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登基初期，西漢開始面臨著嚴重的土地問題，此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地主豪強手握著巨大的財富，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而諸多失去田地的農民成為流民，朝廷因需救濟他們而出現(xiàn)“縣官大空”的局面，所以此時武帝朝的土地問題，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而導致武帝初期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土地問題，主要有以下二點原因:

一、人口大幅度增加。漢初，漢因“接秦之弊”，所以出現(xiàn)“作業(yè)劇而財匱”的窘迫局面。此時面對著天下民生凋零、經濟凋敝的形勢，西漢的統(tǒng)治者們清晰的認識到應放棄秦所實行的暴政，采用全新的治國措施，以此避免重蹈秦歷二世而亡的結局。

為此，自高祖立國以來，西漢的統(tǒng)治者們就以道家的“無為而治”為治國理念，開始實施“掃除苛煩，與民休息”的國策。如此，西漢在惠帝、呂后、文帝、景帝70余年的勵精圖治下，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與發(fā)展，國家人口更是大增，“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余歲，民眾大增”(《后漢書.郡國志》)，至武帝即位初期，全國人口約3800萬，相對于西漢初期剛建立時的約1500萬人，此時的人口已增長2倍有余。

秦末農民起義

而隨著人口的增長，西漢開始形成了一些人口特別集中的區(qū)域。據(jù)《史記.貨殖列傳》所載，武帝初期，西漢人口最集中的區(qū)域在“三河地區(qū)”（今山西、河南交界處及黃河以南的一些地區(qū)）和“山東地區(qū)”，這兩個地區(qū)形成了“地小人眾”的局面。

人口大量的增加，勢必就會導致西漢土地的需求開始急劇的增加。可此時，西漢的可耕種地仍然只限于長江以北的地區(qū)，其余的地區(qū)有地但卻并不肥沃，大多是“差田”，所以在當時西漢真正能種田的田地基本就只局限在長江以北地區(qū)。可就算是這里，西漢也是面臨著嚴重的土缺乏的問題，如關中、關東地區(qū)就有著大量的無地可耕之貧民。想想看，連長江以北這樣擁有富庶田地的地區(qū)都是如此，你就更別說其他地區(qū)了。

如此在土地數(shù)量幾乎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大量的增加，自然就讓土地與人口的矛盾開始變得嚴峻了起來，而不可能避免的也就開始出現(xiàn)了嚴重的土地問題。

二、王公大臣，地主豪強瘋狂的土地兼并行為。武帝時期面臨著嚴重的土地問題，除了人口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地主豪強無休止的土地兼并行為。

封建時代，最值錢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因此那時候的王公大臣們，在擁有了絕對的權力之后就開始了瘋狂的土地兼并，如董仲舒所說:“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祿厚，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yè) ”(《漢書.董仲舒?zhèn)鳌?，這些王公大臣身居高位，家境殷實，在權力和財富都已達到一個點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利用著手中的財富和權力去“與民爭利”，逐漸就演變成了“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yè)”的局面。

西漢初年疆域

如高祖時期丞相蕭何“強賤買民田宅數(shù)千萬”(《漢書.蕭何傳》)。文帝時期衡山王劉賜“數(shù)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漢書.衡山王傳》)，淮南王劉安子女“擅國權，奪民田宅”(《漢書.淮南王傳》)。景帝時期代國國相灌夫“家累數(shù)千萬，食客日數(shù)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漢書.灌夫傳》)。

當然最初“與民爭利”的就只是那些權貴階級，只是到了武帝初期，又增加了一股“與民爭利”的全新勢力，那就是歷經70余年發(fā)展起來的“地主豪強集團”。

隨著西漢數(shù)十年的“無為而治”，再加上當時西漢又是放開了如鑄錢、冶鐵、采礦、煮鹽等原屬國有的暴利行業(yè)，這些行業(yè)都允許民間的自主經營，因此這些地主豪強手握的財富那是急劇的增加。而在財富達到了一個點之后，他們也開始加入到了對于土地的兼并行列中。《漢書.食貨志》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xiāng)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這些人依靠著自己手中富可敵國的財富，與地方貪官污吏相互勾結，欺行霸市，橫行鄉(xiāng)里，然后肆意侵占著百姓的土地，逼迫著農民將朝廷賜予的田地賤賣于他們（《漢書.貢禹傳》載:“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

