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末清初譏評漢魏六朝駢體的浪潮中，陳維崧首倡文體平等觀，編纂《今文選》為清初駢體文正名，極具導(dǎo)揚之功。其選文具有“以人存文”、“以文存史”之重要意義。《四大家文選》有選有評，在承繼唐宋古文精神的基礎(chǔ)上，以晚明歸有光為要樞，繼述文統(tǒng)，賦予“文以載道”觀以新的時代內(nèi)涵，具有反撥弊風之重要意義。兩選本體現(xiàn)了陳維崧對清初散文發(fā)展的思考之力與引領(lǐng)之功，是其文學(xué)反思與創(chuàng)作實踐的另一種表達，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與文學(xué)、文體學(xué)批評意義，為清初文章學(xué)的繁榮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清初名家，陳維崧不僅有詩詞文著作，而且主持、參與文選編著，今存文章選本有《今文選》與《四大家文選》。到目前為止，學(xué)界關(guān)于陳維崧文選的研究成果較少。在清初散文研究中，陳維崧的《今文選》雖有提及，但未從選本角度進行深入的文本價值及文選意義的系統(tǒng)研究[②]。《四大家文選》則幾無提及。鑒于此，本文在現(xiàn)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陳維崧《今文選》與《四大家文選》的編選特點、內(nèi)容及其貢獻、意義等作進一步的探討，就正于方家，以期推進陳維崧研究及清初文章學(xué)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

陳維崧《今文選》八卷，今有國圖清初刻本，9行18字，白口，四周單邊。善本書號17462。前有冒襄序、陳維崧序、冒榖梁序、冒丹書序。《今文選》成書于順治十八年（1661），冒丹書《今文選序》云：“辛丑秋，《今文選》成”。[③]后經(jīng)王士禛、冒襄釐訂，康熙元年（1662）由冒襄捐資刻成。

關(guān)于《今文選》的編選，陳維崧《今文選序》有夫子自道：

戊寅（1638）、巳卯（1639）間，天下文學(xué)之輩鵲起，于是陳華亭、吳貴池兩先生有《國瑋集》一選，抉幽剔隱，極其綜覈。兩先生沒后，稿本藏劉廷鑾家，書不果出。崧以靈均弟子、元禮門徒，棲棲遑遑，蹭蹬吳越間，撫宿草以悲來，過寢門而霰集，常欲勒為一書，續(xù)成先師遺志，……三閱寒暑，始有成書焉。[④]

可知，該選首先是為“續(xù)成先師遺志”，共有夏允彝、陳子龍、施閏章、錢鼎瑞、趙而汴、梅郎中、沈壽民、冒襄、吳應(yīng)箕、劉廷鑾、龔鼎孳等八十人作品入選。從入選者的身份而言，皆為“時賢”，如明末復(fù)社、幾社成員囊括殆盡。作品以表現(xiàn)明末那個動亂時代的人情、物事為主。如開篇為夏允彝《太湖賦》。夏允彝原本隨陳子龍結(jié)太湖兵抗清，順治二年（1645）八月，眼看明朝福王最后覆滅，他不愿當亡國奴，投水自盡。陳子龍也因抗清失敗，投湖自盡。由此，太湖便成為追念兩先輩英烈的意象所在。錄其文以表哀思。再如陳維嵋《九騷》是為紀念遭黨錮禍難的周鑣、雷績祚所作。序記載：“為周仲馭、雷介公兩先生作。兩先生罹黨錮禍八年于茲矣。今歲石城諸同志置祠于方正學(xué)先生墓側(cè)。仆于仲馭先生兼有水清之義，援筆為迎神、娛神、送神，各三章，以歌之?！盵⑤]還有的文章直書自我，反映士人階層的個體生存狀態(tài)與思想觀念。如梅郎中《遠閣賦》，“遠閣”是陳維崧父親陳貞慧所營，該賦是梅氏應(yīng)陳貞慧之請所作，為其“釋郁而廣里”。施閏章順治九年（1652）作《粵江賦并序》，是一篇寫景抒情的述行賦。通過寫珠江景色，抒發(fā)了自己內(nèi)心仕與隱的矛盾心態(tài)，凄迷動人，寄意深婉。又如彭師度《續(xù)登樓賦》，序云：“既坎廩不平，又觸目動魄，不能自己。因思王粲避地荊州，其羈懷相似而此地又有王粲宅，因作《續(xù)登樓賦》以自遣，并吊古而傷今。”其意甚明?！暗豕哦鴤瘛?，落腳點在于書寫自己坎廩不平的憤懣之情。再以數(shù)量較多的書、序而言，其內(nèi)容上也以“時賢”之間互通境況、討論時風為主，前者如張自烈《與兒生訣書》、姜垓《與冒辟疆書》《答冒辟疆書》、李雯《答陳臥子書》《與陳臥子書》，后者如魏學(xué)濂《冒辟疆文序》、張溥《南史序》、王光承《贈袁母節(jié)序》等等。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展現(xiàn)了明末亂離之際的世態(tài)、人情與社會狀況，實際具有了“以文存史”的深刻內(nèi)涵，寄寓其中的正是今人對不久之前那個動蕩時代的悼念與追思情懷。

