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多里斯基于現(xiàn)代心理學研究成果之上的對于亞里士多德的批判具有積極性，在哲學研究領域引入現(xiàn)代科學，無疑有利于哲學學科自身的發(fā)展，重要的是，在這樣的結合方式中所得到的最終結果能進一步糾正、完善我們的認知。

（圖為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人的品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考慮是什么導致人按特定方式行事時，也經(jīng)常將其與人的品格特征相關聯(lián)，并認為這是主要因素，而約翰多里斯認為這種過于強調品格特征的傾向是錯誤的，亞里士多德和我們都過分忽視了情景和環(huán)境性質所產(chǎn)生的強大力量。關于約翰多里斯“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環(huán)境而非品格”的結論具備現(xiàn)代心理學研究成果的支撐，“好撒瑪利亞人”的心理實驗為研究人行為的來源提供了重大新視角，在實驗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樣的事實——當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目標上時，人很難注意到處境的道德性質，同時在著名的電擊實驗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在外部權威的施壓下人很難堅持道德選擇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約翰多里斯的結論是相對于亞里士多德關于美德相關闡述的另一個極端，選擇完全認同約翰多里斯的結論將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即人行為的責任認定與道德評判。在認同環(huán)境等非控制因素對于人行為的決定作用后，我們又將如何看待每個人所擁有的不同的“道德運氣”，這樣的矛盾源于人在道德評價中通常所認同的的控制原則，即道德贊揚和譴責不應該被施予行為或后果超出行為主體控制能力的情況，有時所處環(huán)境能創(chuàng)造或彰顯你某些本會被隱藏的特質，既然這些屬于運氣，那是否意味著你就因此不會對自己的行為負道德責任。當我們開始從自由意志角度思考行為，我們將很難為我們自己負責的行為找到一席之地，因為在行為中，我們總能找到一部分不在行為主體控制范圍內。

博弈論的引入解決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困惑，通過對看似簡單的圖表分析，解決了戰(zhàn)爭為何會長期存在的難題，基于自利的理性考慮，和平處于尷尬的境地，一是因為和平并非最佳選項，戰(zhàn)爭勝利后贏得的占領與掠奪才最符合利益訴求，和平只是第二佳選項，而獲取最佳利益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戰(zhàn)爭姿態(tài)。二是因為另一集團的不確定性，當本利益集團選擇和平姿態(tài)后，如遭遇另一集團的戰(zhàn)爭姿態(tài)，將面臨最糟糕的境地。在這樣的雙方博弈下，戰(zhàn)爭姿態(tài)面對戰(zhàn)爭姿態(tài)成為了必然。當然，想要擺脫這樣的囚徒困境也存在方法和途徑，現(xiàn)實中我們也能夠找到并運用，只是這樣的方式也許會抹殺關于人性最后一絲美好的幻想。

（圖為博弈論表格）

上文中關于“戰(zhàn)爭勝利后贏得的占領與掠奪才最符合利益訴求”的觀點可以與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堂弟格勞孔和蘇格拉底關于正義與道德的價值爭論聯(lián)系在一起，蘇格拉底認為事物分為三種價值形式，內在價值、工具價值、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兼具，內在價值即本身作為目的本身，具有價值，例如愉悅無害的快樂，工具價值定義為能實現(xiàn)價值的一種手段，本身不具備價值。格勞孔講了蓋吉斯之戒的故事，以此來說明人在具備不被道德懲罰的能力下，不會去追求正義，又因為大部分人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才會去追求正義，“正義是最好和最壞之間的中間物，最好的是做不正義之事而不用遭受懲罰，最壞的是被傷害而不能復仇，正義是兩極端之間的中間物”，這是格勞孔關于正義的本源和本質的描述，它體現(xiàn)了正義的世俗性，論述了正義只是一種更符合大眾的利益分配方式，本身不具備價值，在我看來，格勞孔最有力的質疑是在正義行事與利益結果分離時，即在無法獲取利益，甚至損害利益的情況下，人們是否會遵循正義。面對格勞孔的觀點，蘇格拉底認同了正義的工具價值的部分，同時并通過證明正義是人的靈魂健康的表現(xiàn)方式來證明正義本身可取，具備內在價值。

