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革命與自由

一個矛盾真實的阿克頓勛爵

文：拉塞爾·柯克  編：R先生

表面看來，將阿克頓爵士的名字與過去三個世紀的歷次革命相提并論，似乎非常愚蠢。

他是個沉迷于檔案與書堆中的人，有時被人稱為他那個世紀學問最淵博的學者。

他出生在上流階層，親戚中不乏紅衣主教、內(nèi)閣大臣和公爵?？恐约旱牡匚簧矸莺妥√?，他沒有受到他那個時代的暴力事件的沖擊。

在位于施羅普郡的鄉(xiāng)下大宅中，在靠近沃爾姆斯的赫恩沙譯姆的巴伐利亞領(lǐng)地上，在他父親位于那不勒斯的宮殿中，或者在泰格恩瑟的別墅中，他不會看到社會的混亂失序或生活艱辛的一面;跟他那個階層的英國人不同，他并不熟悉軍事生活。

事實上，他惟一一次遭遇 19 世紀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暴力活動，是在 1870 年的羅馬，當時，意大利軍隊占領(lǐng)了該城市，而阿克頓當時在那里，則是為梵蒂岡公會議公報工作的一位抱著敵視態(tài)度的觀察家。

不過，阿克頓在自己的筆記、散篇文章和通信中，反復論及革命。

他的主要論文和書評中有五篇直接討論革命，他的兩本完整的講稿中有一本，即《法國大革命講稿》，在他去世后出版。

格特魯?shù)隆はＤ柌荚谒秊檫@位大學者所寫的傳記《阿克頓爵士∶關(guān)于良 知與政治的研究》中，甚至將第八章中一節(jié)的標題定為《作為革命者的哲學家》。

因此，追溯一下這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對于我們稱之為革命的劇變的看法，是很有價值的。

▌早年的阿克頓：法國大革命為自由之敵，自由是良知的守護者

在使用'革命'一詞的時候，阿克頓有時僅僅用其來指他所鐘情的學科——觀念史上的革命；

在思想領(lǐng)域中，如同在政治領(lǐng)域中一樣，他既致力于辨析保持連續(xù)性的必要性，又肯定在某些時代出現(xiàn)新事物的必要性。

他也認可了發(fā)生在 17、18、19 世紀的若干暴烈的政治革命，比如清教革命、（1688年的）英國革命、兩次美國革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認可法國大革命。

▲清教革命

對于革命的這種寬容，發(fā)生于他的晚年。

19 世紀 30 年代歐洲大陸的革命——毋寧說是起義———發(fā)生于他在那不勒斯出生前4年；而 1848年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革命爆發(fā)時，他是奧斯科特的一個學童;他長大成人后，于 1853年到美國旅行了一趟，不久就跟隨德林格博士學習，對民主運動心存疑懼，對民族主義抱有敵意。

巴黎公社的暴行讓他極為震驚，公社的擁護者于 1871年殺害了巴黎大主教，阿克頓曾帶著他的孩子每天為這位善良的達爾布瓦大主教祈禱。

通過向德林格博士學習，通過自己研讀大量歷史與政治著作，他開始崇敬愛德蒙·柏克，而柏克堅定地抵制那個遭到革命毀滅的'人們相互為敵的世界'。

尤其是在阿克頓早年的著作中，我們或許可以就阿克頓贊揚柏克的話編出一本有趣的小冊子∶他曾稱贊柏克為'人類的導師'，他評論說，柏克從 1790年到 1795 年間發(fā)表的歷次講話是'律法和啟示錄'。

他贊成柏克的看法∶法國大革命乃是'自由之敵'。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克頓是如何評價革命的呢？他開始覺得，政治革命通常能夠帶來自由的增加。

在這里，我們需要探討一下阿克頓在談到自由——這正是他在研究、講課和寫作中談得最多的話題——的時候，究竟是指什么意思。

▲法國大革命

他所指的是西塞羅或基督教的自由概念，即有秩序的自由，良知主宰的自由。

他當然明白西塞羅對意志和情欲的區(qū)分∶前者乃是具有自制力的自由，是具有高貴的古代羅馬人美德的自由，而后者則是欲望，是不圣潔的情欲的自由。

阿克頓當然也知道使徒保羅的真理，'服侍上帝是完美的自由'。阿克頓明白，權(quán)力就是不管他人是否愿意而將自己的愿望強加于他人的能力，而自由則是抵擋這種專斷權(quán)力的能力。

因而，真正的自由就是進行道德選擇的機會，就是在塵世間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wù)。

終其一生，阿克頓爵士從來沒有遭受過任何專斷權(quán)力之害，但他憎恨前幾個世紀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也厭惡這種制度在他那個時代的殘留因素。

他所說的自由的含義，可以從摘自他未發(fā)表之手稿中的兩小段話中看出來∶'自由的定義∶

（1）保障少數(shù)的安全;

