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宏講《史記》，很新鮮。

他講《史記》有三大特點：第一，既講本紀、世家、列傳，也講表和書；第二，不只講故事，也追溯歷史故事背后的文本；第三，講述《史記》在不同時代、不同區(qū)域、不同人的解讀。也就是說，通過陳正宏的講述，你讀到的，不只是司馬遷的《史記》，還有兩千年來中外讀書人共同解讀的《史記》。

在他的新書《血緣：〈史記〉的世家》中，陳正宏詳細梳理了歷史上各重要諸侯大姓的家族史?！巴ㄟ^一個個家族的故事，你會看到，支撐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還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向善的情感與道德?！?/p>

【司馬遷寫《史記》，建立的是一個有機體】

上觀新聞：說起《史記》，人人都不陌生。《史記》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高校歷史學、文學專業(yè)的入門書。“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比欢?，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史記》并不好讀，《史記》應該怎么讀？

陳正宏（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委會委員）：應該怎么讀《史記》？簡單來說，按照興趣來讀。

《史記》是按照五體的順序來編寫的，但如果你讀《史記》一上來就去讀《五帝本紀》，那你肯定就不想讀了，因為這段歷史距離我們太遠了，很多東西你也弄不清楚。

最好要從你已經(jīng)知道的一些歷史開始讀，比如我們在中學課本里都讀過廉頗和藺相如，本來就知道“將相和”這段故事，那么你從這里開始讀就會容易讀進去。其實這個故事在《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里占的篇幅是非常小的，你看《廉頗藺相如列傳》全篇，尤其是這兩個人的后半生，是更有意思的，如果你再去了解這兩個人所處時代的背景，那整個三晉時代的歷史走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接著，可以再看看《史記》中的世家，那畢竟跟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家鄉(xiāng)有關。山東人可以看看《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兩湖人看看《楚世家》，浙江人看看《越王勾踐世家》。一步一步地，你覺得自己的文言文基礎大概能過關，對一些重要的篇章也有興趣，那么你再去讀《史記》里一些艱難的東西。

上觀新聞：每個人都可以在《史記》中找到和自己相關的部分嗎？

陳正宏：任何的歷史文本，當然都無法跟現(xiàn)實中個人的具體經(jīng)歷相對應。歷史最顯著的特征，是“沒有什么會永遠不變”。但是，雖然歷史時刻在變化，卻又在某些節(jié)點呈現(xiàn)出驚人的相似性，你會從《史記》中看到很多和現(xiàn)在的聯(lián)系。

上觀新聞：《史記》記歷代帝王的“本紀”寫了十二篇，記歷史大事的“表”寫了十篇，記各種典章制度的“書”寫了八篇，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的“世家”寫了三十篇，記重要人物或族群的“列傳”寫了七十篇，這些篇數(shù)都成整數(shù)，代表了什么特別的意思嗎？

陳正宏：這個問題在歷代有多種解釋。按照我的理解，司馬遷寫《史記》，架構精密，建立的是一個貫通古今的有機體。十二本紀的十二，源自十二支；十表的十，應該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構成了一個永不結(jié)束的時間輪回。八書的八，應該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個延展的空間。至于三十世家，司馬遷在《史記》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以“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為解，說明為什么選三十這個數(shù)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環(huán)繞北極星，地上有三十根車輻支撐車輪正中的車轂，這就像現(xiàn)在的自行車車輪里有鋼絲圍繞支撐著車軸一樣。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連了起來。到最后的七十列傳，七十就是所謂的眾生了。這是因為在漢代以及漢代以前相當長的時間當中，七十這個數(shù)字就像我們現(xiàn)在的三五七九當中的九一樣，表示多，比如對孔子的七十二弟子習慣的稱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個名額等。

司馬遷是天文歷法學家，他的數(shù)學肯定很好，他自己說用了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寫了三千年以上的歷史，沒有這樣精密的架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家”一體，有不可取消的獨特意味】

上觀新聞：然而，《史記》之后，班固編撰《漢書》時，本紀、傳、書（改名叫志）、表都在，世家卻沒了，而且后世2000年史書幾乎再不見“世家”，這是為什么？

陳正宏：這個應該是跟司馬遷、班固兩人對“世家”在歷史中的意義認識不同有關。所謂“世家”，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世代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家?！妒酚洝钒选笆兰摇弊鳛橐环N文章類別的名稱來用，寫的是歷史上各重要諸侯大姓的家族史。但作為一種變通，司馬遷也為歷史地位處于本紀和列傳之間，但并非諸侯大姓的人物留下了合適的空間，比如面貌很特別的《孔子世家》和《陳涉世家》。

大家都知道，《孔子世家》寫的主要是儒家祖師爺孔夫子的言行，不過因為后面附了簡短的孔子后代世系，勉強還可以算世家；而《陳涉世家》描繪的，是秦漢之交農(nóng)民暴動的人物陳勝和他的死黨揭竿而起的故事，陳勝就根本沒有世系可記，司馬遷還是放進了世家。