《今文選》現(xiàn)存百余篇，涉及賦、表、疏、頌、啟、論、書、序、傳、誄、碑、銘等18種文體，至于“制詔教令，今鮮傳文；齊梁妙手，不傳諸記。以故拙選，數(shù)體闕如”[⑥]。各體所選以駢為主，值得注意。陳維崧《今文選序》曰：

溯自典墳而降，書契以來，含筆濡毫，不逾二閾。錯綜者以遷、固為專家，整練者以庾、徐為極則，更相調(diào)笑，莫能同同。然仆扢揚六庫，沈湛百家，乃知二體未嘗不合也。遷之《項羽本紀》、《貨殖》、《游俠》諸制，固之《地理志》、《東方朔》、《揚雄》諸篇，瑰博以植采，英藻以鏤文，蓋已下睨子山、孝穆。庾之《哀江南賦》暨吳明徹諸墓志，徐之《玉臺》一序及《與楊仆射》諸書，磊落以見骨，抑揚以命氣，則又上拂龍門、蘭臺也。俗猥不察，札闥篆驂，遽侈淵古，玉卮金銑，相競奧異，子長、孟堅去而幾里耶！而弄姿之徒左袒齊梁，輒復(fù)《諾皋》《志怪》，累牘連篇；《香奩》《金樓》，浸淫闌入。劉勰有言：'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裰髡撸文嗣潦?？仆今諸選可亡二患也。[⑦]

陳維崧追溯文章作法，指出，司馬遷、班固與庾信、徐陵皆擅文章，散、駢各自為用，源自所好不同。散、駢互有融通，而非格格不入。后世學(xué)之，則未察其實。所謂“仆今諸選可亡二患”，概言之，“二患”在于：今人學(xué)古文便“相競奧異”，今人學(xué)駢文便“浸淫闌入”，皆是徒具其表，不能以真實情性融于文筆之中，遂兩者皆失?！督裎倪x》以駢體文為主，兼有少量散體，這是陳維崧思考當代文章文體發(fā)展的現(xiàn)實狀況而做出的有意識行為，其目的在于舉揚駢體之發(fā)展。

值得一提的是，陳維崧一方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駢體文揚名，另一方面又有著清晰的駢、散分體意識。其《征刻今文選今文鈔啟》云：“學(xué)秦、漢、六朝者，入蕭家《文選》之中；仿韓、柳、歐、蘇者，歸茅氏《文鈔》之部?！盵⑧]所征刻之《今文選》當即《今文選》，而《今文鈔》則當為陳維崧的另一部文選《四大家文選》。檢孫枝蔚《溉堂續(xù)集》卷一“丙午七言律詩”《清明日同方爾止、陳其年飲程昆侖署中》云：“登筵白發(fā)愧飄蓬，繞署青山似畫中。百五日逢天氣好，十千酒遣旅愁空。張公洞口抄書客，桃葉津頭說字翁。不為使君儒雅劇，何繇共對燭花紅?！盵⑨]其中“張公洞口抄書客”句夾注云：“其年將刻《今文抄》”，應(yīng)予注意。按，康熙五年（1666）清明節(jié)，時任鎮(zhèn)江通判的程康莊邀請陳維崧至其官署，方文、鄒袛謨、孫枝蔚已先在，四人遂聯(lián)臂話舊，孫枝蔚詩即作于當時。檢《四大家文選》諸序，其中，何洯序題署“時康熙丙午歲之長至日京江何洯雍南氏敬題”，程世英序題署“康熙六年歲次丁未仲春黃山程世英敬撰”，可知，《四大家文選》在康熙五年（1666）夏至之前確已編成，而至早則當在清明節(jié)之前。由此大膽推測，孫枝蔚所指陳維崧將刻之《今文抄》，[⑩]就是指此時已成書的《四大家文選》。而恰在這次聚會中，陳維崧遂提及欲刊刻之事。如此，《征刻今文選今文鈔啟》即為《今文選》與《四大家文選》而作，其中“庶幾兩美，要可單行”[11]即明示兩選本的分體并行。

二

陳維崧《四大家文選》，今有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善本編號T02257。共12冊：第1冊為《王于一先生文選》，共兩卷。第2、3、4冊為《歸震川文選》，共七卷，卷一佚。第5、6冊為《侯朝宗文選》，共六卷。第7、8、9冊為《程昆侖先生文選》（光啟堂梓行），共四卷；第10、11冊為《程昆侖先生詩選詩余》（光啟堂梓行），共兩卷。第12冊與第1冊重出。該選系集歸有光、王猷定、侯方域與程康莊四家古文之精華。

