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霞（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

       周素園(1879- -1958)， 名培藝，別字樹元、謝元，貴州省畢節(jié)縣(今畢節(jié)市)人。周素園的一生，橫跨兩個世紀，經(jīng)歷三個時代，參加三個革命，他是近現(xiàn)代貴州乃至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親歷者，是一個樸素的愛國者、自覺的愛國者。毛澤東稱他是“我們的一個十分親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與革命同志”。

      1879年農(nóng)歷潤三月初七，周素園誕生在貴州大定府（今大方縣）屬畢節(jié)縣城。自幼受封建書香門第的薰染，“接受讀書做官”、“顯親揚名”之類教育，積累了較豐厚的傳統(tǒng)中華文化的治學根底。

      1903年，周素園應普安知州方雪岑之聘，主普安師范傳習所執(zhí)教。由于周的文筆典雅，才思敏銳，為方所欣賞。1904 年，發(fā)生了貴陽師范學校日藉教習岡山侮我國格人格，從而激發(fā)起該校學生罷課的風潮。消息傳到普安，周素園等人十分憤慨。他在替普安州官員閔華甫致貴陽師范學校協(xié)理李裕增(字弗田)的信中慷慨陳詞：“……然當此存亡絕續(xù)之交，生死骨肉之際，惟萬眾一心，作多方之努力……而岡山橫加侮辱，此其野蠻為何如!……放在今日，學可罷，交可絕，決不可壞團體傷感情， 作敷術(shù)之周旋，和平之了結(jié)。去一岡山，而百十之岡山無難招之立至，彼自饜我金錢耳。以我同胞愛國思想之薄弱也，乃今始萌芽，忍不為之調(diào)護，而復加摧折哉!”此函雖為人代筆，確是周素園自己心曲的流露。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后，一躍而為東亞強國，清末抵起的留學之風，影響在普安教書的周素園，他憎恨日本，卻也渴望到日本去尋求教國教民的真理，希望能有機會“撥幟破浪”，東渡扶桑。1905 年周素園離開普安來到省城貴陽。

       貴州官費、自費考選留學生，主持貴州大學堂的李瑞棻是十分關(guān)鍵的人物。李瑞棻曾因變法獲罪，遇赦回到貴陽后，仍不遺余力地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又著手興辦實業(yè)，以求造福桑梓。周素園對李瑞棻的人格學識都十分欽佩。周素園因家境并不富裕，只得參加官費留日生的考選。以周的成績，當然不成問題。主持考選事宜的李瑞棻，正興辦貴州全省鐵路礦物總公司并擔任總經(jīng)理，其副總經(jīng)理于德楷也是一名飽學的愛國紳士，兩人都亟欲物色一年輕有為的助手。于是李瑞棻便約召周素園面談，謂貴州百廢待業(yè)，興辦實業(yè)為第一-要務，但最缺人才，希望他能為社會而暫時犧牲個人利益，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留在路礦總公司工作。周素園既欽佩李的為人，又為李的真誠所感動，于是同意留在路礦總公司擔任文案。此時，于德楷與貴州富紳唐爾鏞醞釀籌設貴州通志局，于十分賞識周素園的才干，便以推薦周素園任通志局經(jīng)理為條件，同意入股。周素園深知自己不諳書局業(yè)務，建議于德楷、唐爾鏞在創(chuàng)辦書局的同時，利用其印刷設備，創(chuàng)辦一報紙，表示愿為報館竭盡全力。

       1905年，周素園為購買印刷機械和培訓技術(shù)工人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廣泛結(jié)交朋友，認識了不少資產(chǎn)階級愛國人士，并閱讀了許多鼓吹資產(chǎn)階級革命或改良主義的書報，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學識，并與不少貴州籍的留日學生和旅滬人士建立了聯(lián)系，共同探討救國救民之道。1906 年冬，周素園回到貴州，著手報紙的編輯出版。1907 年8月17日，周素園經(jīng)手籌辦了兩年的《黔報》創(chuàng)刊發(fā)行?！肚瓐蟆肥琴F州歷史上第一份報紙，其宗旨是開通民智，服務社會。周素園是這份報紙的唯一編輯，實是主編。雖然《黔報》不是政治傾向明顯的報紙，但對于落后閉塞的貴州，它確實起了震聾發(fā)聵的作用。

