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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各個階級到底在爭什么？

 泥土清香 2021-01-30

原創(chuàng) 敖讓 資治通鑒讀史悟道 2020-10-30


【材料】《資治通鑒》漢紀 孝桓皇帝 延熹九年 公元166年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xiāng)人為之謠曰：“天下規(guī)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span>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譯文】當初，桓帝還是蠡[lǐ]吾侯時（蠡吾：今河北博野縣），師事清河郡甘陵國周福（甘陵：今河北清河縣），梁冀擁立桓帝即位后，桓帝擢升周福為尚書（尚書臺實際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處理日常大小政務）。當時清河郡房植擔任河南尹，名重當朝。
于是，鄉(xiāng)里人作歌說：“天下規(guī)矩，房伯武（房植字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仲進，此為褒房譏周之歌）?！?/span>
周房兩家的賓客，互相譏諷攻擊，于是各自結成黨羽和門徒，仇怨日深。因此，甘陵國的士人，便分裂成南北兩個部黨，對黨人的議論從此開始了。
【解析】很多人都知道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但不知道亂哄哄的黨錮之禍到底是在爭什么。黨錮之爭，表面上是宦官與士族的斗爭，實際是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不斷積累到爆炸的結果。
這是近五百年來矛盾不斷疊加的后果，百年沉疴，神仙難救。
皇權代表中央的權力訴求，相權代表地方的權力訴求，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自周平王東遷以來，中央弱而地方強，諸侯紛紛自雄。
都說吳起商鞅法家學說是爭霸之學，但欲霸天下卻需先擊碎內(nèi)部的利益集團，重新進行利益分配。
亂世連年戰(zhàn)爭，所有諸侯首先擔心的是被其他諸侯吞并，幾乎沒有國家敢于在這種形勢下打擊組織內(nèi)既得利益者，造成內(nèi)憂外患。
相反，諸侯意欲稱霸，最快最小成本聚集力量的方式，就是拉攏組織中的地方豪強，聚集眾多小球，皇權居中協(xié)調(diào)彌補縫隙，成為大球，借以稱霸天下。
后，秦國被魏國擠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國內(nèi)豪強勢力又較弱，中央與地方在刀斧加于頸脖之際，快速達成了政治共識。
內(nèi)卷是卷不下去，不如改內(nèi)循環(huán)為外循環(huán)，變法強秦，出關攻略六國做大蛋糕，大家共贏。
于是商君入秦，這就是商鞅變法。之后的百余年間，由于體制的先進性，秦越戰(zhàn)越強而六國越戰(zhàn)越弱，到了嬴政時期，奮六世之余烈，終于吞并六國，使天下歸一。
嬴政廢分封而行郡縣，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在秦始皇時期，地方豪強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到了極致，中央強而地方弱，基本終結了春秋戰(zhàn)國幾百年來君弱而地方強的情況。
然而秦法沒有與時俱進，以戰(zhàn)時法治天下，而百姓翹首盼望好日子，天下苦秦久矣。
秦始皇死后，大澤鄉(xiāng)起義一呼百應，由于秦朝過分的弱枝強干，導致中央軍強而地方軍弱，邊軍強而郡縣兵弱，所以一旦地方形勢失控，中央是沒有辦法做出快速反應的。
大澤鄉(xiāng)起義，秦朝失去了最佳的鎮(zhèn)壓時機，導致天下糜爛，陳王雖死而大勢已去，六國貴族以人民的名義死灰復燃，秦朝這座建立在沙灘上的高樓大廈，轟然倒下了。
之后就是楚漢爭霸，實質(zhì)上是地方豪強與自由民之戰(zhàn)。項羽代表舊貴族，劉邦代表自由民，結果項羽烏江自刎，自由民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開啟了前漢兩百年的榮光。
但劉邦鑒于嬴政郡縣獨行導致地方空虛難以應變一推就倒的教訓，廣封同姓諸侯王與功臣宿將，使得封國與郡縣并行，以充實地方鞏固中央。