四家之文是構(gòu)成陳維崧文統(tǒng)一脈傳承中的重要一環(huán)。關(guān)于“文統(tǒng)”，《論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周）之徒歟？”是為文統(tǒng)說之濫觴。文統(tǒng)由六經(jīng)至于左氏，左氏至于司馬遷，司馬遷至于唐宋韓、柳、歐陽、蘇、王、曾，遂無繼述。陳維崧合選四家文，實際是對自六經(jīng)以來直至晚明時期的文統(tǒng)無有承續(xù)之思考，何洯因此說：“陳子其年，淹貫六經(jīng)，兼綜于周、戰(zhàn)國、先秦、兩漢，以纘紹于唐、宋八家，而博覽于前明以來諸子之文，因集四家文選?！盵12]這一文統(tǒng)續(xù)構(gòu)之出發(fā)點首先是揭示出歸有光散文在晚明的獨標意義：“昆山生嘉、隆間，一時士大夫，務(wù)為骫骳委靡諸陋習，幾度古學(xué)不道。即有一二巨公，高材博學(xué)，以文辭相雄霸，要其離合，究未知于古人。何如昆山，獨以聲稀味淡之文，一唱三嘆，使讀者低徊掩抑，而不能自已。”[13]所謂“古學(xué)不道”，實是有感于唐宋古文文統(tǒng)的斷而無續(xù)。明嘉靖、隆慶以來，文人作文風骨盡失，文風卑下，雖有才學(xué)淵博者，徒以文辭相爭。如歸有光在《項思堯文集序》云：“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xué)，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盵14]他還明確批評道：“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余，而海內(nèi)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盵15]與前后七子做派[16]相反，歸有光獨出光彩，從事古文創(chuàng)作，堪稱唐宋派的后殿，“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17]這既是其振起古學(xué)的標的，也是陳維崧褒揚其文章成就的佳處。

在陳維崧看來，侯方域、王猷定與程康莊三家能夠與歸有光異時而并舉，就在于，四家皆體現(xiàn)了“文以載道”的古文精神：

數(shù)人者，其時不同，地不同，生平仕宦與否亦大不同，而文章可傳則同。即其為文章，昆山以柔淡勝，得之歐；歸德以灝博勝，得之大蘇；南昌以峭健勝，得之老蘇；武鄉(xiāng)則以險絕勝，得之柳，亦微有不同者。至其文以載道，則無不同也，故曰：文章可傳則同。[18]

唐宋文統(tǒng)之重要文論命題便是“文”與“道”關(guān)系下引發(fā)的文學(xué)觀，即“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中唐以后，隨著儒學(xué)的復(fù)興，文學(xué)應(yīng)當承載儒家之道德要求進一步強化。韓愈作《原道》，在孟子的基礎(chǔ)上重新建構(gòu)儒家的“道統(tǒng)”，其弟子李漢在總結(jié)他的古文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上提出“文者貫道之器也”，[19]暗示韓愈即是“文以貫道”的典范。柳宗元則重提劉勰的“文以明道”之說。[20]到宋代，周敦頤提出“文所以載道也”。[21]郭紹虞先生曾細致地辨析過三者差別，而所謂“貫”道與“載”道，只是對于道的理解程度深淺的不同而已，并無性質(zhì)上的差異。[22]在今天看來，對“道”內(nèi)涵的理解并非局限于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范圍內(nèi)。關(guān)于“道”，郭紹虞先生說：“吾人須知文學(xué)批評中之道的觀念，其大部分固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實則道的含義很不一致，有儒家所言之道，也有釋老所言之道，各人道其所道，故昔人之文學(xué)觀，其于道的問題，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而也未嘗不受釋老言道之影響?！盵23]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就人的活動的一種合目的性而言，是主體的合目的性的自覺追求的精神境界。即使是儒學(xué)也處于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中，那么，所謂“道”，就勢必要因時而異、因人而異了。

陳維崧合明清之際四家之文，也將四人文章落實于“文以載道”觀念的統(tǒng)攝之下，其所謂“道”，也不僅僅是指傳統(tǒng)的儒家圣賢之道。[24]程世英指出：“乃三公者，顧各以其才學(xué)識不謀而若出一心手，以合于太仆之所為文，是以其年遂決然合之而無疑。……論文者，于其文心之相生者，忽追而得之”[25]。侯、王、程三家能“以其才學(xué)識不謀而若出一心手，以合于太仆之所為文”，實際說明“道”之指向，那就是四家“若出一心手”之“才學(xué)識”。這種“才學(xué)識”內(nèi)涵必定是充盈而廣泛的。而四家“若出一心手”之“才學(xué)識”，皆出自于一己之“文心”，這種“文心”又具有“相生”之共性。由此，陳維崧合選四家之“道”即體現(xiàn)為相生之“文心”。劉勰《文心雕龍·序志》云：“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盵26]“文心”，即為文之用心?！拔男闹嗌摺保礊槲闹眯漠悤r而相通。