西漢勛貴集團

如此，武帝登基之初，在人口、土地兼并等種種誘因下，西漢土地問題也就是開始變得日益的嚴峻。而后隨著土地多被王公大臣、地主豪強的家族所霸占，西漢的自耕農們開始紛紛破產，隨之流民問題也就變得嚴重了起來，西漢的統(tǒng)治也開始面臨著嚴重的威脅。

土地兼并之風大盛，諸多百姓流離失所，流民更是大增，它們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西漢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當然，此時武帝朝的一些有識之臣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他們開始紛紛上書武帝向其闡述問題的嚴重性，并提出了問題的解決辦法。如董仲舒就曾向武帝建議“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漢書.食貨志》），顏師古注曰：“名田，占田也。名為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顯然這個“限民名田”的政策就是針對王公大臣和地主豪強的兼并行為。

但是因此時武帝的心思卻并非在國家內部事務上，而是在“廣事四夷”。當時的武帝唯一的心思就是進行開疆擴土的對外戰(zhàn)爭，特別是對匈奴的戰(zhàn)爭，所以對于此時國內所面對的問題，武帝并沒有太多的精力去應對。

河南漠南之戰(zhàn)示意圖

當然很多人都會問，為何武帝明明沒有精力去應對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明明已經很嚴重，但它卻似乎并沒有給武帝朝造成多大的威脅，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武帝雖把精力放在對外戰(zhàn)爭上，但恰恰就是這些戰(zhàn)爭在無形中幫助漢武帝大大緩和了國內的土地危機。

首先，長時期的對外戰(zhàn)爭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且武帝的對外戰(zhàn)爭規(guī)模大多都是動輒數(shù)十萬的戰(zhàn)役，如前133年“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漢書.武帝紀》），這一年武帝為了偷襲匈奴，就派了三十萬的大軍屯兵馬邑谷；前119年“大將軍衛(wèi)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后數(shù)十萬人。”(《漢書.武帝紀》)，漠北戰(zhàn)役漢軍派遣10萬騎兵，數(shù)十萬步兵與匈奴決戰(zhàn)。

可以說當時漢廷所需要的士兵量是巨大的，如此當時大量的精壯勞動力，或主動，或被動的加入到對外征戰(zhàn)的隊伍中，而隨著大量勞動力的被征調，百姓對于土地的需求也就降低了很多。

漢對外戰(zhàn)爭示意圖

再是武帝的每次作戰(zhàn)并非是一無所獲的，相反戰(zhàn)爭讓西漢獲得了廣闊的疆域，且其中大部分多為富庶之地，如前127年“遣將軍衛(wèi)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shù)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漢書.武帝紀》)；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余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漢書.武帝紀》)；前111年“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厓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犁郡，厓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史記.西南夷列傳》)。

如此，隨著大量原屬異國的土地并入到漢朝的疆域中，為了穩(wěn)固這些新占領的疆域，漢武帝不但在這些新占領的地區(qū)設郡，還開始實行大規(guī)模的屯田，就是將在中原沒有土地的百姓遷移到這些新占領的地區(qū)，然后免費分發(fā)土地，如前127年，武帝在新占領的河南地區(qū)，置朔方、五原郡后就“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漢書.武帝紀》)，也就是如此，將中原無地的百姓遷往邊疆擁有大量無主之地的新郡，這在無形中緩和了國內的土地危機。

漢武帝在原匈奴地區(qū)設置的郡縣

當然以上這種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并非是出自于漢武帝的本意，它們只是在無形中緩和了下國內的土地危機，而并未從根本上阻止土地兼并趨勢的惡化，所以也就無法徹底的解決西漢失去土地而流民遍地這樣的嚴重社會問題。

不過國內如此嚴重的土地問題，武帝始終是要解決的。而后在119年結束對匈奴的戰(zhàn)爭之后，武帝遂開始認真處理國內的土地問題。此時因漢朝已傲視周邊各國，邊境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這個時候少數(shù)民族對于中原再也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脅，所以武帝也就有了足夠的精力去專心處理國內事務。