       10 月22 日，周素園在《黔報》上以《瓜分之警告》為題，刊載了披露這年清政府簽訂《英俄協(xié)定》《日德協(xié)定》和《日俄協(xié)定》的消息，指出中國被列強瓜分豆剖的危機已迫于眉睫，警醒人們奮起救亡。此一消息猶如一石擊起千層浪，引起貴州社會中上層的關(guān)注，并促成了貴州愛國救亡組織一—貴州自治學社的成立。唐爾鏞不愿自己出資辦起的報館為周索園所把持，便以老板的身份處處掣肘，施加壓力，制造麻煩，迫使周素園就范或離開報館。當時，張百麟等人正籌辦《西南日報》，急需有人主持，1909年初，周素園便提出辭職，擔任了《西南日報》的主筆。

       該報意在團結(jié)西南數(shù)省，造成政治活動基地，以地方自治為口號，鼓吹愛國、救亡和變革。周素園在報紙的編排上大費苦心，不僅注重政治問題，而且關(guān)注經(jīng)濟、文化、社會。該報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高潮來臨前夕創(chuàng)辦，“一以急進為宗旨。官吏及紳界有不法事，輒指責不稍假借，以是大招官紳之忌?！痹趥鞑バ滤枷搿⑿聦W識，揭露貴州社會的腐朽黑暗，促成貴州自治學社向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的轉(zhuǎn)化，促進貴州反清革命高潮的到來等方面，周素園和《西南日報》起了積極的作用。

      1907年11月，張百麟在貴陽田家巷鏡秋軒照相館召集周素園等“黔中名士”30余人，成立愛國團體，并以“自治學社”為名，向官方申請立案。周素園雖不是該社的主要領(lǐng)導，卻是發(fā)起人之一。1908 年，自治學社集體加入東京同盟會，周素園也成了同盟會的一員。

       在自治學社與憲政預備會的對立與斗爭中，周素園利用《西南日報》這一陣地，積極撰寫文章或編發(fā)文章，或出謀獻策。在爭取教育經(jīng)費、爭奪辦學地點打破封建士紳和資產(chǎn)階級上層壟斷貴州教育等方面，自治學社都取得了勝利。周索園是這些斗爭的主要文字起草人和決策者。

1910年以后，在風起云涌的全國革命形勢的影響和同盟會反清革命思想的鼓勵下，周素園開始同改良主義決裂，與貴州自治學社一樣，迅速轉(zhuǎn)向革命。 

      周素園通過辦《黔報》和《西南日報》，其超群的才干已為社會所公認，巡警道賀國昌遂聘請他擔任警務公所行政科長兼自治籌辦處文牘科長，周素園還先后擔任過貴州諮議局籌辦處書記、貴州商務總會文案、貴州教育總會書記以及財政公所、學務公所的議紳等社會職務，他充分利用這些合法的身份和關(guān)系，宣傳自治學會的主張。同時，又借警務科長的身份，探聽官府對自治學社的態(tài)度，使自治學社所從事的革命活動有所掩護。周素園主張應充分利用新軍、警察和學界，不主張依靠哥老會。并主動承擔了秘密運動貴陽警界，支持革命黨人反清。為了籌集反清起義的武器，周素園與張百麟等借當時風靡各省的監(jiān)督財政之風，在貴州倡辦國民捐運動，集結(jié)款項，購買槍彈。此事被憲政預備會頭目任可澄等人破壞，密告官廳，當局遂借故拘捕負責購槍械的自治學社骨干陳永錫。一時間，自治學社社員多自危。而周素園武裝反清的意志更堅定，他曾對人說:“我輩革命死，不革命亦死，等死耳。要以革命死為最大幸事，何懼哉!” 

       武昌起義成功，貴州武裝起義箭在弦上，周素園運動警察中的一部份人參加起義。他以風聲日緊，貴陽治安關(guān)系全省穩(wěn)定為詞，說服巡警道賀國昌添募巡查隊100人，配發(fā)新式快槍，推薦自治學社社員汪直中等人為隊長，在貴州起義時，省城警察完全聽從他的指揮。