因為存在這樣面貌特別而復雜的情況，《史記》的“世家”一體，很讓后來的評論家困惑。對于《史記》體例不純的批評，也由此而生。到了班固寫《漢書》的時候，世家這一體因為存在難以歸類的麻煩，所以就索性被取消了。之后的正史里面，因此也很難再見到家族史一類的分體了。

上觀新聞：所以，您特意以世家為主題寫作，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史記》的新視角。

陳正宏：在我看來，《史記》的世家，實在有一種不可取消的獨特意味在。

中國傳統(tǒng)的觀念，向來以家族、族屬為重；而早期的諸侯大姓，又直接聯(lián)結(jié)著大小不等的邦國和城池。正是靠著世家這一特殊的體裁，上下數(shù)千年間，血緣與地緣的復雜勾連，中華民族千回百轉(zhuǎn)的融合之路，才能如此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

任何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巨變，都會淘汰一批舊世家，誕生一批新世家。

上觀新聞：世家那么多，司馬遷為什么單單只挑選了這幾十家寫進《史記》的世家一體里？

陳正宏：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是非常重視家族血統(tǒng)的人，但以家族血緣為紐帶的歷史延續(xù)到西漢時期，族姓的繁多讓再厲害的史家也很為難，必須要有取舍。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把世家各篇的敘錄寫得明顯比其他四體各篇的敘錄詳細，還特地用了“嘉”字句，來表彰其中大部分世家的特異之處，比如“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嘉其能拒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等。而他所“嘉”的，幾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目的應該只有一個，就是以歷史學家的特有方式，向眾人昭示，支撐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還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向善的情感與道德。

上觀新聞：延伸說來，司馬遷作《史記》，怎么選材，如何取舍？

陳正宏：司馬遷說過三句話：“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分別出自《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

從這三句自述，可知司馬遷的具體做法，主要是廣泛收羅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加上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最終才寫出這部氣勢恢宏的歷史巨著。

《史記》的不凡之處在于如實記錄了人是如何活動的。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與后世的官修史書不同，司馬遷筆下的人不僅僅是帝王將相，也有一些邊緣人物，像《封禪書》中蒙蔽漢武帝的方士，《晉世家》里自相殘殺的兄弟，還有《刺客列傳》里的刺客，他們是復雜的，都在歷史發(fā)展和演變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改變了歷史或者想要改變歷史。司馬遷通過書寫一個個生動的個體，用昨天的歷史，來揭示永久的人性。

此外，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確地顯示，他編纂《史記》，不可能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來創(chuàng)作的。

【別人眼中的故紙堆，卻是珍貴的大數(shù)據(jù)】

上觀新聞：您覺得司馬遷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來創(chuàng)作《史記》，那他是什么身份？歷史學家或是哲學家？

陳正宏：司馬遷的身份，以他成年后進入仕途的不同階段來說，主要是三個：郎中、太史令和中書令。其中第一個身份郎中，是漢武帝的低級侍衛(wèi)，是武官。第二個身份太史令，相當于現(xiàn)代的天文臺臺長兼檔案館館長，是科學家、文獻學家或者科學工作的組織者；對司馬遷個人而言，《史記》是從這個階段正式開始編纂的。最后一個中書令，是漢武帝的機要秘書長，《史記》也是司馬遷在這個職位上完成的，因此這時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級官員加史學家了。

司馬遷比較厲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把不同時代的各種各樣的文本，系統(tǒng)地加以梳理，并“翻譯”成漢代人理解的文字。這個工作量非常大，他出色地完成了。

上觀新聞：這和您的工作有些像，文獻整理。

陳正宏：確實是，別人眼中的故紙堆，卻是我眼中珍貴的大數(shù)據(jù)。

文獻整理為一切文史研究提供了基礎。南京大學的程章燦教授曾做過一個比喻，假如我們在菜市場里，文獻學就是負責買菜的。雖然不管燒菜，但買菜并不輕松，首先要知道整個菜場的布局，哪個攤頭是賣菜的，哪個攤頭是賣肉的，而且對同部位的肉，不同攤位的你還要會做比較。買好了之后，我們還會把菜洗好、分好，準備著給廚師使用。

有人覺得我講《史記》比較新鮮，就因為我是學文獻學的，我主要不是來跟你講《史記》里有什么故事，而是討論《史記》的這個故事從哪里來的，司馬遷可能是利用了什么原始文獻編寫出來的，現(xiàn)在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他是對的還是錯的。

上觀新聞：的確，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談到《史記》就覺得是在講故事。無論是歷史學界還是文學研究界，都有人在反復討論《史記》的虛構問題，總覺得書中的人能這么生動地說話，有這么豐富曲折的情節(jié)，一定是文學不是歷史。

