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作為儒家經(jīng)典著作《禮記》中的內(nèi)容，它更貼近了儒家一種順序?qū)W說。

　　事物的本原就是物質(zhì)世界，而本末強調(diào)了大小，即事物間不同的重要程度；始終強調(diào)了先后，即事物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那么事物本身其實就是道的一種體現(xiàn)。

　　再度細化之下，把事物比作一條線，本末就是距離線的遠近，向高處越往上，向低處越往下，都是脫離了道的表現(xiàn)，唯心主義便應運而生。自此便遠離了物質(zhì)世界。

　　上者如道家追求的飛升一流，對于道越發(fā)透徹，但是早已經(jīng)脫離了實際，“知”者已滿卻達不到“行”，做不到理學所推崇的“知行合一”。

　　下如我們身邊就能隨處看見的利己主義者，心中道的存在已經(jīng)蕩然無存，“寧教我負天下人”“心外無物”諸如此類便是極好的印證，他們在乎的只有“行”，已經(jīng)無“知”。更有甚者即使明白道的本質(zhì)，卻仍然對其不屑一顧，古時，我們稱其為“小人”，而這一小字，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末字，造就象征了不可取和滅亡的必然性。

　　始終就是這條線的線頭和線尾，而事物在其中盤繞聯(lián)結(jié)，錯綜復雜。儒家所求君子者，便是能夠?qū)⑦@根線捋順掰扯清楚的人，通過那條直線，我們便能夠清晰地看見道。

　　但是僅僅看見道是不夠的，不然，自本末的論述為止，便不需要有之后的始終了。

　　這就要回歸這句話的本源，《禮記》中去，禮記中所貫徹的禮之一字本質(zhì)上就是制度，換個說法，就叫做規(guī)矩。而古人言“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而儒家追求的規(guī)矩，便是人人追求“仁義”，達到天下太平，人人通過教化的作用而變成“君子”。

　　這種做法對于社會的長期發(fā)展而言極為重要，幾乎奠定了中華文明屹立世界的基礎(chǔ)，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是中國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

　　可陽春白雪救不了下里巴人，書上的大道理救不了快要餓死的普通百姓。所以法家應運而生，給了世俗前進的一根桿子。如果道理的門檻太高，儒家的思想傳承不到現(xiàn)今。一如道家的興衰歷程般值得借鑒。

　　自此，再度回歸，我終于知道了禮記到底為何產(chǎn)生，回歸到那最初的一句三字箋言。“人之初”。有關(guān)于，人們最初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

　　如果人之初，性本善。儒家的作用是什么？教導百姓變惡？荀子看似針鋒相對的“性惡論”似乎總有些欺師滅祖的意味在里面。

　　非也，這更加趨近于一種疑惑，反而在邏輯上講得通。人性惡，才需要儒家來推行善，即仁義來教化，不是嗎？不然儒家所承擔的難道是將“誤入歧途”者拉回“正道”的角色？不說可行性，單論對錯，儒家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人路究竟是對是錯呢？反而不就成了好心辦壞事？做了一開始就錯的事嗎。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知道，那么儒家所求天下大同者便值得揣摩一番了。

　　“家有家規(guī)，國有國法”甚至某一塊區(qū)域都有其不同的風俗傳統(tǒng)，這些如何評判對錯呢？

　　針對以上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span>

　　先后、本末、始終一旦理清，一切疑惑自然迎刃而解。

　　而后，不需要挑多重的擔子，只管向前邁步，再回頭看，就不存在見不到自己的錯誤，無法改正這一說了。

　　孟子“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在此之后的產(chǎn)物之一。

　　哪怕再談及陸九淵、朱熹，荀子，其皆有了儒家的影子。

　　順序一說，也就徹底站住腳跟。

　　帶領(lǐng)著我們一路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