      1911年11月3日，貴州陸軍小學堂首揭義旗，新軍跟著響應，各路力量一起行動，貴州革命成功，貴州宣布獨立，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軍政府由都督、行政總理、樞密院三部分組成，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周素園為行政總理，張百麟為樞密院院長。革命成功，百廢待興。有關(guān)貴州行政方面的除舊布新事項，全由周素園定奪后執(zhí)行。當時，新軍舊巡防營和各地哥老會武裝云集省城，人數(shù)逾萬，恃功驕縱者有之，乘亂渾水摸魚者有之，憑添了光復后的亂象。周素園向張百麟建議:“兵猶水也，不流則腐”，力主張百麟，楊藎誠各帶若干部隊，分別巡觀上下游，安定全省，并減少省城的混亂。當時，北洋軍閥圍攻武昌革命政權(quán)，全國革命派號召援鄂。周素園又建議由貴州派兵3000北伐，助川獨立;然后會同滇、川兩軍北伐援鄂，增強武昌勢力;更出荊襄至汴梁，截擊北軍，然后直搗幽熊。軍政府遂決定派兵北伐援川援鄂。

       由于貴州革命派的軟弱，先與憲政派妥協(xié)，并使其參加軍政府的領(lǐng)導。繼而又接納興義封建團練頭目劉顯世及其團練武裝，使劉顯世掌握了軍政府的部分軍事領(lǐng)導權(quán)。后又對舊巡防營和哥老會眾失控，為封建頑固派、舊官僚和立憲派合作，篡奪革命成果提供了方便。1912年2月2日，反動勢力收買部分舊巡防軍人襲擊自治學社領(lǐng)導人張百麟、黃澤霖的住所，黃澤霖被殺，張僥幸脫逃出走。當時，都督楊藎城已率黔軍北伐援鄂，都督一職由副都督趙德全代理，貴州軍政府已陷于半癱瘓狀態(tài)，反動派氣焰甚器塵上。周素園毅然在改組后的軍政府中任參議長，協(xié)助都督，參贊機要。3月30日，貴州反動勢力勾結(jié)唐繼堯所部滇軍，以貴州哥老會作亂，幾成匪國為詞，武裝圍攻貴州軍政府、樞密院及黔軍駐地，周素園逾墻得以幸免。滇軍攻占貴陽，顛覆了貴州軍政府，成立了以唐繼藝、劉顯世為首的貴州都督府，大肆捕殺革命黨人。為逃避反動勢力的毒手。周素園間道逃離貴陽，途經(jīng)畢節(jié)入川，開始近10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1912年5月，周素園流亡到重慶，與同期流亡在渝的自治學社骨干黃德銑、王焰奎等人一道，在重慶鎮(zhèn)守使的幫助下，由周素園執(zhí)筆寫成《貴州血淚通告書》及《貴州紳學軍商致各省電》，分別通電各省，將自治學社領(lǐng)導革命的經(jīng)過及憲政黨人與唐繼堯等破壞貴州革命之情形一寫出，聲討滇軍及反動勢力，呼吁伸張正義。同時，周素園還起草了《與云南省議會書》，陳述貴州革命及滇軍入黔顛覆貴州軍政府的真相。隨后又順長江東下，抵達武漢，會見黎元洪，控訴唐繼堯、劉顯世等人的罪行，起草《致北京政府》、《致國務院》《致孫中山》《致袁總統(tǒng)》等函電，為自治學社正名，為貴州革命派鳴冤，揭露貴州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

      1912年底，北京政府成立以馮自由為局長的臨時稽勛局，以嘉獎辛亥革命有功人員。黎元洪特致函該局，為周素園、張百麟等人請獎，旅京貴州革命黨人公推周素園主稿。周素園憤筆疾書，連夜以個人名義寫成《上臨時稽勛局論貴州革命始末書》，馮自由延聘其為稽勛員，委托他專辦貴州稽勛問題。在1913年1月至4月的時間里，周素園寫成貴州稽勛案，交付審議。現(xiàn)保存下來的《稽勛表冊底稿》四冊中，總計為貴州辛亥革命前后有功的人員302人請勛。這302人請勛的簡歷事跡約30萬余字，是研究辛亥革命在貴州的極珍貴的第手資料。其中除周素園本人在內(nèi)5人的材料系由陳永錫草擬后，附于表冊末外，其余297人的材料，全系周素園親自擬就。