以“文心”為內(nèi)核，四家在晚明至清初的古文發(fā)展中，繼述唐宋，遠紹左遷，將文統(tǒng)一脈承傳下來，而賦予其新的時代內(nèi)涵。那就是，從個體視角出發(fā)，關(guān)注時代、關(guān)注民生，真情抒寫，突破了晚明“秦漢派”徒“以琢句為工”而不務(wù)其實的凋敝文風。以歸有光為例，“情”是歸氏書寫的主題之一，寫親情的有《畏壘亭記》、《櫟全軒記》、《世美堂后記》等，《莪江精舍記》則記載友人嚴貞啟“無窮之情”：“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者，是乃所以為無窮之情也”。[27]其情具有更廣泛意指。再如《贈張別駕序》論張氏：“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坏┮蕴熳又淙欢嗯R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盵28]“有情以相愛”是官吏與士民取得兩相和諧之況，陳維崧因此評曰：“以'情’字生情，覺和平可聽”。作為清初遺民，王猷定文名可與侯方域并列，其為文以古人為標的，“酷嗜兩漢八家之文”、“唯以古文為事”。王猷定文章的突出特點是學(xué)古而不泥古，關(guān)注現(xiàn)實，融注真情，具有鮮明的歷史情懷。陳維崧對此評價頗高，如其評《與毛馳黃書》云：“大略出于八家，然有一二似漢，其議論最裨史學(xué)?！痹u《養(yǎng)虎記》云：“極無理事最有數(shù)，文篇中疊四大王，是史記筆法?！痹u《毛母許孺子傳》云：“能從大處立說，中間鋪敘奉姑作家教子種種，有經(jīng)緯，有起伏，逼真良史才！”這類傳記文顯示了王猷定的獨特目光，顯示出作者洞察人世的真實情感。再如《湯琵琶傳》中渲染友人湯琵琶的悲劇生涯，實則以人度己，將自己大半生的悲戚苦楚寄寓其中，亡國之痛溢于言表。此類傳記文多被陳維崧選入，彰顯了王猷定開清初古文風氣之新的表現(xiàn)。作為關(guān)系密切的父執(zhí)輩，陳維崧對侯方域頗為熟悉，青年時期曾向其問學(xué)，故能深諳其古文之道。侯方域作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為文以司馬遷為遠祖，以唐宋八大家為近宗，邵長蘅《侯方域傳》稱其“始創(chuàng)韓、歐之學(xué)于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焙罘接蛏钍堋妒酚洝酚绊?，敢于打破文體壁壘，以小說為文，尤其善寫掾吏、伶人、名伎、軍校等下層人物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能以小見大，反映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體現(xiàn)出作者濃厚的民生情懷。以《贈丁掾序》為例，文章不僅歌頌丁掾廉潔正直、忠于職守的優(yōu)秀品質(zhì)，而且借題發(fā)揮，闡發(fā)自己對吏治的見解，提出“效于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的觀點，陳維崧評點曰：“作一胥掾文，說出古今治亂源流，何等識見，此等文歐、蘇所不能及?！笨芍^有識。對于世人注目較少的程康莊，陳維崧的推許之力頗重。其評選的落腳點即程文的古文風范。如其評《松臺山房詩集序》：“蓋先生平日最攻苦于文，故能探幽抉奧，直奪昌黎、廬陵之席也。此篇明道似昌黎，頓折似廬陵，若其繁稱博引，則又極似柳州論李睦州服氣書?！标惥S崧還借魏裔介之語評價程康莊：“今之為文者，病于浮詭散漫，無有式度。知其式度者，又病于枯索。惟昌黎公無此失，眉山父子亦未盡祛此也。程昆侖好講程式，此得作古文之準繩矣。而時發(fā)為光彩，露為鋒鍔，木之豫章，刃之干將也。吾是以嘆賞不置焉。”陳維崧肯定，程康莊文的振起處在于能“潔以法式”，承韓、歐而來，得其真意，言之有物而富于文采，內(nèi)容與形式相契合，避免了枯索之弊。像《孫無言歸黃山序》、《江行贈言序》、《徐電發(fā)集序》、《疁城唱和詩序》、《游禪隱山記》、《游華山記》、《維揚合畫跋》、《魏克正墓志銘》等作品堪為代表。以上，無論是歸有光的有情之作、王猷定的傳記之文、侯方域的“小說為文”還是程康莊的“潔以法式”，都是在繼承唐宋古文作法的基礎(chǔ)上，融入了新的時代內(nèi)容與一己之思，彰顯出新的文風品格，具有突破晚明凋敝風氣的重要作用。

三

《今文選》與《四大家文選》作為清初順康之際的文章選本，在文獻價值及文體、文學(xué)批評等方面具有顯著的意義與影響。下面分述之。

（一）《今文選》“以人存文”

