪畫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畫法，注重枝葉的明暗表現(xiàn)和花朵花瓣的立體層次；二是頸部和腹部多處使用洋彩特有的圓狀光點裝飾?？v觀乾隆一朝，白地洋彩者異常罕見，如此恢弘高大，更是稀有，唯見香港蘇富比春拍Lot1853“清乾隆粉彩纏枝花卉開光式山水庭廓圖四棱瓶”（圖一），紋飾、造型與本件如出一轍，以626萬港幣成交，區(qū)別在于本件為松綠地青花款，而該件為礬紅款。 相同造型、紋飾布局可見釣魚臺國賓館藏“乾隆 藍地描金開光粉彩山水人物瓶”（圖二，見《釣魚臺國賓館美術(shù)集錦》頁151，圖版169）。兩者除了色地不同以外，其他一致，應(yīng)為同批之作。另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清 乾隆 粉彩金地開光蓮花詩句瓶”（圖三），造型與構(gòu)圖均與之較為相近。（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頁155，圖137.） 清代御瓷之中出現(xiàn)一器四面開光內(nèi)繪畫山水庭院景致題材始見于乾隆早期，集中出現(xiàn)在乾隆七年、八年燒制的洋彩瓷器中，參見臺北故宮博物院《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圖版10、11、12、13、14、23、53、66、69。 乾隆皇帝對此類裝飾風(fēng)格器物頗為喜愛，可籍借清宮造辦處之檔案證實，乾隆十三年《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各活記清檔》之“記事錄”記載：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達子，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將唐英燒造得上色呈樣尊、瓶、罐等共一百二十七件，上色呈樣盤、碗、盅、碟等共二百二十四件，上色呈樣桶裝尊、瓶、罐等共四百六十七件，上色呈樣桶裝盤、碗、盅、碟等共四千七百三十八件，交總管劉滄州呈。奉旨：將冬青馬掛瓶一對，霽青天球尊一對，雙象耳四季菊花瓶一對留下，其余俱交司房。欽此。 乾隆皇帝于五千余件瓷器中遴選出三件留下供陳設(shè)之用，可見此三者肯定有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其中 “雙象耳四季菊花瓶一對”之一正是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所藏的“清乾隆 青磁粉彩山水紋象耳壺”，見《世界陶瓷全集》之第十五卷，第180頁，圖222；另一件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清乾隆 豆青釉地開光粉彩山水紋海棠式瓶”，四面開光繪山水題詩，詩文點明四季時序，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瓷器卷·清代》 頁160、161，圖105。 該對“雙象耳四季菊花瓶”在成型工藝與裝飾風(fēng)格上與本品一致，可資參考，此四面開光山水庭院景致為乾隆朝御瓷裝飾的重要創(chuàng)新，該風(fēng)尚的出現(xiàn)是瓷器繪畫裝飾中文人意蘊增強的標志。 RMB 1,955,000 490清乾隆 粉彩花卉蝠紋象耳瓶 款識：“大清乾隆年制”，高28cm 本品造型典雅別致，線條起伏優(yōu)美，頸部細長，左右貼飾礬紅描金象首為耳，前后裝飾粉彩紅蝠銜盤腸花卉紋。腹部前后彩繪五蝠拱牡丹紋，五蝠以礬紅暈染而成，妍亮奪目，突出其圍拱之效果，其余花卉枝蔓舒卷自如，設(shè)色淡雅清新，尤其在瑩白色地映襯下更見麗質(zhì)非凡。底部敷施松綠石釉，勻凈明亮，中心留空書寫“大清乾隆年制”礬紅篆款， 檢閱公私收藏數(shù)據(jù)，乾隆一朝未見有相同之器，本品在裝飾風(fēng)格和表現(xiàn)技法方面均有別于常見御瓷之面貌，展現(xiàn)高級官窯的新姿采。其特點有二： 一、本品以白釉為色地，縱觀乾隆時期彩瓷色地，斑斕多彩，當中以白釉色地最為罕見，故白釉色地者一向聲價不菲。比較當今所見白釉色地者，其彩料必當妍美于其余色地者，可見白地彩瓷品質(zhì)非凡。 二、本品裝飾可貴之處當推象首耳飾，寫實逼真的特點令其更見精致可愛。象首作為耳飾在元代已經(jīng)流行使用，英國前戴維德基金會典藏“元至正十一年銘青花云龍瓶一對”即是目前所知具備明確紀年的最早實例。其在清代官窯之中的使用，始于乾隆一朝，在早期洋彩瓷器上已經(jīng)頗為風(fēng)行，例如清宮舊藏洋彩藍地云鳳紋象耳瓶、鏤空開光花卉紋象耳轉(zhuǎn)心瓶、鏤空蟠螭紋象耳轉(zhuǎn)心瓶等，（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頁152，圖134；頁174，圖155；頁176、圖156。）舉凡所見皆為當今曠世重器。本品之象首耳飾面目清晰，神態(tài)溫順，先以模印成型再加雕飾處理，涂抹礬紅描畫金彩，墨彩點畫雙睛，留白長牙，細致逼真。與其相同之實物僅見廣西博物館藏“乾隆 斗彩象耳瓶”，兩者的形態(tài)與處理技法完全一致，相信它與本品應(yīng)同出一模，造型上亦頗為相近，可資參考。 RMB 4,37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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