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近夫

人在一無是處的時候，總想著歸隱，可是“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這句話，我想這輩子是理解不了。及至后來發(fā)現(xiàn)如若沒有相應(yīng)的生活閱歷，那么很難領(lǐng)略到此情彼景，才知道世間事原來并不相通，尤其是悲歡。

順應(yīng)民心，很多人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少有人深得“真?zhèn)鳌?。?zhàn)國時期軍事家孫臏曾提出“得眾”、“取眾”戰(zhàn)略思想，主張戰(zhàn)爭規(guī)律有跡可循，而取得民心、軍心是戰(zhàn)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然古今中外多少君王都敗在這個點上。原因在于“順應(yīng)民心”是行為意識上的提示，怎么順應(yīng)？如何順應(yīng)？方法呢？由于比較抽象、泛化，如果沒有一一實踐的可能性，那么很難具體做到。不過，孫臏的“因勢”、“造勢”思想在后世許多以少克多的戰(zhàn)爭中，都得到明顯運用，因為虛張聲勢是明確的行動方法，比較實在具體。前后兩者的韻味與漢字中“作”和“做”的差別大體相同。

我并非存心強調(diào)實踐大于認知，而是太多人自以為知，爾后徒勞無功，抑或是根本無知，糊涂摸索。《尚書》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說，《左傳》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之說。興許是那個時代說話簡明扼要的原因，興許是圣賢在傳授寶貴經(jīng)驗時達成一致共識，通常不肯把大道理說透徹，總是前后隱去一些部分，讓人捉摸不透。以至于古人為之大動干戈的驚天韜略，到了現(xiàn)代，被尋常百姓當成了讀本，消磨時光而已。

所幸真理向來是一脈相承的。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大致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道理似乎簡單明了，可現(xiàn)實生活里，紙上談兵的依然不在少數(shù)。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關(guān)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冠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似乎全方位解釋了知行合一，因為增添了西方色彩的文化教論，一時間深得人心，知識分子好像大徹大悟般，瞬間理解了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核心——知行問題，乃至上古文化。

這是為什么呢？姑且不論升華與否，只談知識相通這一點，東方便遙遙領(lǐng)先好幾個時代。幾乎與盧梭同時代的詩人倫茨從不同的角度，以浪漫主義的方式說到，“沒有行動，所有的快樂、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知識只是死亡的延遲?！敝T如此類的西方理論，之所以在近現(xiàn)代備受推崇，停不下來，并不是長江后浪推前浪，也不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而是像農(nóng)耕、兵法、科技，剛好被某個特定的時代需要罷了。西方奉以自由為主流文化，相應(yīng)的，東方則講究方圓，當西方那一貫放蕩不羈的靈魂遇到東方的嚴肅教義時，像平日游手好閑的人撿到武功秘籍一樣，內(nèi)在的好奇是強大的學習動力，因而容易窺得一二。而真理被翻譯回來時卻如同一聲炮響，一方面是西方神秘色彩渲染的力量，一方面則是因為近現(xiàn)代中西戰(zhàn)爭，雙方軍備差距懸殊，加之強者的理論，本來就有著至高無上的光環(huán)，因而容易被人們接受成事實。想來真理只不過經(jīng)歷了翻譯去、翻譯來而已，并沒有實質(zhì)不同，華夏文明的自覺和復(fù)興應(yīng)該回歸到原點。

如今，四處可見文人雅士販賣絕學的勾當，市井小民兜售古代兵法、圣書，但再難有一鳴驚人之說。這好比世上如果真有武功秘籍，只要學得一招半式，便能立足江湖，甚至揚名天下，但不見得人人可以練成絕世高手。因為時代是有水性的，像游泳一樣，知其道理大可順水行舟。假如世上只有一人知道三十六計，那么定然堪比奇才，正因如此，如若大都知道三十六計，即便其中有人悟出幾分大道，也不過是泛泛之輩。既然沒有突出的可能性，那么沒有去鉆研的必要性。何況大道理的精髓，沒有高人指點，一般難成氣候。究其原因在于行之惟艱嗎？還是在于越普遍、越普通呢？

