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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司馬光和蘇東坡。

 申鶴 2021-02-23

很懷念小時候,那時報紙、雜志、電視和廣播是我們的燈塔,圖書館是我們的星辰大海。那時我們的記憶力好于體力,沒有云存儲,只有腦回路。


這是申鶴公眾號第618天的第618篇原創(chuàng)文章

今天要寫一篇歷史大稿,很怕寫不好。

——題記

明年,是王安石1000周年誕辰,而距離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變法,也已經(jīng)過去了900多年,很多歷史學家說,當年的王安石變法,其管理國家的深度與廣度都不曾在當日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提出過,他的經(jīng)濟思想無比高明和超前,黃仁宇先生說,王安石與現(xiàn)代讀者近,反與同時代人物遠。

然而,這正是事情的不幸與悲劇所在。

天還沒亮,王安石起得太早了。

而因為那場變法,讓原本和睦的三個人漸行漸遠、反目成仇,終于徹底葬送了友情,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他們就是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

一切還要從王安石說起。

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那場變法是失敗的,以至于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在史書中全都被列入奸臣之列。然而,只有王安石,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面對所謂的史筆如刀,是什么讓王安石不僅沒有淪為罪人,反倒時常被冠于“偉大”二字——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改革家?

歷史學家們把原因歸于以下幾點:

首先,就連王安石最兇狠的敵人,也很難在私生活上找出可用以攻擊他的破綻來。

據(jù)說王安石生活極度不修邊幅,長時間不換衣服、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他極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仁宗皇帝在皇家宮苑宴請臣子,讓臣子們先行去釣魚,然后讓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結果當所有人都去釣魚的時候,王安石獨自坐在桌子前,在沉思中,把桌上一個盤子里的魚餌全都吃光了,在眾人的一片驚訝聲中,表示自己已經(jīng)吃飽了。

一天,王安石的吳氏夫人為丈夫置了一個小妾,結果,王安石大吃一驚,問來者所欲何為?聞知女子被自己的丈夫變賣之后,第二天,王安石便命人將該女子的丈夫找到,讓他把自己的妻子領回去,并且不必退錢。

王安石一生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8年,一度權勢熏天,幾乎可以主宰百官的榮辱予奪。但是,王安石從未用此權利為自己及其親族謀過私利。宰相俸祿也幾乎變成了公費,任憑親友甚至同事花費。就連后世相當厭惡他的批評者,都承認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誠、虔敬的潔身自好之士。

其次,王安石多次拒絕肥美官差。

從22歲中弟開始,直到46歲位居顯宦開始推行變法為止,他多次拒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對快速升遷的誘惑毫無所動、熟視無睹。

這20多年時間,他謝絕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導致他的聲望升高一次。

如果說他是為了沽名釣譽、這時間未免太長了些;如果說是韜光養(yǎng)晦,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真正罕見。

總之,王安石在坊間名滿天下,用他的朋友司馬光的話說: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30多年,才華橫溢,學識淵博,淡泊名利,志向高遠。不管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介甫不當大任則罷,但凡身兼大任,則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蒼生都會承受他的恩澤。

當此時,在各方面能夠與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司馬光。

不僅司馬光對王安石十分傾慕,確切說,二人是相互傾慕。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王安石22歲考中進士,司馬光19歲便考中,但其受人稱道之處,還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司馬光在父祖為官的“恩蔭”下,明明可以直接升遷做官,但是司馬光偏偏要憑實力考出前途。這個精神在司馬光的少年成名之作中便可見端倪——司馬光可比王安石成名早多了,砸缸救人的故事,流傳了千百年。

這里要插一句,要說司馬光和王安石為什么彼此很熟悉,是因為他們曾經(jīng)做過同事,公元1054年,司馬光36歲,王安石34 歲,而他們的頂頭上司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但因為一次包拯的勸酒事件,讓兩個人的爭端初現(xiàn),沒想到,14年后,兩人的爭論一發(fā)不可收拾,直至決裂。

1068年,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先后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彼時,想要大干一番的20歲的宋神宗,對元老重臣們的各種華而不實的勸告感到失望和沮喪,只有王安石雄辯滔滔、充滿激情地告訴他:大宋帝國積貧積弱的狀況可以扭轉,大宋帝國揚眉吐氣之后,西夏小國和幽云十六州都不在話下。而且王安石說的那些具體舉措,都相當難以辯駁,深得宋神宗的心。

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變法整整持續(xù)了17年,直到1085年即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皇帝去世,變法才宣告結束,最終以老百姓苦不堪言的變法失敗告終。

這就要回到開篇說的那些當世的評價了,王安石變法中采用金融調控的方式管理國家的企圖,具有超人的智慧,但這也恰恰是變法最終失敗的原因,因為時代完全不同。

而對王安石變法持絕對反對態(tài)度的司馬光,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歷時25年撰寫《資治通鑒》,是中國歷史上唯有《史記》才能夠與之比肩的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后代甚至現(xiàn)代中國人關于歷朝歷代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司馬光這位史學宗師之賜才得到的。而他的反對,恰恰建立在對于帝國歷史脈動的精確理解與把握智商,這使得他的反對,擁有了極其雄厚的基礎與令人敬畏的力量。

但司馬光的反對無濟于事,王安石命令他歸田繼續(xù)撰寫《資治通鑒》,司馬光也終于在1084年完成了這部巨著的撰寫工作,據(jù)說,全部完成時,手稿裝滿兩個房間。