（2）理性統(tǒng)治理性，而不是意志統(tǒng)治意志;

（3）對于上帝的義務(wù)不受人的妨礙;

（4）理性先于意志;

（5）正當高于權(quán)力。'

'自由是履行義務(wù)的條件，是良知的守護者。它隨著良知而生長發(fā)育。兩個領(lǐng)域是同時生長發(fā)育的。自由是免受一切妨礙，甚至是罪。因而，自由以意志自由為其終極目標。'

良知的自由與宗教寬容是阿克頓在追求個人與公民自由時最看重的東西；之所以會有這種成見，是因為他是個自由主義的天主教徒，他反對教皇永不出錯的學說，更反對由梵蒂岡公會議所確定的東西。

但也許我們在描述阿克頓觀點的發(fā)展過程的時候有點太匆忙了。

在早年的著述中，阿克頓公開抨擊革命乃是'混亂，是狂暴，是民族發(fā)育成長過程的斷裂，有時對其生存是致命的，通常對其獨立自主是致命的'。

他的看法是如何逐漸改變的，我們可以通過對他有關(guān)政治革命的前后幾篇文章的考察，來揭示這一點。

最早的一篇題為《美國革命的政治根源》，發(fā)表于阿克頓編輯的雜志《隨筆》1861 年5月號上;本文一直沒有收入他的文集，一直到 1952 年，才被收入《阿克頓論教會與國家》。

文章一開始提到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接著寫道∶'每一民主制度的命運，每一建立于人民主權(quán)之上的政府的命運，都取決于它在兩個相對立的原則——一邊是絕對的權(quán)力，另一邊則是法律的約束和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之間作出何種選擇。'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阿克頓只有27歲，是國會議員，在這篇極具洞察力的文章中，他將美國聯(lián)邦制的治理制度，解釋為自由的保證者，因為它能約束全國性的民主制度，避免臨時湊成的人數(shù)占優(yōu)的多數(shù)的支配。

▲托馬斯·杰斐遜

他發(fā)現(xiàn)，托馬斯·杰斐遜對社會與政治連續(xù)性的蔑視，他主張的'死人沒有權(quán)利'的學說，他對于作為大眾的人民的信賴，'侵蝕了美國的共和主義，最終將顛覆共和國本身'。

阿克頓用十幾頁的篇幅討論了美國制憲會議代表中普遍的保守傾向，他非常仔細地研究了他們的意見。他的看法跟近年來美國的一些學者，比如 M.E.Bradford、Forest McDonald、 Daniel Boorstin、Clinton Rossiter 和本人所表達的看法很接近。

但28年后，在他評論布賴斯的《美利堅共和國》的長篇書評中，阿克頓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

這些都是評論 1787年的制憲會議嗎？

確實很好。

但根據(jù)那篇重要文章的標題應(yīng)當描述的那場美國革命，他又說了些什么呢？阿克頓爵士在本文中所寫的那場革命不是始于 1775年？

是的，它始于 1861 年；現(xiàn)在我們稱之為美國內(nèi)戰(zhàn)，或者各州間的戰(zhàn)爭。

對于南方各邦的分離，阿克頓在他的文章的后面認為，乃是一場革命，其原因在于，北方即將對南方進行壓制，北方貪婪的工業(yè)利益集團、狂熱的廢奴主義者及全國性權(quán)力的支持者，企圖讓南方屈服于中央政府的違憲的統(tǒng)治，從而將破壞真正的憲政聯(lián)邦主義。

民主的多數(shù)對于局部的少數(shù)、或者一種經(jīng)濟利益對于另一種經(jīng)濟的暴政，能夠變得令人無法容忍，于是，南方人就起而反抗民主的專制（托克維爾曾經(jīng)用這個詞形容這樣一種局面）。

▲美國南北戰(zhàn)爭

阿克頓寫道∶'摧毀聯(lián)邦的，完全是法國大革命式的那種偽劣民主制度，它使英國的傳統(tǒng)和制度分崩離析了。圍繞著禁止航運、貿(mào)易限制、國內(nèi)進步、銀行特許法案、新州的創(chuàng)立、獲取新土地等等爆發(fā)的所有重大爭論，都是這一重大變革過程中的階段，是從根據(jù)英國模式所創(chuàng)建的政體，向模仿法國模式的政體轉(zhuǎn)變的過程中的步驟。'

阿克頓的結(jié)論是，'南方各州的分離……從政治的角度看，主要應(yīng)被視為對革命學說的一次抗議、一場反動，是沿著與歐洲盛行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前進。'

他的結(jié)論是∶這場邦聯(lián)革命是旨在保衛(wèi)自由的一場起義，而法國革命——及隨后在歐洲發(fā)生的起義——已被證明是通往駭人聽聞的暴政之路。