冒丹書《今文選序》云：“集中所載儒林之遺，皆同時之俊也?！薄半m一碎一完，而姿皆琬琰。”[29]的確，《今文選》中有大量文章不見載于現(xiàn)存著作，如眭思永《補桔槔賦并序》、韓四維《樸巢賦》、趙而汴《長沙故宮賦》、周積賢《悼亡賦有序》、陳維嵋《九騷》、李雯《七誦》、韓詩《瑞雪頌》、劉城《騎射試士議》、劉廷鑾《宋大夫請歸賦》、戴重《哀頖宮賦有序》、吳偉業(yè)《擬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降，群臣賀表》、蔣平階《劉生擬騷序》、胡在恪《盛珍示文序》、王光承《贈袁節(jié)母序》、林子威《張洮侯詩集序》、王世顯《博物論》、陸?0?4《為外母與外父書》、朱隗《變連珠》、林子威《張洮侯詩集序》、張晨《長平公主誄序》等等。文選所載此類文章遂成為唯一，體現(xiàn)了“以人存文”的重要意義，對于進行相關(guān)人物及內(nèi)容的研究有一定的補闕之宜，因此具有了保存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價值，有助于我們更為詳實地窺見那個動蕩時代的實況。如陳弘緒《黎耆爾遺集序》，是為黎祖功《不已集》所作，序曰：“余友黎左巖先生之子耆爾則竟死矣。其死維何？匪以陰陽之患，匪以獝狂，匪以壓溺，匪以格斗戰(zhàn)爭，匪以刑以盜?！薄敖衿澲I乃殺文士，耆爾殺又為最慘。余為五言律七首寄左巖，以識其變。左巖哭，余亦哭。已，左巖手耆爾詩一卷，題曰'不已’?！薄坝胁湃舸硕I殺之于俄頃，然則余以怪異之?！毖岳枋纤乐之悾瑢嶋H隱含的是對其盛才早逝的惋惜悲嘆之情，個中時代因素的不可抗拒性遂成為士人難以逃脫的厄運。黎遂球《河村詩集序》，是為和州戴重所作。評其詩，論其人，議其世，可謂聲淚俱下，唏噓不已。敬夫詩“大旨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曳萬石車，轉(zhuǎn)羊腸徑，獨鶴之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巉壁間，時出銅盤聲，知為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崩杷烨驗榇髦氐牟槐蝗酥械酵锵В瑖@其才難。而世道又艱難險惡，“自寇賊發(fā)難以來，吾輩一酬唱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嘆息，是以獨至。”戴重雖謂“九死一生”，但身歷時代災(zāi)難之創(chuàng)痛，發(fā)而為詩，尤為可嘆。此文被清人薛熙《明文在》選入。薛熙為汪琬門人，《明文在》成書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今有光緒江蘇書局刊本，很有可能就是從陳維崧文選得來。再如全書最后一篇陳玉璂《楊公墓碑》，從普通士人的視角觀照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人與社會兩相分明。據(jù)文中所言，《楊公墓碑》作于順治十四年，寫的是射洪縣人楊公其人其事，堪為壯烈。序記載：“公諱騰龍，蜀潼川射洪人。兼資九德，總修百行。砥節(jié)礪志，直道正辭。故州郡皆聞其德，鄉(xiāng)黨咸重其名。不幸以崇禎十年正月三日，遭流寇張獻忠之亂而死。嗚呼，忠孝梗概之徒，慷慨而授命者，往往是也?！睂懗绲澥暾氯諚罟饪軄y而致死的悲切命運，體現(xiàn)了作者對晚明動亂之際才士遭難的哀慟之情。文中還描寫了射洪縣城在晚明流寇動亂中的遭際：“殺氣騰蔽乎中原，妖氛奔激乎西蜀。由是射洪之城，負戶而汲，鑿穴而屋。……復(fù)婪婪而虓闞兮，乃珠星流而矢雨簇。沉痛創(chuàng)距，哀纏一國。”可以想見，其人民流離失所之異常悲慘狀，讀之使人心痛。當然，文選中今可考者如吳偉業(yè)《贈冒辟疆序》《柳敬亭傳》、侯方域《徐作霖張渭傳》、賈開宗《侯方域傳》等等，已是傳頌已久的名篇，其史傳意義毋自多言。路工曾說：“《今文選》不是'騷人墨客’的'末世哀鳴’，而是疾首揮毫、激奮人心的呼號，是明末一部具有史料價值的文獻?！盵30]如以上所舉諸類，其保存史料的文獻價值確定無疑。

（二）《今文選》推揚駢體

《今文選·凡例》中稱：“凡云選者，悉仿蕭梁太子；凡云抄者，俱擬唐宋八家?！笨梢?，《今文選》有意遠紹蕭統(tǒng)《文選》之例，表明對當代駢體文的重視。陳維崧在《今文選》提出“二體未嘗不合”的觀點，是對清初駢體文與散體文關(guān)系的首次且重大的重新定位，可謂開風氣之先，具有重要的文體學(xué)意義。這是值得關(guān)注的。有學(xué)者指出：“在駢文還需要為自己存在進行辯護的順治年間，陳維崧就已提出'二體未嘗不合’，并通過自己的選本來彰顯這一理念，尤為有識，《今文選》一書也可謂后來李兆洛《駢體文鈔》的先驅(qū)”。[31]可謂公允的判斷。