       1913年5月至10月，周素園經(jīng)人推薦，入?yún)⒆h院秘書廳任秘書。其間，為申告貴州革命派冤情，敦促北京政府解央貴州問題，周素園還為首組織了黔人冤憤團，起草了《黔人冤憤團宣言書》等有關(guān)文件。貴州都督唐繼堯?qū)χ芩貓@揭露其罪行恨之入骨，密告袁世凱，誣“冤憤團”為反革命機關(guān)，周素園系民黨魁首，利用“冤憤團”謀反。袁世凱下令解散冤憤團，通緝周素園。11月，周素園被迫離京，輾轉(zhuǎn)回到四川。暫在重慶小住，后又轉(zhuǎn)住瀘州。1914年6月，又避之重慶，后奔漢口，暫居于英租界，靠向親友借貸度日，閉門讀書。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周素園窮困羈旅，年未逾40的周素園，其衰老之像已如六七十歲之人。但他并未完全沉淪，心中仍盼著有朝一日“冀清河之可俟，庶巨憝之伏誅”。

      1917年，周素園相繼任職交通部顧問，眾議院秘書廳秘書，均為時不久即解職，后終日閉門研讀明史，整理文稿。一家5口的生活，全靠借貸維持。

      1918年3月至5月，周素園在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處任職，實際上無多少事可干，不過是領(lǐng)取一份俸祿維持生活而已。因此，他有不少空閑時間初步整理自己的舊作。兩年左右，整理《素園文集》5卷、《別集》4卷、《書牘》12卷、《貴州革命人物志》4卷、《隨筆》3卷。

      1920年，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到上海后，與流亡滬上的自治學社社員多有接觸，并約請周素園到上海見面。周素園到上海后，王文華對他坦誠相待，歡迎他回貴州，并說:“目前預定我以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長，請你當總司令部秘書長兼政務廳長。經(jīng)過一個時期，就請你繼任省長。凡參與辛亥革命的人，誰不知道你，這是貴州人的公議，你也用不著謙讓。至于當年出亡同志，請你開列名單，我都分送旅費，盡先回籍”。周素園聽了王文華這番話，同意先回北京，收拾交待，然后擬同王文華一道回黔。

      1921年3月26日，王文華被刺，周素園回黔服務的打算又一次落空。稍后，王文華之兄王伯群在上海宣布孫中山的委任就任貴州省長，盧燾就任黔軍總司令，力圖鞏固“新派”對貴州的控制。王伯群催促周素園先回貴陽，在貴陽的黔軍參謀長何應欽亦來電敦請。周素園為踐前諾，不顧前途艱難，于6月中旬由上海啟程，于10月2日回到貴陽，被任命為黔軍總司令（后又一度兼任省長公署）秘書長，此時的貴州由于王文華死后群龍無首，出現(xiàn)了盧燾、谷正倫、張春圃、胡瑛、何應欽五個綠杖紛爭局面。其中，以何應欽和谷正倫的矛盾最為突出。1922年1月，何、谷矛盾激化，何被趕走，周素園因何應欽的關(guān)系自然被視為異己，被迫離職。

      1922年5月，袁祖銘“定黔”成功，黔軍各部隊紛紛擁護袁祖銘，黔軍總司令盧燾去職，谷正倫張春圃等失勢后流落廣西。袁祖銘深知只有利用周素園的人望和才干，才能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欲請周素園出山。周素園只得又一次違背初衷再人政治旋渦，當上袁祖銘任總司令的黔軍總司令部的秘書長。8月，袁祖銘當上貴州省長，便委任周素園擔任政務廳長兼省府秘書長。

      1923年7月，周素園又到上海暫居了十個月，這期間，他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對共產(chǎn)黨的政治主張亦有所了解。尤其是結(jié)合自己的親自經(jīng)歷，對軍閥統(tǒng)治的黑暗反動有了較為正確的認識。

       1924年5月，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設辦公署于重慶，請周素園擔任公署秘書長，周素園旋到重慶就任。1925 年8月，周素園向袁祖銘堅請辭職回鄉(xiāng)，并認為“生平只有被袁鼎卿屈服，是我一個污點。貴陽時期是武力的劫持，重慶時期生活沒有完全解央，也占這次合作的相當成份”。

       9月7日，周素園回到故鄉(xiāng)畢節(jié)，閉門讀書，靜下來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探索中國的問題，他訂閱了許多報刊，購買了許多書籍，其中經(jīng)過他研讀的有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盧梭的《民約論》等，特別對周素園后半輩子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莫過于一批馬列主義的原著和介紹馬列主義的書籍。如《國家與革命》、《通俗資本論》、《共產(chǎn)主義ABC》、《新政治經(jīng)濟學》等，共達十余種。他開始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道理，認為它比以往所學的任何理論都能說服自己。在讀書的過程中，周素園還寫了不少文章，其內(nèi)容涉及軍事、宗教、婦女、家庭、社會等等方面。1927 年至1928年間，寫下了他的代表作《貴州民黨痛史》。以親身的經(jīng)歷，評細敘述了貴州資產(chǎn)階級革命發(fā)生、發(fā)展、失敗以及挽救革命的全過程，該著述成了研究辛亥革命在貴州的重要歷史資料。