而當神宗皇帝駕崩當年,司馬光也得以再次返回汴京,群眾高呼,請先生不要走,留下來,救救百姓。

神宗去世后,繼位的哲宗皇帝只有9歲,宣仁太后垂簾聽政。

宣仁太后堅決反對變法,于是,67歲的司馬光奉命回京城,開始主持中央工作。用一年半的時間,將17年變法新政全部廢除,史稱“元祐更化”。

沒錯,全部廢除。

而以蘇東坡為代表的人,建議司馬光保留那些經(jīng)實踐證明是合理的新政,結果遭到司馬光斷然拒絕。致使蘇東坡等人相當惆悵地嘆息,怎么又出了一個和王安石一模一樣剛愎執(zhí)拗的宰相。

不管蘇東坡的政治見解是不是受到了他和王安石私交的影響,蘇東坡對王安石都應該是感激的。

當年蘇東坡24歲的時候中了進士,這里還要插一個小故事,蘇軾本該得第一名,結果主考官歐陽修誤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蘇軾便只能屈居第二。

按例,中弟之后要由王安石給蘇軾寫推薦辭,但是王安石卻沒買蘇軾的賬,推薦辭寫的模凌兩可,以至于在文壇日漸崛起之后,蘇軾雖然表面支持變法,但還是會寫文對具體的變法細節(jié)無情指摘。但王安石基本是閉口不言。

結果后來王安石著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的套,被罷相了。但變法還在繼續(xù),蘇軾還在得吧得不停,沒有了王安石領銜的改革派忍不了了,索性給蘇軾加了個罪名,神宗無奈只好下令將蘇軾關押入獄。

已遭罷相身處金陵的王安石,聽聞蘇軾的兇險情況,不問政事已久的他立即寫下退隱三年來的第一份奏表,上書皇帝為蘇軾求情。面對沒事譏諷自己親自主持的新法的蘇軾,王安石在奏表中卻竭力為之辯解,而一句“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更是徹底打動了皇帝。神宗才下定決心不殺蘇軾,將其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一個并無實權的小官)。


而史載,在王安石給蘇軾求情的三年前,其弟王安國遭人誣陷而放歸江寧,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為其上表求情;兩年前,其子王雱被人誹謗以“弄權混蒙”之名獲罪,王安石也不曾為其上表求情。

說回蘇軾被貶到黃州(今湖北黃岡)。黃州對于蘇軾來說,即有恨,也有愛,在黃州,他度過了他這一輩子最艱辛的幾年,他一輩子的煎熬、彷徨甚至恐懼多集中在這幾年里。當然,在這里他達到了他一輩子的才氣頂峰,而他所有的轉機也來自這里——本來蘇軾已經(jīng)窮得揭不開鍋了,一個朋友幫忙替他向黃州政府申請了一片小山坡,蘇軾可親自開墾耕種,在那里,蘇軾生活逐漸有了著落,便迅速變回那個無可救藥的吃貨和樂天派。

蘇軾在黃州成了蘇東坡。

今天,再讀蘇軾在黃州寫下的詞句,不禁感觸良多,明天的文章,我會專門寫一篇蘇東坡在黃州。

幾年后,蘇軾平調為汝州團練副使。但是,蘇軾卻沒有直奔汝州,而是兜了一個大圈子的線路設計,就是為了繞道金陵,去看看王安石。


而病臥半山草堂的王安石聽說蘇軾即將到達,他即刻從床上爬起,穿著粗布睡衣,騎上毛驢,向長江渡口奔去。


恩怨糾葛的兩人,相逢一笑。


蘇軾詩中寫: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這次相見,空前,也絕后,又過了一年,聽聞變法被司馬光全部廢除的王安石,發(fā)現(xiàn)自己一輩子的心血,一朝盡毀,吐了口老血,便病逝了。

死后的王安石,無一人為其送行,棺槨后只跟著兩個老頭,一個司馬光,一個蘇軾。


司馬光說:“安石只是不曉事,又固執(zhí)。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span>


蘇軾白了他一眼:“你倆的名字換一下,這句也成立?!?/span>


而當蘇軾看到舊黨對新黨無原則的打壓,才明白,老的舊的,不過都是一個土堆上的貉,沒啥區(qū)別,自求外調,到杭州修堤去了。

而在王安石死后僅五個月,司馬光便也隨之而去,讓人不禁唏噓。

這一年是1086年。

從此,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繼任者,分成了兩個政治派別,支持變法的稱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一派,則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宣仁太后先是重用反對派,結果1093年,宋哲宗親政之后,再次起用變法派人士,嚴重打擊“元祐黨人”。短暫的被召回朝的蘇軾,作為元祐黨人,在1094年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據(jù)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

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里的姜唐佐就舉鄉(xiāng)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比藗円恢卑烟K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公元1100年,24歲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趙佶繼位,向太后垂簾聽政,結果,再次起用“元祐黨人”。廢除變法新政。

上帝仿佛存心要毀滅北宋帝國一般,數(shù)年間,波詭云譎,政潮疊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國的元氣正氣衰減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而讓司馬光和王安石沒有想到的是,隨著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袖去世,兩派政治力量已經(jīng)早已不是道義與治國理念之爭,而是蛻變成了私利與權力之爭,由確曾有過的君子之爭,墮落為真正的小人之爭。

隨著1101年蘇東坡的黯然離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正式結束。

從此,在大宋帝國的政治舞臺上,再就很少見到那種信念堅定高遠,人格高尚純粹、學術博大精深的偉大人物了。

作者:申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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