阿克頓爵士充滿敬意地大段引用約翰·卡爾霍恩關(guān)于并存的多數(shù)的評論；他在這樣的問題上同意“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記者”奧勒斯特斯·布朗森的看法；他將托克維爾引為權(quán)威。

他揭露了北方工業(yè)利益集團開征的保護性關(guān)稅的不義;他批評廢奴主義者顯示了'同樣抽象的、理想的專制，這種專制對于天主教精神和英國人的精神同樣抱有敵意'。

這篇文章是外國觀察家對于邦聯(lián)事業(yè)所作出的最好的辯護，是符合柏克和托克維爾精神的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的論斷。

▌永遠的阿克頓：革命與自由之間永恒的問題

阿克頓爵士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的講稿，在他去世前三年，他在劍橋大學講授了四次。

這本書足可以與托克維爾、泰納、卡萊爾等人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的著作比肩而立;沙馬那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公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或許可以對讀者閱讀本書有所裨益。

阿克頓知道，在法國，確實需要進行某些革命;但最終到來的革命卻碾碎了自由。

▲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執(zhí)行死刑

正是這場革命的狂暴，似乎駁斥了阿克頓的假設(shè)∶連續(xù)的革命將永久性地終結(jié)專斷的國家政權(quán)。

'通過一連串狂暴的震蕩，各個民族一個接一個地奮力掙脫了過去，逆轉(zhuǎn)了時間的方向和成敗的判斷標準，將整個世界從死人的統(tǒng)治中拯救了出來。'

這是阿克頓在其《近代史講稿》中關(guān)于近代國家的開端那一講中所說的話。那么，法國大革命真的是一次拯救行動嗎？

事情從1789年一開始就多少搞錯了，而阿克頓也認識到了這個令人不悅的事實。阿克頓察覺到，《人權(quán)宣言》是建立在謬誤之上的。

令人驚訝的是格特魯?shù)隆はＤ柌荚谒鶎懙陌⒖祟D傳記中卻竭力說報讀者相信。對于《人權(quán)宣言》，“阿克頓除了贊揚外，沒有別的看法”。我們難道可以把下面一段摘自第七講的話當作是贊揚嗎：

經(jīng)過一段短暫的辯論。在沒有遇到多少反對聲音的情況下，8月20日，《人權(quán)宣言》獲得通過。國民議會在本月初就已經(jīng)與歷史決裂了，到了月底，它則試圖構(gòu)建未來、并為未來制定規(guī)則。

▲《人權(quán)宣言》

這是它一直在從事的工作，也是大革命永恒的遺產(chǎn)。正是通過這些原則，一個新時代展露在人類面前。就是這印出來不足一頁紙的宣言，其分量要重過所有的圖書館。其力量要強于拿破侖的所有軍隊。

然而，它卻并不是卓越的心智的產(chǎn)物，沒有打上獅爪的標記（意謂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譯者注）。

從中可以看出笛卡爾式的明晰，但卻沒有邏輯，不夠精確，也沒有法國思想的徹底性。它沒有說明，自由是目標而不是出發(fā)點。也沒有說明，左右人的整個生活的，應(yīng)當是他所獲得的天賦，而不應(yīng)當是可以投資的某種資本，或不應(yīng)當是得靠無數(shù)條件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某種東西。

因而，那些說它存在缺陷、并且它的缺陷已經(jīng)成為一種威脅和陷阱的人士的指責是完全正當?shù)摹?/span>

從這一《人與公民權(quán)利宣言》開始，法國的進路以不斷升級的暴力通向了大災(zāi)難，大革命很塊吞噬了他的孩子——追求自由的激情蹂躪了秩序與公義；而一個尚可接受的社會，則要求同時實現(xiàn)這三原則。

雅各賓黨人對于自由的渴望毀滅了整個歐洲大陸，而只有借助武力和一位主子，才能阻止它毀滅整個文明。

▲拿破侖·波拿巴

拿破侖·波拿巴曾自豪地夸耀說∶'我降服了那種蹂躪整個世界的創(chuàng)新精神。'

當然，雅各賓黨人的自由概念，并不是阿克頓所接受的自由觀念。他也從來沒有對平等觀念喝彩過，他所承認的唯一的博愛也是基督教的兄弟情誼。

他所想象的自由，更多的是英國式的自由，是在七個世紀中靠著信念和制度的連續(xù)性而發(fā)育成長出來的自由，在這一過程中，革命只是偶一為之，對自由的進步的推動作用不大，且其范圍很有限。

但他和他的朋友格拉斯通都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一樣對普遍的進步充滿期望;如果不是他相信革命乃是一根馬鞭的理論，他甚至可以被稱為社會向善論者（即認為社會可以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而達到完美狀態(tài)——譯者注）。