再是長時間的對外征戰(zhàn)，雖讓漢朝獲益良多，但同樣也是受害匪淺，此時西漢面臨的是“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的窘迫局面，人心思定，西漢已經快到達崩潰的邊緣，所以武帝急需恢復社會的秩序和經濟，從而穩(wěn)定西漢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

而要想恢復社會的秩序和經濟，首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只有百姓手中有田地，他們才會安定，流民問題才不會出現(xiàn)，而百姓安定，社會才能穩(wěn)定，經濟才能得到快速的發(fā)展。如此，當時解決土地的問題是武帝朝的當務之急。

要想解決土地問題，首要做的就是抑制地主豪強的土地兼并行為。對于這個問題，武帝主要采用了以下幾個措施:1）設立監(jiān)察官員。前106年，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此時漢武帝就賦予了刺史監(jiān)察地主豪強土地兼并的職責，其刺史“六條問事”中的第一條就說到“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逾制”就是違反朝廷規(guī)定的每家所能擁有田地數(shù)量，顯然刺史被賦予的這條職責就是限制豪強地主土地的兼并。

刺史部十三州

2）大量采用酷吏來打壓地主豪強?！逗鬂h書.酷吏傳》載："漢承戰(zhàn)國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所以為對付這些“豪猾之民”，武帝就開始“以惡制惡”，用酷吏來鎮(zhèn)壓這些“刁民”。正所謂酷吏“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先行后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后漢書.酷吏傳》)，如張湯為御史大夫時就“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漢書.張湯傳》)，如此在酷吏的威懾下，地主豪強的土地兼并行為得到一定的抑制。

3）徙豪強于茂陵，就是將地主豪強從祖居地遷徙到茂陵（武帝的陵墓）附近。這條建議是中大夫主父偃提出的：“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漢書.主父偃傳》)，其實主父偃提出的“徙豪強于茂陵”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將他們所擁有的土地收為國有。畢竟讓他們遷徙，離開自己居住的地方，他們就只能帶走自己的動產，而對于土地這樣的不動產他們是帶不走的，如此最后就只能歸國家所有。

漢武帝茂陵

而后武帝在采納了主父偃“徙豪強于茂陵”的建議后，就相繼進行了四次“徙茂陵”的行動。第一次是在建元二年四月，武帝“初置茂陵邑”(《漢書.武帝紀》)。第二次是在建元三年，武帝“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漢書.武帝紀》)。第三次是在元朔二年，武帝“徙郡國豪杰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漢書.武帝紀》)。第四次是在太始元年，武帝“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漢書.武帝紀》)。

如此，在大量的地主豪強被迫遷徙到茂陵后，他們之前所在的地區(qū)就空出了大量的無主之地，而這些田地最后大多數(shù)就被朝廷分配給了無地的農民。

當然，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不單單是靠抑制地主豪強的土地兼并行為就能夠徹底解決的。漢武帝此時最需要做的還是解決土地與流民的問題。

而對于這個問題漢武帝也相應的推出了幾個解決的措施：1）將原國有土地放開與百姓使用。眾所周知，封建時代“山林池澤”是屬于國有的，平民是無權使用的。如此在武帝時期，為了解決土地缺少的問題，建元元年漢武帝就“罷苑馬，以賜貧民”，即允許無地的百姓前往朝廷的養(yǎng)馬之地以為謀生資地 ，以此來緩解土地缺少的問題。

而后在元鼎元年，武帝又下詔“ 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即放開山林、池澤不準平民進入的限制，此時無地的百姓可以自由進入，并以此謀生。如此，武帝將失去土地的部分百姓轉移到屬于國家的公田上，這等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農民無地的問題。

西漢農民

2）實行“假民公田”法，就是將原屬于國有的土地以租借的形式，借給無地的農民耕種，而朝廷就只是從中征收少量的“假稅”。當然在耕種的過程中，農民如無種子，無耕地的工具，朝廷也都會以借貸的方式，將其給予百姓。

