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湖南人。在許多人看來，曾國藩是左宗棠的伯樂。其理由就是，1859年，當左宗棠深陷“樊燮京控案”后，走投無路，是曾國藩收留了他，派他招募了一支楚軍，前往浙江發(fā)展，并向朝廷推薦他為浙江巡撫。

這種說法不太準確。因為1859年的左宗棠，早已名滿天下，獲得了賀長齡、賀熙齡、吳榮光、陶澍、林則徐、張亮基、駱秉章、肅順、郭嵩燾、胡林翼、潘祖蔭等人的贊賞和敬佩，就連咸豐皇帝也不時將他的名字念叨在嘴邊。我們可以說，曾國藩對左宗棠有舉薦之恩，但無法說他是左宗棠的伯樂。

真實的情況有可能恰恰相反：左宗棠才是曾國藩的伯樂。

不信？咱們從頭說起。

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發(fā)起金田起義，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1852年5月19日，洪秀全率領太平軍從廣西進入湖南，連克道州、郴州等地。湖南陷入震蕩之中。當年8月，西王蕭朝貴聽聞湖南省會城市長沙兵力空虛，便率領一支軍隊進攻長沙。

長沙頓時陷入危急之中。

就在這時候，左宗棠出現(xiàn)了。左宗棠在好友郭嵩燾的勸說下，接受湖南巡撫張亮基的聘請，在炮火連天的日子里縋城而入，幫助張亮基防守長沙。張亮基知道左宗棠才能了得，便放手讓他處理軍政要務。左宗棠沒有辜負張亮基的行信任，將軍政要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最終，盡管洪秀全、楊秀清調集重兵，云集于長沙城下，但攻打3個月，沒有任何進展，不得不無功而返。

第一次帶兵作戰(zhàn)的左宗棠，取得了長沙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開始了一生的功名。

那時候的曾國藩，還僅僅以禮部侍郎的身份丁憂在家。

太平軍退出了長沙，可湖南的警報并沒有解除。太平軍仍然在湖南各地攻城陷地。清朝在調動軍隊對太平軍進行圍追堵截。與此同時，下令各地興辦團練，參與進剿太平軍。

興辦團練，并非新鮮事物。早在周朝時期，就出現(xiàn)了保甲制，使民眾“相保相受”“相及相共”。清朝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在全國爆發(fā)。由于八旗軍和綠營腐化墮落，不堪大用，合州知州龔景瀚的建議下，朝廷下令地方紳士訓練團練，抵抗白蓮教起義。

然而，興辦團練談何容易！張亮基為這個事情很是頭疼。這時候，左宗棠向他獻計，說丁憂在家，為母親守喪的禮部侍郎曾國藩，既具資歷、聲望，又諸熟湖南地方人情，是興辦團練的最佳人選，為什么不請他協(xié)助興辦團練呢？

張亮基對左宗棠向來言聽計從，這次也不例外。他當即奏報朝廷，請曾國藩協(xié)辦團練。朝廷批準了這個建議，讓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xiāng)民搜查土匪諸事務”。

曾國藩在郭嵩燾和曾國荃的勸說下，于1853年1月底前往省城長沙就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一職，開始了創(chuàng)建湘軍的歷程。

左宗棠看出曾國藩具有的優(yōu)點，推薦他興辦團練，從而成就了一生的榮辱，從這一點而言，說左宗棠是曾國藩的伯樂，并不過分吧？

不僅如此，左宗棠在曾國藩興辦團練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大幫助。曾國藩到長沙時，僅僅是一名“光桿司令”，身邊沒有一兵一卒。左宗棠說服張亮基，將羅澤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瀏勇、辰勇、寶勇、滬溪勇等各地團練調集長沙，改為官勇，全部交給曾國藩統(tǒng)一訓練。這支隊伍，成了曾國藩創(chuàng)建湘軍的基礎。

那陣子，曾國藩手下沒有得力干將。左宗棠又幫他物色了一名猛將——塔齊布。塔齊布是滿洲鑲黃旗人，作戰(zhàn)勇猛，性格耿直，很快就成為曾國藩的左臂右膀。

由于左宗棠幫助極大，曾國藩對他充滿感激。那時候，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不再寄給張亮基，而是直接寄給左宗棠。曾國藩對左宗棠的稱呼，也從最初客氣的“尊兄”變成了后來親切的“仁弟”。

這是他們一生相處最為融洽的“同心若金”時期。

然而，好景不長。1853年，張亮基轉任湖廣總督，離開了長沙。左宗棠也跟著來到了武昌。新來的署理湖南巡撫潘鋒與曾國藩屢屢發(fā)生矛盾，綠營提督鮑起豹甚至從中作梗，挑動綠營官兵沖擊曾國藩的公館。為了息事寧人，曾國藩不得不把湘軍帶到偏僻的湘潭去訓練。

【參考資料：《清史稿》《湘軍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