這就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新的地方豪強，在前漢的兩百年間，皇帝總是任用自己所親所信的人，或封為王侯，或授予治權，借以控制地方。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換了，地方上的代理人就要換，地方上的資源是有限的，百姓要吃一份，中央要吃一份，還有一份就是皇帝派下來的親信的。
新人來了，舊人就要交出印綬和治權立場，這些失去新皇帝任用的舊皇帝親信，就懷揣著掌權時期積攢的巨額人脈和財富以及政治視野，回到家鄉(xiāng)，耕讀傳家，這就是地主階級的主要來源，地主來源于官僚。
地主階級的做大，就如同人體細胞的變老，雖然不斷更新，但沒有人能不死，國家也是一樣，雖然中央政府不停地打擊豪強，但西漢中央政府又在不停地制造新豪強，或為了籠絡人心，或為了給底層希望。
前漢運行了兩百多年，前期地主少，中央強，皇帝能力高，所以豐功偉績多在前期。到了后期，由于家天下繼承制的弊端，皇帝能力不可避免的轉弱，這時就要依靠外戚等強臣來執(zhí)政。
強臣攝政，有好有壞，忠心的就完全站在皇家角度，加強皇權而削弱地方，這樣的家族大多沒好下場，比如說霍光。
壞一點的就架空皇權而拉攏地方，不斷地給予地方豪族利益以成為代言人，這樣的大多都篡位了，比如說王莽。
笑的是王莽篡位后，自己又反轉成為了打擊豪強的急先鋒，而地方豪強在王莽的籠絡下，此時已經(jīng)是尾大不掉了，王莽試圖和地方豪強一決雄雌，結果沒搞贏，還搞得民不聊生。
此時劉秀正身懷利器，待時而動；眼見王莽和地主階級開始分道揚鑣，便搖身一變，取代王莽，成為地主階級新的代言人，在地主豪強的支持下，劉秀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快速統(tǒng)一天下。
為什么說劉秀的天下容易？因為劉秀是囫圇吞棗，天下雖然統(tǒng)一，但卻無法消化地主豪強，看一個朝代強不強，有沒有潛力，就應該看他開國有沒有擊碎地方豪強勢力。
但凡能夠徹底擊垮地方豪強的政權，必將在百年內(nèi)迎來國力巔峰，這是政權的青壯年。東漢沒有做到這一點。
一開國地方上強，中央就比較弱，東漢并沒有解決，自秦始皇滅六國以來所沉淀的地方存量勢力，反而利用這些勢力走捷徑快速統(tǒng)一天下。
前幾任皇帝能力還行，還可以長袖善舞，把皇權的觸角滲透到地方勢力的空隙中間，保持中央的話語權。
到了中后期，皇帝多是娃娃，強權外戚輪流執(zhí)政，外戚的本質(zhì)，也是士族出身，天然就對士族具有親近感，如果執(zhí)政外戚和皇帝具有親近血緣關系倒還好，畢竟是深度綁定的，屁股不會太歪。
可東漢的強權外戚，基本上和皇帝是沒有一絲血緣關系的，有的只是名義上的親屬關系。這就導致了外戚不為皇權考慮，而是拼命的拉攏士族，以獲得廣泛的支持，好鞏固自身的地位。
打壓士族的外戚都死的很慘，比如說竇憲、閻顯、梁冀。這樣一來，本來就發(fā)展了幾百年的地方勢力就得到了充足的雨水和陽光，瘋狂的生長。
到了梁冀執(zhí)政時期，地方士族就有些不可控了，干事情已經(jīng)不太按中央的程序了：
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托，不得通。使者詐稱它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赍書詣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fā)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y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到了桓帝朝，士族先處于劣勢而后轉強，連大魔王梁冀都拿他們沒辦法了。陳蕃不按程序殺掉了梁冀的使者，梁冀只敢把他變?yōu)樾尬淞睢?br>
延篤嘲諷梁冀，殺害梁冀的使者，梁冀只敢將他免官。當時的梁冀可是大將軍錄尚書事，可謂是集軍政大權于一身，這么慫，可不像梁冀的作風，事見：松散組織是沒有前途的，有朋無黨，不過是戰(zhàn)五渣
皇帝都敢殺的梁冀，為什么現(xiàn)在連陳蕃都不敢動了？很簡單，因為此時的士族已經(jīng)聯(lián)合起來對抗梁冀了。
士族之所以敢對抗中央，主要是掌握了三樣優(yōu)勢：宣傳口、基層政權、基層軍權。
東漢的宣傳效率是很低的，而士族基本都是讀書人，讀書人又多是地主出身，不是地主很難支持子女脫產(chǎn)讀書，地主和士族是高度重合的。