       1936年2月9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六軍團占領(lǐng)黔西北重鎮(zhèn)畢節(jié)，在解除誤會后，紅六軍團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會見周素園并與之進行了交談，周素園向王震、夏曦坦然地講述了他的思想，他說:“我研究馬克思主義10年了，我覺得馬克思講得對，我相信馬克思主義。你們共產(chǎn)黨紅軍，是講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用不著走”。王震、夏曦又說:“你研究馬克思主義好。現(xiàn)在我們共產(chǎn)黨的政策要抗日反蔣，你贊不贊成?”周素園連聲說:“贊成，完全贊成”。此后，王震、夏曦經(jīng)常到他家里同他交談，宣傳和解釋共產(chǎn)黨的方針政策和紅軍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二、六軍團領(lǐng)導決定以中共貴州地下黨領(lǐng)導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川滇黔邊區(qū)游擊縱隊以及反蔣地方武裝席大明部和周質(zhì)夫部，組建貴州抗日救國軍，請周素園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員，周素園毅然允諾。中共貴州省工委的軍運委員鄧止戈任政委，改編席大明部為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一支隊，周質(zhì)夫部為第二支隊，阮俊臣部為第三支隊，并從紅軍政工干部中抽調(diào)三人擔任三個支隊的政治委員。1936 年2月14日，貴州抗日救國軍成立大會在畢節(jié)城關(guān)小學操場上隆重召開，周素園正式就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員。

       1936年3月10 日，周素園告別故鄉(xiāng)親友，隨紅六軍團一道離開畢節(jié)，開始了艱險而光榮的長征。長征前后，周素園充分利用自己的影響及與滇軍上層人士的故舊關(guān)系，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給龍云孫渡等滇軍上層人物寫信，這些信件，對于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實行分化瓦解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紅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所說:周素園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孫渡就在威寧、昭通，按兵不動。國民黨追擊軍主力從東面向我進攻，但孫渡縱隊在西面按兵不動的態(tài)勢，就利于我們集中主力對付東面來的敵人，能在畢節(jié)停留近20天，休整補充”。紅二、六軍團順利通過云南、渡過了金沙江。

       周素園參加長征時，已經(jīng)57周歲，但由于他一生坎坷，體弱多病，未老先衰，只得乘坐滑桿隨紅軍轉(zhuǎn)戰(zhàn)烏蒙山中。黔西北、滇東北一帶山高林密、氣候惡劣，地瘠民貧、人煙稀少。部隊經(jīng)常在雨雪紛飛中行軍。3月11日，周素園隨紅軍到達云南鎮(zhèn)雄縣境之牛場時，他的身體更顯衰弱。任弼時、賀龍、王震等領(lǐng)導人擔心他不能經(jīng)受長途跋涉的勞苦，在給養(yǎng)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準備撥出一筆黃金送他到香港，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并派鄧止戈去做周素園的工作。周素園所后，激動地說:“我今年快60歲了，以前都沒有找到光明。今天參加了紅軍，正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死也要死在紅軍里。我不愿離開紅軍”。周素園堅持與紅軍指戰(zhàn)員一起歷時9月，行程近萬里，走完了史無前例的長征路。在完成長征的同時，也實現(xiàn)了他人生道路的轉(zhuǎn)折。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周素園被八路軍總司令部任命為八路軍高級參議。在延安時期，黨組織和同志們對他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和照顧，賀龍夫人和肖克夫人經(jīng)常去看望他，幫助他縫補洗涮;組織上在物資奇缺的情況下，給予他生活上的各種優(yōu)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體質(zhì)很弱，兩足紅腫，流血流水，生活亦不能自理。雖然醫(yī)護人員悉心護理治療，但卻久不見好。周索園感到自己不唯不能工作，反而“坐享優(yōu)待”，成了組織上的累贅，于是產(chǎn)生了回貴州繼續(xù)為黨工作的念頭。他把自己的想法寫信告訴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