阿克頓 1902 年去世，十幾年后，這個世界進入了阿諾德·湯因比所說的麻煩時代——如果我們相信另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費迪南·布勞代爾的話，則這個時代可能要到 21世紀到來之時才能結(jié)束。

自 1914年以來，自由的呼號在幾乎每個國家都能聽到，但在世界的大多數(shù)地方，人們所得到的卻是暴政。

性質(zhì)最為狂暴的革命令非洲大部分地區(qū)陷入災(zāi)難;東歐只是到了現(xiàn)在才開始有望稍微恢復秩序。拉丁美洲，或者說它的大部分地區(qū)，仍然處于動亂之中。

阿克頓曾希望革命成為進步和解放的工具，這一希望已經(jīng)被打破了。

相反，在20世紀，一般地說，'革命'這個詞已經(jīng)意味著無產(chǎn)階級搶掠富人財富的機會，或者還有砍掉富人的腦袋的機會。

誠如柏克所說過的，在每一場大革命景觀的盡頭，都矗立著斷頭臺。

我向你們推薦一篇文章，題為《這個可怕的世紀》，是杰哈特·尼梅耶寫的，發(fā)在《校際評論》1993 年秋季號上。

“我們在相對富裕的環(huán)境中享受著生活，享受著一個欣欣向榮的文化所提供的教育和藝術(shù)，也享受著和平，對于我們來說，這個世紀當然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讓我們自我慶祝一番。'

尼梅耶博士寫道：'但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眼里，這個世紀可能會初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時代之列。也就是說，一位能夠辨清好精神與壞精神、對于心靈的要求足夠敏感、善于在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間讀出深意的歷史學家來說，很有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他一定會對極權(quán)主義現(xiàn)象……這種歷史上的新奇東西、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治——它導致了普遍的奴役、而以前卻只有私人奴隸制度——表示驚奇。”

阿克頓爵士是那群能夠辨清好精神與壞精神、對于心的要求足夠敏感、并善于解讀文獻檔案的歷史學家中之佼佼者。

如果他看到了我們 20 世紀最后十年的景象，該是何等的驚駭！每個人都仍然在要求獲得更大的自由，但在這個國家，人們所要求的是'生活時尚的自由'，是情欲的自由，而不是意志的自由。

波斯尼亞人釋放出了彼此大屠殺的自由。南非的班圖人現(xiàn)在獲得的所謂自由，不過就是讓 30 年前獲得解放的剛果大恐怖重演一遍而已。

我們在哪個國家看到了阿克頓所鼓吹的良知的影響力得到幸運提高的事情?

▲剛果大屠殺

除非以某種健全的秩序——精神世界的秩序和政治實體的秩序——為基礎(chǔ)，自由是不能永久延續(xù)的。

不管怎樣，革命是秩序的斷裂，因而總是一劑猛藥。

盡管如此，我從反復誦讀阿克頓有關(guān)自由的文章中，仍享受到巨大的樂趣，并鄭重地向你們推薦這些文章。

阿克頓爵士，現(xiàn)在，你已升入神靈的國度，不管杰斐遜曾經(jīng)說過什么，你和所有的逝者都仍有權(quán)利。

因為，我的上帝，你是那些現(xiàn)在生活在永恒中而又給予我們生活的勇氣的人士之一。

我祈禱，在一個被巨獸般的意識形態(tài)壓迫的革命的時代，你的著作仍然會被人們閱讀。

大多數(shù)人對阿克頓勛爵的了解，是來自于他那句耳熟能詳?shù)拿?，?quán)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絕對導致腐敗。

但我們對他卻充滿了種種誤解，只看到他的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似井中望月。

“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拉塞爾·柯克告訴我們，在尊重和推崇一個人時，不要神化一個人，阿克頓勛爵在晚年看待革命的問題上某種意義上也有失偏頗。

但他也是人類歷史中為數(shù)不多的深諳文明真諦的人，從他的思想深處，可以探索出人類自由傳統(tǒng)的真正脈絡(luò)。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間，也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現(xiàn)代的學者已經(jīng)少有能像阿克頓勛爵那樣，警示人類本身的弱點，向世人揭示自由艱難曲折的發(fā)展過程。

而阿克頓勛爵的《近代史講稿》正是通向自由的一份思想遺產(chǎn)，他曾說：“一個人對近幾個世紀有怎樣的觀念，他大體就會成為怎樣的人”。因為，這些歷史的觀念，會成為一個人的哲學、宗教和政治的信條。

《近代史講稿》雖然只是近幾百年間的歷史，卻涉及了人類自身關(guān)切的所有重要問題。

從歷史的道德關(guān)懷出發(fā)，對自由的反思，對權(quán)力的警惕，讓阿克頓的思想在今天煥發(fā)出更耀眼的生命力，幫助我們從自由的傳統(tǒng)中理解自由的真義，從道德的法則里尋找人生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