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深冬，一個煙霧彌漫的早晨，常書鴻一個人離開重慶珊瑚壩機場。此行他是去蘭州正式任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這一年因河南洛陽龍門浮雕被奸商盜賣事件，重慶政府遭到輿論圍攻。文化遺產(chǎn)和文物保護問題成為一時間的焦點話題。為了應付輿論，重慶政府指令教育部籌備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而由陜甘寧青新五省檢察使高一涵擔任籌委會主任，不過是添加一份官辦色彩，在日后經(jīng)費短缺的情況下，可以跟當?shù)卣鑲热斩选?

李晨畫

莫高窟距蘭州1200公里，常書鴻堅持把研究所設在那里，結果，直到第二年2月20號，才召集到勉強可以成行的人馬。研究所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頭帶當?shù)乩限r(nóng)氈帽，頂著刺骨寒風，向敦煌出發(fā)。

當年敦煌

一輛破舊的敞篷卡車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走了一個月，把他們送到路的盡頭：安西境內(nèi)，最后是十頭駱駝載著他們來到金碧輝煌的莫高窟千佛洞。這個南北綿延達4公里的沙漠畫廊，保存著自北魏至元代十個世紀修建的近500座有壁畫塑像的洞窟， 4千5百多平方米壁畫， 2千多身彩塑，稱得上一部中國中世紀的美術史。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圓箓引水沖沙時，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編號17號洞窟內(nèi)的藏經(jīng)洞。此后，敦煌這個荒涼的地方因為這個發(fā)現(xiàn)被二十世紀初的國際社會所關注。埋藏在洞窟中的文物有三萬余件之多，這些上至北魏的稀世珍寶于宋仁宗景佑二年埋藏于此，已經(jīng)安然度過近900年。

文物包括經(jīng)卷、文書、刻本、佛畫、絲織物等，記錄了中古時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天文、宗教等幾乎無所不涉及的社會狀況。這本該是一次震撼世界的考古發(fā)現(xiàn)，卻演變成了一場殖民主義者的文化掠奪。王道士起初還是安分小民。他隨即報告當任縣長，縣長讓他將洞封閉了事。道士又手書一折：“上稟當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欲報功請賞。

常書鴻油畫

遲遲不見朝中過問此事，王道士儼然主人，隨意將寶物送人。英國人斯坦因只用區(qū)區(qū)幾百兩銀子就從道士手中盜走近萬件文物。緊接著，法國的伯希和、俄羅斯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來到敦煌，用相同的手段盜寶，及至清政府發(fā)現(xiàn)時，僅剩下殘余經(jīng)文8000余件。

常書鴻油畫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來到莫高窟，竟然把化學藥品鋪在布上，黏掉壁畫二十多幅。西方殖民者不僅公然盜走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博物館，法、英、德、瑞典、日本等國的漢學家還開創(chuàng)起一門以敦煌文物為研究對象的“敦煌學”。盜寶人伯希和不僅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也是敦煌學的奠基者之一。1907年他從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并整理編寫了一套《敦煌圖錄》。正是這套《敦煌圖錄》，開始了常書鴻與敦煌的因緣，他的人生軌跡也因此改變。

▲常書鴻（左一）夫婦與留法藝術家

1935年秋，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河畔的舊書攤上，發(fā)現(xiàn)了伯希和的《敦煌圖錄》。其時，常書鴻在法國生活了近10年，完全傾倒在西洋文化上，言必稱希臘羅馬。他的油畫多次參加法國國家沙龍展，獲得三次金質(zhì)獎章、兩次銀質(zhì)獎章，已經(jīng)是法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法國肖像協(xié)會會員，并以蒙巴拿斯（巴黎藝術家活動中心）畫家自居，和妻小一起在巴黎過著安定舒適的生活。

1943年，張大千、常書鴻等參觀安西榆林窟

看見敦煌千佛洞圖片的瞬間，青年常書鴻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國家還有這樣燦爛的文化藝術。然而，伯希和在序言中清楚地寫明，照片是1907年在敦煌石窟中拍攝的。常書鴻來到吉美博物館，那里收藏著大量伯希和盜走的敦煌文物。論及歷史年代之久遠、藝術表現(xiàn)手法之高超，旅法畫家常書鴻認為，敦煌藝術都勝于他所崇拜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洋藝術。對當時沒落頹廢的巴黎藝術心有不滿的常書鴻決定回國，親眼到敦煌看一看。恰在這時，接到南京教育部部長的電報，聘請他為北平藝術?？茖W校教授，常書鴻欣然接受了。

去敦煌的行程因對日戰(zhàn)爭而延宕著，常書鴻隨同國立藝專輾轉在北京、江西、湖南、昆明、重慶之間。上帝似乎在考驗常書鴻的意志。去敦煌前，常書鴻的職位是國民黨教育部隸屬下的美術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有自己的畫室，在重慶過著安逸的畫家生活，當時的教育部次長張道藩一直把常書鴻當作自己人對他頗為關照。