3）開墾新的土地。剛才我們也說了西漢原可耕種的土地是不變的，可人口卻是多變的，所以無論武帝怎么分，原有的土地總有分光的時候，那之后該怎么辦呢？很簡單，武帝也早就想到了這種情況，而他的解決方法就是開墾出更多可耕種的土地。此時為了開墾出更多的土地，武帝開始在關中地區(qū)興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如元鼎六年，武帝批準左內史的提議，在原秦國所修建的鄭國渠的基礎上，在上游新修建了六條輔助小渠，借此來灌溉地勢較高的田地，因此得肥沃土地千頃。

元光時期，武帝又批準大農令鄭當時的建議，“引渭穿渠起長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徑，易漕”(《史記.河渠書》)，后用了三年的時間打通了漕渠，自此“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太史二年，武帝再次批準中大夫百公的建議，引涇水入渭中，建成白渠，因此“受益農田四千五百余頃”，“民得其饒”（《漢書.溝洫志》）,而后因涇河多泥沙，白渠在灌溉田地的過程中就為農田帶來了肥沃的土壤，因此關中平原的地區(qū)多被灌溉成肥沃的土地，時人贊其“涇水一石，其泥數(shù)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漢武帝時期關中水利工程分布圖

如此在武帝興建的諸多水利設施的幫助下，西漢不但得到了大量的新的可耕種土地，同時原有的土地也變得更加的肥沃，此時土地問題也就得到了較大的緩解。

4）實行“代田法”?！按锓ā本唧w的實施方法這里我不多介紹，有興趣的可以看看我之前寫的《代田法:讓西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得到重生，并間接促成“孝宣中興”》這里有著詳細的介紹。簡單的說“代田法”是搜粟都尉趙過發(fā)明的一個可以“地盡其用”的耕作方法，它的優(yōu)點就是“用力少而得谷多”，農民依靠這種耕種方法，就可用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回報。

史載實行“代田法”的田地“ 課得谷皆多旁田畝一斛以上”(《漢書.食貨志》)，就是獲得的糧食要比沒有實行“代田法”的田地每畝多出斛以上。因此隨著“代田法”的推行，原有地區(qū)的土地數(shù)量即使在不變的情況下，糧食的產量卻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朝廷在分配土地的時候，假設原需分配給一戶人家2畝的土地才能保證他們的生存，而現(xiàn)在卻只需要分配1畝的土地即可保證生存，就這樣朝廷手中可分配的土地無形中就變得越變越多，隨之能被分到田地的百姓也就越來越多。如此這也在無形中幫助武帝降低了土地與人口之間的矛盾。

代田法示意圖

如此，在武帝所實行的以上幾種措施的幫助下，武帝朝嚴重的土地問題得到了較大的緩解，最終它并未能影響到武帝朝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

當然，此時西漢嚴重的土地問題只是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但卻也未得到徹底的根治。

首先，武帝在抑制土地兼并的過程中，對于權貴的土地兼并行為卻是十分的寬容，甚至武帝還數(shù)次主動賜田于王公大臣，如卜式為中郎時，武帝就曾賜田十頃。而作為權貴階級，這些權貴本身所擁有的土地數(shù)量就占了全國的一大半，因此要想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就必須解決這些權貴，可顯然武帝不會這么做，他們是武帝統(tǒng)治天下的根基，武帝不可能去自己毀掉自己的根基，所以就是如此，漢武帝根本就不可能從根上去解決西漢存在的嚴重的土地問題。

農民耕種圖

同時漢武帝本身就是一個封建大地主，所以他在解決土地問題上雖會嘗試著做出一些改變，比如抑制地主豪強的兼并行為等，但是他的改變絕對是不會傷害到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為西漢對于天下人的統(tǒng)治就是建立在這些人的基礎上的，如果連地主階級都反對武帝的統(tǒng)治的話，西漢必亡，因此武帝對于土地問題的解決絕對是帶有局限性的，也絕對不會是徹底的。

所以就是這樣，武帝朝的土地問題雖得到緩解，但卻未得到根治。如此，直到武帝死后，隨著武帝朝實行的一些抑制土地兼并問題的政策都相繼被廢除，西漢的土地問題開始愈演愈烈，并最終成為了西漢滅亡的一大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