應(yīng)該說，陳維崧對清初駢體文的重視與提倡，具有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早在《詞選序》中，陳維崧就提出“天之生才不盡, 文章之體格亦不盡”的觀點，他說：“客或見今才士所作文，間類徐庾儷體，輒曰此齊梁小兒語耳，擲不視。是說也，予大怪之?！鸵辔粗_府《哀江南》一賦，仆射在河北諸書，奴仆《莊》、《騷》，出入《左》、《國》。即前此史遷、班掾諸史書，未見禮先一飯?！盵32]不滿視徐庾儷體為“齊梁小兒語”的流俗之見，已然含有為駢體爭名之意。之后，陳維崧進一步指出駢體應(yīng)有與散體并世而行的高度，其《陸懸圃文集序》云：“一疏一密，既意隔而靡宣；或質(zhì)或文，復(fù)情睽而罕儷。然而諸家立說，趣本同歸；百氏修辭，理惟一致。倘毫枯而腕劣，則散行徒增阘茸之譏；茍骨騰而肉飛，則儷體詎乏驚奇之譽。原非涇渭，詎類玄黃？”[33]文人學(xué)者，各有擅長，能兼者少。以辭賦與經(jīng)史為例：文人辭賦，細密重文采；經(jīng)史之作，疏放而質(zhì)樸，所以，辭賦難達經(jīng)史之意，經(jīng)史也少見駢偶之文。然而，諸家雖言論各異，但旨趣相同，不同的書寫內(nèi)容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散體、駢體的選擇亦應(yīng)如此。“原非涇渭，詎類玄黃”，駢、散俱為文體形式，文之體平等，文之用各宜，不應(yīng)厚此薄彼。至《今文選》，提出“二體未嘗不合”，以選本的形式明確將駢體推出，為其正名。以上，由提倡文體平等為駢體爭名，到推舉駢散同源為駢體正名，實際反映出陳維崧積極推揚駢體的主動性過程[34]。可以說，此舉在晚明散體文盛行的背景下，就具有了清初駢體文重興之先聲的意義。

（三）《今文選》駢賦兼收

在編排體例上，《今文選》將賦納入駢體文選，反映了陳維崧對清初賦與駢體文關(guān)系的新見。這是值得關(guān)注的。我們知道，駢體文最初稱為“四六”，作為體類意義上的“儷體”、“駢體”之名到清代才出現(xiàn)。而在清代之前，唐宋元明時期的“四六”與賦并行不悖，彼此獨立，當時的四六別集或選本也不包括賦。如晚唐李商隱以其奏議表啟之文所作《樊南四六》，宋代蘇軾《東坡四六》所選文體涉及表、狀、啟、書，陸游《陸務(wù)觀先生四六》所選文體涉及表、箋、狀、啟等，皆不含括賦。元明四六衰微，直至晚明才頹勢振起，而此時的四六選本也沒有收錄賦，以王志堅編選《四六法?！窞槔?，它包括敕、詔、冊文、德音、論、碑文、表、啟等40類文體，雖遠遠超過前代，但賦仍未被納入。直到清代，在推尊駢體的思潮下，士人漸漸將前代“四六”與當代“駢體”、“儷體”、“駢文”概念等同，彼此代稱，從而使得兩者在清代融通。講究駢偶句式的辭賦，也開始被清人收入駢體文集或文選中。而陳維崧的《今文選》就是首次將駢賦納入，卷一卷二賦作共三十二篇，遠遠超過了序之外的其他體式。不唯如此，陳維崧此后的辭賦創(chuàng)作也都是駢賦或律賦，今存十篇，收入于患立堂刻本《陳迦陵儷體文集》卷一。他自己曾說過：“自賦、騷、書、啟以及序、記、銘、誄，皆以四六成文?！盵35]賦以“四六成文”，則能與騷、書、啟以及序、記、銘、誄諸體同等,“這既是陳維崧文體思想的準確體現(xiàn)，又超越了唐宋元明的四六文集不收辭賦的傳統(tǒng)，反映了清代駢文對辭賦的擴容，極大地影響了后來的'儷體’'四六’'駢體’'駢文’集收錄賦體，從而為賦與駢文的關(guān)系開拓了全新空間?！盵36]確乎如此。在陳維崧之后，清人編選駢體文選就開始出現(xiàn)收入辭賦的現(xiàn)象，如康熙八年和九年黃始先后編選的《聽嚶堂四六新書》和《聽嚶堂四六新書廣集》、嘉慶初吳鼒的《八家四六文鈔》等都收錄了辭賦?？梢娫陉惥S崧的影響下，清初相當一部分駢體文選或文集都已實現(xiàn)了對賦的擴容?！督裎倪x》兼收駢賦之例對于清初賦的重興意義重大。

（四）《四大家文選》繼述文統(tǒng)

清初順康之際，清人對當代散文的編選已經(jīng)開始。今可考者有田茂遇《燕臺文選初編》、周亮工《賴古堂文選》。田茂遇《燕臺文選初編》八卷，今有國圖松筠山房清順治13年（1656）刻本，9行18字，白口，四周單邊。善本書號15390。前有順治丙申初秋吳偉業(yè)序、順治丙申魏裔介序、順治丙申小春王崇簡序。據(jù)喬缽《引例》，書成于順治十三年十一月。關(guān)于編選原委，田茂遇在《凡例》中記載：“乙未夏秋之交，余下第留滯長安，鄗城魏先生以所選詩集，屬予教正，且命少增定焉。因而輦下諸先輩及同人，有以詩見投，并及古文辭者。余受讀之，體制略備，其間有經(jīng)?？?，有未經(jīng)?？陶?。念?？碳炔蛔阋孕羞h，而未有?？谈字谅缍鳎檬琴鲚嫵舌?，爰付梓人，聊存管見?！盵37]可知，該選主要是順治十三年在京期間士人的作品集結(jié)，不僅有王熙、王崇簡、龔鼎孳、魏裔介、宋德宜等重臣，也有周季琬、宋徵輿、吳綺、施閏章等后進。所選文體涉及賦、記、序、傳、詔、教、疏、議、表、書、啟、說、銘等25種，“凡四閱月”而成。