檢察院院長于右任在呈交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報告中是這樣寫的：“似此東方民族之文藝瀚海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為考古暨博物家所嘆息，實是民族最大之損失。因此，提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招募大學藝術學生，就地研習，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提議通過后交由教育部辦理，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而不是敦煌藝術學院。重慶政府意欲在蘭州設立這么個部門，讓世人看著，臉上貼貼金而已。誰想常書鴻卻是抱著破釜沉舟的想法要在敦煌干一番事業(yè)。為了盡快成行，常書鴻在重慶辦了個人畫展，用賣畫的錢籌備去敦煌的經(jīng)費。

初到敦煌時，常書鴻和張大千在莫高窟相遇。這是張大千第二次到千佛洞臨摹壁畫。臨走時，張大千送給常書鴻一句話：我回去了，你在這過你的無期徒刑吧。

莫高窟，距敦煌縣城25公里，四面都是荒無人煙的沙漠。1954年通電，上世紀80年代才找到可以飲用的地下水。當時，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破牛車，遇到緊急情況難以救急。

他們的主食是醬油拌面條，蹬攀的工具是自己動手用木棍制作的梯子。整日在沒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間爬上爬下，在危欄斷橋上匍匐前行，每次都是連爬帶跳進到洞里。洞中光線幽暗，臨摹時白天里也要點著蠟燭。最要命的是洞頂畫，畫上幾筆，手臂開始酸麻，直到頭暈惡心。教育部的撥款經(jīng)常幾個月甚至多半年不到賬，有時沒有錢買顏料，有時買不到顏料，于是在腳下的黃土上琢磨辦法，制作出不褪色的天然顏料……沙漠歲月的艱難超出人的想象力和承受力。千佛洞固然美妙絕倫，然而，在不見故人的戈壁荒漠，為藝術獻身的熱情終究能持續(xù)多久？

1945年抗戰(zhàn)結束前夕，教育部宣布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把石窟交給敦煌縣政府。這時，前前后后跟常書鴻到敦煌的人都走了。常書鴻這時候完全可以聽任指令，回到重慶南京或北平，教書作畫，悠閑度日。像一些畫家那樣，把敦煌作為圣地，隔兩年去朝拜一次，臨摹幾張畫回來?！叭松菓?zhàn)斗的連接，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另一個困難便會出現(xiàn)。人生也是困難的反復，但我決不后退，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不論有多大的困難，我一定要戰(zhàn)斗到底?！?

頑強的常書鴻此時妻離子散，可石窟里滿壁風動的飛天，氣韻生動的經(jīng)變畫、本生故事圖，仿佛生命猶存的彩塑、精美的裝飾花紋已經(jīng)讓他癡迷得不能割舍，他怎么放心把石窟交給一直對千佛洞存有覬覦之心的地方官吏呢。他四處游走，向社會呼吁，敦煌藝術研究所終于歸屬傅斯年任所長的中央研究院。

常書鴻接任敦煌藝研所前，曾拜會于右任先生。了解國民政府也了解西部狀況的于老先生一再鼓勵他堅持。感謝常書鴻的堅持，在1951年5月北京故宮午門城樓上舉行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歷代代表作摹本”已達到4000余件。還有一件事要特別感謝常書鴻。印度著名的阿旃陀壁畫，在英人統(tǒng)治時期，被強行涂上一層所謂的保護油漆，致使壁畫變成暗褐色，畫面模糊不清。初到敦煌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某高官也曾親口指示常書鴻，用英國人的辦法把敦煌壁畫全部涂上凡納西油。油畫家常書鴻知道，把凡納西油涂在油畫上是會變色的。他沒有按照上司意愿行動，阿旃陀壁畫的厄運才沒有在莫高窟重演。臨摹與修復是藝研所的日常工作，常書鴻要求臨摹不能加入創(chuàng)作和個人色彩。臨摹如此，修復工作和創(chuàng)造力就更加不相干了。當初繪制敦煌壁畫彩塑的都是些為士大夫所不齒的雕工畫匠，常書鴻是知名畫家，手下人是為了畫家夢想來到敦煌的，而他們每日做的其實幾近畫匠的工作。常書鴻自稱是研究保護敦煌藝術的苦行僧，就他的堅守和工作而言，名副其實。

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按照常書鴻的計劃，這一年國慶前，要把二十幾年的工作做個匯總，舉辦大型展覽，開紀念會、研討會，拍攝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編輯整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總錄》《敦煌壁畫藝術》《敦煌彩塑》等一系列介紹敦煌的出版物。正當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文革開始了?！拔沂莻€幸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幸存者。”常書鴻在回憶錄中只用一句話便將“文革”十年勾抹過去。

敦煌壁畫正在逐年殘損，有人呼喊，再過50年或100年，敦煌藝術只能在歷史書里見到。即便這喊聲有些危言聳聽，有一點沒有疑問，50年或者100年后，常書鴻和他創(chuàng)辦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對世界的貢獻會更加彌足珍貴。

選自畫家李晨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