陳正宏：細節(jié)描寫不是文學的專利。歷史如果沒有細節(jié)，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歷史。如果把歷史或者史書單純地理解為數(shù)據(jù)、制度或者個人履歷，覺得人的個性、心態(tài)、感情都不是歷史學應該關注的，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生動就一定是虛構嗎？我不這么認為。我們現(xiàn)在在新聞里會看到某些事情之奇葩，某人發(fā)言之生猛，連小說家大概都想象不出來。而透過現(xiàn)實去反觀歷史，尤其是回顧《史記》這樣的經(jīng)典文本，會發(fā)現(xiàn)許多人、許多事都像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細節(jié)乃至細節(jié)是否生動，來判斷某個文本是文學文本還是歷史文本，顯然是不合適的。

上觀新聞：梁啟超曾經(jīng)有一個非常精辟的說法，他說《史記》在當時并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一般史書，當然更不是文學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來發(fā)表的“一家之言”。

陳正宏：對。這意味著用傳統(tǒng)古籍分類法中最流行的四部分類法來說，《史記》其實也是一部子書?！妒酚洝返倪@種由子書而至史書的綜合性特征，在著者司馬遷那里，顯現(xiàn)出的最引人入勝的部分，是他對人本身有非常深切的體認和感慨。他覺得，書寫歷史，如果我對于人性的東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么歷史好像就沒有被打開。比較《漢書》跟《史記》，做比較純粹的歷史研究的人似乎更喜歡《漢書》，因為數(shù)據(jù)準確，寫論文引用比較放心；但是作為經(jīng)典來閱讀的時候，大部分人更愛的，恐怕還是《史記》，因為讀司馬遷的文字，就好像他在你面前，跟你聊天似的，而就是這樣，才造就了這樣一部經(jīng)典的著作。

【判斷作品是不是經(jīng)典，和國別、民族都沒關系】

上觀新聞：您反復提到了人性，《史記》的偉大之處是不是探究了人與命運的關系？

陳正宏：《史記》處處有人性，司馬遷非常懂人性，也看到了人的復雜性。但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是把對個人行跡的敘說，和某個人在歷史中起到的客觀作用，這兩者分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太后呂雉，是漢高祖劉邦的皇后，由于她擁有強大權勢和極其狠毒的手段，所以被后人熟知。這熟知的根源，就在于《史記》里那篇《呂太后本紀》，有呂后在劉邦死后殘忍地對待其他女性的記載。但司馬遷在《呂太后本紀》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卻給予呂氏以正面的評價：“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狈g過來就是說，雖然呂太后在掌權的期間前前后后鼓搗出了不少動靜，但是這些動靜都僅僅限于皇宮之中，而且并沒有損耗國之根本。對老百姓而言，嚴苛刑法很少用到，罪犯因此也很少，大家都過著安居樂業(yè)的生活。

又比如宋襄公，他留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典故，莫過于在宋楚泓之戰(zhàn)中以彰顯仁義為名提倡“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也就是王師不能攻擊沒有做好準備的對手，坐視戰(zhàn)機流逝，等楚軍列陣完畢后才發(fā)起進攻，最終落了個大敗。宋襄公因此也成為中國軍事史上被后來人取笑的對象。但是，司馬遷卻沒有取笑宋襄公，非但沒有取笑，他還在《宋微子世家》最后的“史太公曰”里，借“君子”之言，高度贊揚了“宋襄之有禮讓也”。因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切以戰(zhàn)爭邏輯為最高處事原則，而戰(zhàn)爭邏輯，是司馬遷十分反感的。

在那么早的時代，司馬遷著述能充分尊重個人的價值，一分為二地看歷史中的人物，是很偉大的。

上觀新聞：司馬遷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而如今躋身中國文化的超級IP，閱讀《史記》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陳正宏：現(xiàn)在興起了經(jīng)典熱、國學熱，讓我感到喜憂參半。喜的方面，是有年輕一代的來喜歡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總歸是好事。不像以前，年輕人大多在西方歷史文學領域打轉(zhuǎn)，知道外國人的名字比中國人的名字都多。憂的是，我們?nèi)菀讖囊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比如有人提出只讀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不看別的。

我覺得，你不能偏于一方，經(jīng)典是全人類共同的，同樣的時代有柏拉圖也有孔子，你都應該關注。判斷一個作品是不是經(jīng)典，和國別、民族都沒有關系。

說實話，我并不喜歡“國學”這個詞，這個詞是近代以來才出現(xiàn)的，尤其是中國國力比較衰弱的時候，它是為了對付西學的。而在現(xiàn)代學科語境中，中學、西學已經(jīng)無法截然分開了。

回到你最初的問題，我們怎么讀《史記》，為什么要讀《史記》。我想《史記》之所以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都認真地讀一讀，不單是因為它有名，更重要的，是因為其中有對中國早期歷史的比較真確的追述，而這追述之中，又有對人性的深刻而獨到的洞見。無關古今，也無關中外。

《血緣——《史記》的世家》陳正宏 著中華書局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