天下的輿論風向掌握在讀書人手上，也就是掌握在地方勢力手上了，所以我說宣傳口被士族把控了。
再有就是基層政權，中央政權多被外戚或者宦官或者皇帝把控，而在地方上卻不是這樣，部分郡一級政權卻是被士族把控，縣一級更是完全被地方勢力壟斷，皇權無法滲透。
為何？因為皇帝沒那么多親信安排到縣一級，而安排到郡一級的太守，很多都是白的去黑的出，天高皇帝遠，面對利益，容易被地方勢力同化。
正是這種現(xiàn)象太嚴重，以至于桓帝忍無可忍直接動用宦官去督查管理地方，甚至是任用宦官的家眷去管理地方，任由默許宦官在地方上為所欲為。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不喂飽宦官，這些宦官下放到地方，在位置上就容易被士族同化，桓帝利用宦官打擊士族的意圖，又怎么能達到？
再有就是基層軍權，經(jīng)過秦滅以來的歷史沉淀，地主階級經(jīng)過了幾百年的發(fā)展，特別是東漢中后期迎來的黃金時期，士族在軍隊中的角色已經(jīng)越發(fā)重要了。
中央軍雖然由皇帝和宦官掌控，但基層軍官，需要較高的軍事素養(yǎng)，這一部分大多是由京畿周邊的良家子或功臣烈士之后以及皇親國戚混合組成，這是為了協(xié)調(diào)各方勢力，防止任何一方竊取軍隊，確保軍隊只忠于皇帝。
地方的郡兵系統(tǒng)，大多基本就是個花架子，吃空餉嚴重，成為地方大員的印鈔機，基本是沒啥戰(zhàn)斗力了，所以東漢末年平定叛亂基本都用外族軍隊，很少用郡兵體系。
再有一個就是地方勢力的私人部曲，這一部分包括宗族兵和奴仆兵。東漢時期宗族勢力很強，常常一個郡大部分人都是一個姓，這就叫郡望。
混得好的地方勢力基本上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大族族長，大族族長振臂一呼，瞬間就能搞起來幾千甚至上萬的宗族兵，袁紹、曹操都是這么起家的。
在有一部分是奴仆兵，由于土地兼并嚴重，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只好賣身為奴，進入大戶人家的莊園耕種或成為馬仔。
這些人只有為地主老爺服務才有口飯吃，所以成為了地主階級的倀鬼。平時為下人，一旦戰(zhàn)時，分發(fā)兵器就成了士兵，為了一口飯吃，為地主老爺而戰(zhàn)。
所以，桓帝打倒梁冀以后，開始親政，不看不知道，一看TM是這樣的情況，于是就開始大量的任用宦官，任由他們?yōu)樗麨椋劝阉麄兾癸?，再利用他們?nèi)サ胤缴虾褪孔宥窢帯?br>
宦官承載著皇帝的使命，自身大多也不干凈；士族中不乏擁護皇權的忠臣，但大多數(shù)更是打著人民的名義，主張者自己的政治訴求：要求虛君，拒絕皇帝插手地方事務。
而桓帝是東漢數(shù)代以來，難得的成年皇帝，掌權之后，發(fā)現(xiàn)家里自己依然說了不算，皇帝只是印在名片上的一個稱呼，自然要打壓士族，拉攏宦官介入地方，以求謀取更多的權力。
這就是宦官和士族之間沖突的本質(zhì)，權力之爭，利益之爭，生存空間之爭。在這種爭端中，皇權和宦官都是處于弱勢的，當時的形勢，地主莊園經(jīng)濟已經(jīng)成為主流，成為時代最有力量的階級。
桓帝看著這遍地的世家大族，視朝廷官爵如破鞋，各個深溝高壘，進則為官，退則為地方土豪，龜縮于塢堡之中，互相呼應。
桓帝一番努力之下深感無力，嘆了口氣，轉頭便開啟了后宮模式，破罐子破摔，過得且過起來，能享受一天是一天，管他死后后水滔天。
桓帝的失敗是必然的，在這種形勢下，就算是文帝復生，武帝在世，也無能為力了，封建周期率是客觀存在的，沒有不落的太陽，沒有不倒的帝國，倒下了，才有新生。
在中央政權還無法將權力與義務，精確作用到每個個體身上之前，就注定需要地主階級來充當中間商，使得統(tǒng)治變得簡便些，但這簡便，是有代價的。
對于個體來說，是有中間商賺差價，做的更多，收入更少；對于組織領導者來說，是力量的流失，若對這股中間寄生勢力控制不力，則將面臨傾覆之憂。
士族政治是沒有前途的，從秦末到漢末，近500年間，士族不斷做大做強；怎么吃進去的就要怎么吐出來，看東漢滅亡之后到唐朝建立前的500年就知道了。
500年的亂間，士族勢力你方唱罷我方登場，大家輪流當政，最終不過是一場涂炭。
只有等這股勢力在爭權奪利中基本耗盡力量，盛唐也就來了。而代價卻是500年的亂世沉浮。
漢與唐之間的這500年，就是洗牌的代價，洗牌的代價是極大的，極其痛苦的，但不洗可以嗎？顯然是不行的，不洗永遠暗無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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