相較于格勞孔和蘇格拉底關于正義價值的爭論，當代心理學家丹尼爾巴特森的研究則顯得貼近生活的多，他從實證心理學視角審視了道德正直和道德偽善的問題，問題是人們的目標是道德，還是僅僅是看起來道德，在一系列實驗后，最終得出了一個消極的結論，但同時實驗也帶來了新的啟發(fā)，即怎樣讓人道德行事。

諾奇克揭示了羅爾斯“無知之幕”的局限性，“無知之幕”作為一種對現(xiàn)存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評價制度是有力的，但它卻難以作為構建全新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強力武器，或者說，以“無知之幕”為理論指導構建的平等社會是不長久的。

羅爾斯和諾奇克的理論各有側重，羅爾斯關注正義，而諾奇克關注權利，而想要實現(xiàn)羅爾斯所構想的正義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分配是必不可少的，而針對這一點，諾奇克提出了“所有權正義”的概念，“所有權正義”關注獲取和轉讓兩個過程的正義性，且當這兩個過程同時滿足正義條件時，行為才能稱之為正義，所以，諾奇克認為羅爾斯正義社會構建中無法實現(xiàn)正義獲取與正義轉讓，面對現(xiàn)有的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即無法實現(xiàn)正義獲取，也存在非正義轉讓的問題，即使最終達到了社會平等，整個過程也只是一場權利與效用的交換，最終與正義背道而馳。

 羅爾斯平等社會的另一大問題在于如何維系最初狀態(tài)的正義與平等，社會中的政治、經(jīng)濟的自由流通勢必會打破原有社會結構，自由最終會顛覆平等，且如果認同建構強制性調控機構的話，則是對自由和個人責任的漠視，正如諾奇克所言“貶低人的自治性和行為主責，對本應支持自治存在的尊嚴與自尊的理論是很危險的”。

   在之前的鐵軌難題中，相對于效用主義的代表功利主義，我更傾向于支持義務論，并對效用主義的觀點嗤之以鼻，但通過對框架效用的學習，我漸漸理解密爾為何執(zhí)著于效用主義。正如框架效用會導致實驗結果的偏差一樣，在對效用主義的討論中，我更多關注到的是處于社會不平等位置的人的利益（當然這也是合理的），相反，密爾關注的是利益獲得者以及通過犧牲少數(shù)人利益所得到的巨大利益，人們討論弱勢群體時，總會有自我代入的傾向，但實際上，大部分人在社會中的角色不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兩種角色陣營可以劃分的，更多時候，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我們幾乎可以認定的是，當嚴格意義上的剝削不存在的時候，所有美妙的事物，比如壯麗的大學，也許都不會存在，這或許能夠解釋，密爾為何會作出那樣的主張。不管你是否承認，我們所處的世界和社會總是充滿了不平等，而且這也是無法避免的，'意識到自己幸福是建立在他人受苦基礎上的最初憤怒感是一種對不可避免的世界不平等結構的不成熟反應，還是說，如果這樣想，你就放棄了最后按道德行事的機會，也就是說，你了解到這種非正義時，從你心中迸發(fā)的悲傷和憤怒，是將此引入生活的最后機會。'

（基礎鐵軌難題圖示）

之前談論到的環(huán)境對于人的影響對于討論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具有啟發(fā)意義，某長達半世紀的著名跨文化心理學實驗從weird群體同其他群體的反差開始，但卻以兩個群體間的一系列共性結束，縱然存在許多相關的理論依據(jù)，但生活中的歧視與偏見卻依舊無法消除，這與人的信息處理系統(tǒng)相關，alief 這種低級的反應系統(tǒng)一直處于活躍狀態(tài)，現(xiàn)實中客觀存在的道德運氣的差異也讓局勢更加復雜，在這場漫長的戰(zhàn)爭中，理性才是最好的武器。

請讓思考得到的承諾，而不是未經(jīng)訓練的習慣，指導我們的實踐。

策劃：思想任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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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金風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