周亮工《賴古堂文選》，今有國圖清康熙6年（1667）刻本，9行20字，白口，四周單邊。善本書號15443。前有徐芳序、錢謙益序?！顿嚬盘梦倪x》選錄明末清初作品，《凡例》記載：“近數(shù)十年來，海內(nèi)操觚之士有志復(fù)古，后先振起其間，雄文遂如林立，而未有匯成合集，總攬一家者。予以暇日，偶因所見，掇而盈編，以志一時之盛，蓋專從數(shù)十年以來起見也。”[38]可知，該選主要收錄“復(fù)古”之作，艾南英、錢謙益、陳弘緒、徐世溥、董應(yīng)舉、蘇桓、萬時華等九十人有作品入選。如周亮工所言，“是編妝采之文專主大家一派，而間存一二少少瘦雋者。雖其風裁略近魏晉，而要之去秦漢潔勁之氣不遠”，則該選主要是以晚明秦漢派觀點為標準。所選文體涉及序、引、題詞、書、傳、書事、碑記、記、志銘、墓表、疏、論等23種。

同是散文選本，《四大家文選》與兩選皆有不同，其目的性與指向性更為明確。相較而言，田氏選編似雜薈，周氏重于秦漢魏晉，陳氏則推崇唐宋古文，而以歸氏為標榜?！端拇蠹椅倪x》更重視古文傳統(tǒng)之繼述，從唐宋八大家到歸有光，再到今四大家，歷史的視野更為宏闊。歸有光作為這一文統(tǒng)觀的要樞，由此而將今文上續(xù)到傳統(tǒng)的唐宋八大家。何洯曾論自六經(jīng)至唐宋的文統(tǒng)傳承，進而論文選四家曰：“有明自歸太仆震川出，而韓、柳、歐陽、蘇、王、曾之統(tǒng)始有所屬，無散亂之憂。是震川者，實韓、柳、歐陽、蘇、王、曾之宗子也。由震川迄于今，作者不啻百家，其統(tǒng)又將散，乃山右則有程昆侖先生出，中州則有侯朝宗出，江右則有王于一出，又皆能繼震川之傳，以上承韓、柳、歐陽、蘇、王、曾之統(tǒng)，是皆韓、柳、歐陽、蘇、王、曾之宗子也。韓、柳、歐陽、蘇、王、曾之宗子，是即司馬子長之宗子也；司馬子長之宗子，是亦六經(jīng)、左氏之宗子也?！盵39]以歸有光為首，四家并傳之歷史意義、地位于此清晰可見。值得進一步肯定的是，陳維崧對歸有光的推崇，《四大家文選》對歸有光散文在清初的經(jīng)典化意義重大。即否定了晚明對于歸有光的相關(guān)批評[40]，將歸氏散文上升到明代傳承唐宋八大家的文統(tǒng)樞紐地位，可以說影響深遠，直至今天。

（五）《四大家文選》反撥時風

明末清初以來，古文作者或?qū)W秦漢，或?qū)W唐宋，然皆學(xué)而未得其真，胡獻徵指出：“夫古文之難言也，貌秦漢而竊其離奇，既不免有生吞活剝之誚；效唐宋而流于枯淡，又不免有蠅鳴蚓竅之譏。二者互相詬厲，遞為消長，學(xué)者將何所適從與？”[41]或生吞活剝，或徒具其表，皆是因為沒有投注真情，丟失了為文的根本。陳維崧亦感嘆：“上下數(shù)千年，屈宋以來，徐庾而后，雖鴻文麗制，不絕于時，而亮節(jié)驚才，罕聞于世?！盵42]所謂“亮節(jié)驚才”的缺失，正是文人創(chuàng)作缺乏真情真意所導(dǎo)致。反過來說，陳維崧所主張即是才情兼顧，文質(zhì)相合。他合選四家文以“道”為統(tǒng)攝，“道”即“文心”。此“文心”實由歸有光首昭。陳維崧于晚明散文獨推歸有光，以歸有光牽合清初三家文，正是著眼于歸氏散文所具有的真情表達[43]。這種真情，不落于浮夸，而務(wù)求實在，以達到“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44]的效用。“情辭并得”，實為“文心”即“道”之要義。再由前揭四大家文之舉例，故可明晰：陳維崧選四家之文正是強調(diào)個體真情實感與時代歸正理路的相應(yīng)和，以此賦予“文以載道”以新的內(nèi)涵與認識，不徒襲其跡，而取其法，得其神。可以說，彰顯四大家，實是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樹立了一個旗幟，《四大家文選》是陳維崧對明末清初弊風反撥的有力實踐與證明之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文學(xué)批評意義。

綜上所述，《今文選》與《四大家文選》，是陳維崧文學(xué)反思與創(chuàng)作實踐的另一種表達，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與文學(xué)、文體學(xué)批評意義。在明末清初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兩文選體現(xiàn)了陳維崧對清初散文發(fā)展趨勢的思考之力與引領(lǐng)之功。在學(xué)界注目于陳維崧駢文及其所取得的首冠地位與突出成績的同時，我們應(yīng)當重視并揭示出他作為文選家所具有的評選眼光與理念持論。這對于完善陳維崧作為清初名家的整體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對于認識清初散文的歷史面貌與歷史發(fā)展也是有意義的。

