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博物館的館藏古籍中有一部古籍個頭很大，相當于普通書籍的一倍。書中的鈐印也很大，有拳頭般大小。而他的名氣更大，所有研究青銅器的人都視他為必讀的經(jīng)典，它就是明代古籍《志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翻開書頁，一幅幅精美的描繪青銅器圖樣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在這部書上有各類青銅器839件，每一件都堪稱是夏商周三代青銅器中的精品。

在中國古代將八百多件青銅器收集在一起并編書出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這部古籍的珍貴之處顯而易見。然而這還不是這部古籍的全部價值，因為它是宋本《宣和博古圖》經(jīng)過兩次翻刻留下的傳本，解讀他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宋本《宣和博古圖》中更多的秘密。

在宋朝以前，人們把出土的青銅器看成是祥瑞之物而頂禮膜拜。從宋朝開始，商周青銅器成了研究對象，宋代金石學也由此形成。

在金石學的開創(chuàng)者中，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也名列其中。她與丈夫、宋代大收藏家趙明誠志趣相投，都對青銅器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次他們在集市上遇到一件商周青銅器，傾盡所有還是買不下來。趙明成心急之下竟脫下衣服給了賣主。賣主終于被他們的誠意打動，將青銅器賣給了他們。

就這樣通過20年的積累，他們夫妻二人將青銅器銘文以及漢唐石刻兩千卷刻印成《金石錄》出版。這部書成了宋朝金石學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宋朝時期，對于商周青銅器的研究之風逐漸形成，效仿周朝禮儀舉行祭祀活動，也成了朝野上下樂此不疲的事情。

作為祭祀禮器，商周青銅器被大量仿制，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仿制青銅器的樣稿從哪里來呢？《宣和博古圖》應運而生。

宋徽宗趙佶是中國歷史上酷愛收藏的皇帝之一，在他的宣和殿里收藏了數(shù)目眾多的古代青銅器。

為了解決仿制青銅器圖樣的問題，宋徽宗下令把宣和殿收藏的青銅器編錄成書，于宋宣和年間編撰完成《宣和博古圖》。

《宣和博古圖》一共收入宣和殿藏青銅器20大類839件，每件器物都有總說、摹繪圖、銘文拓本及釋文，并詳細記錄器物的尺寸、重量和容量，有些還記錄了出土地點、顏色和收藏家姓名。

《宣和博古圖》是中國古代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青銅器圖錄總集，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大規(guī)模圖錄青銅器的先河。

許多青銅器的名稱如鼎、尊、壺以及饕餮紋等，都是從這部書開始使用并沿用至今的。

令人遺憾的是靖康之難后宣和殿藏青銅器被金兵搜掠一空，《宣和博古圖》也在戰(zhàn)亂中遺失了。

幸虧南宋朝廷為了仿制古代青銅禮器，經(jīng)過十年尋找終于找到了這部青銅圖錄總集。

到了元代至大年間，元朝人根據(jù)宋《宣和博古圖》翻刻了原版《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而宋《宣和博古圖》卻徹底遺失了。

此后原版《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又被多次翻刻。其中以明朝嘉靖七年翻刻的版本最佳。相比于其他刻本，這部古籍上還多了一個藏書章，而正是這個藏書章，為我們揭開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

這個藏書章的形狀非常特別，桃形與方形邊框內(nèi)篆刻四個大字“潞國御傳”。據(jù)史料記載，潞國是明朝萬歷皇帝的弟弟朱翊镠的封地。明朝時期，藩王也可以用“御”字，因此“潞國御傳”桃型印就是朱翊镠的藏書印。

無獨有偶，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青銅鼎上也有“潞國”兩字。這件鼎的邊款筑“大明崇禎九年潞國制肆拾器”。

翻開書頁對比銅鼎，發(fā)現(xiàn)這件青銅鼎把方頂?shù)乃淖阋频綀A頂上，打破了傳統(tǒng)的圓鼎三足而立的形式。

紋飾仿筑商周時期普遍流行的蟬紋和獸面紋。這件潞國制銅鼎不僅完成了對方鼎和圓鼎的雙重模仿，還大膽的改革了樣式，成為了中國古代仿制改造商周青銅禮器的一件非常典型的器物。

通過這種聯(lián)系，我們找到了中國古人仿制創(chuàng)新商周青銅器的源流，也讓我們看到了宋朝青銅文化的發(fā)展對后世的影響，古籍與文物對應，更顯這部古籍的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