有些人比較幸運，遇到太多的不幸。

一直以來我都在思索非理性的力量，也就是黑暗、痛苦、哀愁，甚至悲傷，最后發(fā)現(xiàn)這種力量果真是驚人的。魯迅若不是家產(chǎn)中落，父親抱病，每每出入于質(zhì)鋪及藥店，遭人冷眼，何以《狂人日記》為文壇先聲？若不是少年時狄更斯因家庭生活窘迫，何以描寫生活在英國社會底層的霧都孤兒的生活遭遇？何以寫實筆法揭露社會上層和資產(chǎn)階級的虛偽、貪婪、卑瑣、兇殘？薩克雷若不是見過名利場，何以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十九世紀英國貴族資產(chǎn)階級上層驕奢淫逸、勾心斗角的生活圖景？

我并非表明寫作對象不同而有所優(yōu)劣之分，而是發(fā)現(xiàn)三百六十行中，那些流芳百世的大師往往經(jīng)歷了或多或少的磨難。因為經(jīng)歷痛苦，所以深入骨髓。因而可以練得真功夫，懂得真謀略，可以寫下名言警句，著不朽之作。

我曾經(jīng)有一個疑問，為什么不能寫出《戰(zhàn)爭與和平》那樣史詩般的小說，也許是因為沒有歷經(jīng)戰(zhàn)爭的殘酷和苦難。那又為什么總寫不出莫泊桑的《羊脂球》，也許是沒有遇到靈魂丑惡、損人利己的敗類。然而，生活瑣碎也盡可寫成《紅樓夢》般，事實上一旦落筆便落入俗套，寫得不倫不類。于是我斷定世上決無空穴來風之事，人們也決不會憑空想象一些東西。設(shè)若寫銀杏，那必然要去看，才寫得出那種韻味；設(shè)若要知行合一，那一定要有所經(jīng)歷才會踐得真知。因而知行合一難，成為絕世高手也很難，順應(yīng)民心更難。這就好像祖國的花朵，當我懵懂地度過了青春，偶然的一個機會，走在路上，看見小孩成群結(jié)隊，像一陣風，像一首歌，像滿地鮮花，才知道他們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你看，那時明明是花朵，卻不知道自己是那個花朵，何況當時對未來的設(shè)想呢？

所以要想領(lǐng)略真知，必然是百分之九九的經(jīng)歷，加上百分之一的機遇。各自出生的環(huán)境和經(jīng)歷如同一個圈套，一般沒有人比那些身臨其境的人，更能意會其中的利害。一如寫作，各自分別遭遇了身處階級中的痛苦，他們一直寫的總之離不開印象里最深刻的部分，幾乎很少靈感突顯。生活在春天，寫的當然是詩意和陽光，生活在奢靡時代寫的當然是驕奢淫逸的放蕩，生活在貧窮底層寫的便是壇壇罐罐、牛羊馬群。每個人的成長過程冥冥之中似乎就決定了他能不能知行合一，能不能領(lǐng)悟真理，取決于這個生活背景、生活閱歷。并非向往真理就能得到真理，也不是一場不可靠的變形記就能改變得了的。

說物質(zhì)決定意識，一點也沒錯?？墒侵囌摓槭裁床粚φ胬碲s盡殺絕，因為真理伊始都是被當作“謬論”來處理的，況且謬論深知，一旦失去真理的對立抗衡，便完全取代了真理。絕對的位置有絕對的風險，為了這一點，謬論容忍真理活著，但卻因此日夜難眠，臥立不安。對錯向來不由分說，也不是一味地死記硬背。世間一切都有待考究，這當中的秘密，好像手心上的水筆字，模糊不清，隱約可見，但總體看起來行云流水。

左岸記：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是知識理解的壁壘，圣人之言，得之其易，也能理解幾分，但要真的完全領(lǐng)悟，甚至超越，那是難上加難。這也是知識層面到達智慧境界的轉(zhuǎn)變，每個時代能出那么幾個真正的明星，就已經(jīng)是很了不起了。那作為普通人，是不是就要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呢？不，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步有進一步的歡喜，就算不能體驗到最高境界的智慧，我也可以在靠近真理、智慧的世界里感受到那種懂得的歡喜和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