注釋：

[①]作者簡介：郭超，女，文學(xué)博士，濰坊學(xué)院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教師，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xué)文獻學(xué)。

[②]如曹虹《清代文壇上的六朝風》一文中，從“清代賦史上六朝風的激活”角度，肯定陳維崧《今文選》將賦納入駢文范圍的意義。參見《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7年第1期，第78頁。呂雙偉《陳維崧駢文經(jīng)典地位的形成與消解》一文中，指出陳維崧的駢、散分體意識，其以“今文”為名，收入賦體，為賦與駢文的關(guān)系開拓了新的空間。參見《文學(xué)遺產(chǎn)》，2018年第1期，第157頁。

[③]（清）冒丹書：《今文選序》，《今文選》卷首，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

[④]（清）陳維崧：《今文選序》，《今文選》卷首，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

[⑤]本節(jié)所引篇目，除標注者，皆出自《今文選》，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不一一出注。

[⑥]（清）陳維崧：《今文選》凡例二，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

[⑦]（清）陳維崧：《今文選序》，《今文選》卷首，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

[⑧]（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3頁。

[⑨]（清）孫枝蔚：《溉堂續(xù)集》，《清代詩文集匯編》七十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2頁。

[⑩]周絢隆《陳維崧年譜》中認為，《今文抄》即《今文選》，第277頁。應(yīng)誤?！督裎倪x》已刊刻于康熙元年。且，《四大家文選》中占比重最大者是程康莊，考陳維崧與程康莊、何洯、程世英的集中交往即在康熙五年、六年間。

[11]（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3頁。

[12]（清）何洯：《四大家文選序》，《四大家文選》卷首，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編號T02257。

[13]（清）陳維崧：《四大家文選序》，《四大家文選》卷首，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編號T02257。

[14]（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頁。

[15]（明）歸有光：《與沈敬甫》，《震川別集》卷七，《震川先生集》，第870頁。

[16]明前后七子所謂“文必秦漢”，實是“不窺其法，而徒襲其跡”，未得其神。

[17]王錫爵：《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志銘》，《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頁。

[18]（清）陳維崧：《四大家文選序》，見《四大家文選》卷首，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編號T02257。

[19]《昌黎先生集序》，（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0]柳宗元《答韋中利論師道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wù)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

[21]周敦頤《通書·文辭第二十八》：“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從，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xué)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22]詳參郭紹虞：《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第356-357頁。

[23]郭紹虞：《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第356頁。

[24]“文以載道”，雖是作為理學(xué)家的周敦頤提出，但他強調(diào)的是“道”重于“文”，而非只欲務(wù)道德而不欲務(wù)文辭。他在《通書·文辭》一節(jié)云：“不知務(wù)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span>

[25]（清）程世英：《四大家文選序》，見《四大家文選》卷首，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編號T02257。

[26]（梁）劉勰：《文心雕龍》，中華書局，2012年，第572頁。

[27]（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96頁。

[28]（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57頁。

[29]（清）冒丹書：《今文選序》，《今文選》卷首，國圖清初刻本，善本書號17462。

[30]路工：《訪書見聞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頁。

[31]曹虹，陳曙雯，倪惠穎：《清代常州駢文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頁。

[32]（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頁。

[33]（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334頁。

[34]推揚駢體，是陳維崧有關(guān)文體觀的新見與貢獻之表現(xiàn)。而前揭《四大家文選》與《今文選》的并行并舉，是散、駢分體觀念的體現(xiàn)，這與推揚駢體之功并不相矛盾。

[35]《陳其年文集序》，（清）毛際可：《安序堂文鈔》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9冊，第382頁。

[36]呂雙偉：《清代駢文對辭賦的擴容》，《中國文學(xué)研究》，2017年第4期，第30頁。

[37]（清）田茂遇：《燕臺文選初編》，國圖松筠山房清順治13年刻本。

[38]（清）周亮工：《賴古堂文選》，國圖清康熙6年刻本。

[39]（清）何洯：《四大家文選序》，《四大家文選》卷首，國圖康熙六年（1667）刻本，善本編號T02257。

[40]突出者即王世貞，如錢鍾書先生指出：“以為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確。其《讀書后》卷四《書歸熙甫文集后》自記與震川抵梧事顛末，又曰：'觀其遺集，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與結(jié)構(gòu)。’”參見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第64頁。

[41]（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02頁。

[42]《與吳漢槎書》，（清）陳維崧：《陳維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頁。

[43]歸有光散文之真情表達，多圍繞日常交友，身邊瑣事，尤其善于用細膩的筆調(diào)表現(xiàn)家人父子夫婦之情。正如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后》所言：“其發(fā)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應(yīng)當指出的是，此種以血緣親舊、日?，嵤聻闀鴮懕倔w的作法，蓋與晚明陽明后學(xué)所倡“百姓日用”之說相表里。即在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溯源出歸有光突破晚明文學(xué)復(fù)古模擬之弊的實質(zhì)所在。

[44]（清）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后》，劉季高注，《方苞文選》，黃山書社，1987年，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