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率吉字營攻陷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868年8月16日，梁王張宗禹兵敗徒駭河，西捻軍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與捻軍，是十九世紀中葉爆發(fā)的兩場影響深遠、規(guī)模浩大的農(nóng)民起義，他們相繼失敗的背后，卻成就了湘軍、淮軍這兩支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漢族武裝力量，在中國大地的迅速崛起。

湘軍與淮軍一脈相承，兩者內(nèi)部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令人深思的是，這兩支系出同門的兄弟部隊，卻從未顯示過任何情同手足的友誼。

當然，出于“剿匪”的形勢需要，兩軍之間曾有過并肩合作，也有過相互扶持，但更多的，是惡性的競爭和戕害，是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與怨懟。

而試圖厘清湘軍與淮軍的“是非對錯”，就不能回避兩軍的創(chuàng)始人和領導者——曾國藩與李鴻章，這兩位國之柱石間的“恩怨糾葛”。

曾國藩、李鴻章，晚清歷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兩者均是當時最頂尖的漢臣代表，但他們之間的關系，甚至比各自所統(tǒng)領的湘淮軍更加復雜而微妙。

二人既有師生之誼，曾對李還有知遇、提攜之恩，曾國藩全力支持得意門生創(chuàng)建了淮軍，而李鴻章對自己的恩師則是一生恭敬有加。

同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與左宗棠老死不相往來，左宗棠與李鴻章一生針鋒相對，但至少從表面來看，曾、李二人在大多數(shù)時候，都維持著一種休戚與共、同氣連枝的默契。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今天的文章，就為大家揭秘最真實的曾、李之交，以及二人背后湘、淮兩軍的明爭暗斗。

祁門之劫與師徒反目

道光十八年（1838），27歲的湖南人曾國藩以三甲第三十八名的成績，高中戊戌科進士。

無獨有偶，這一年的同榜進士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一十二名的安徽人李文安，便是李鴻章的父親。

冥冥之中，兩位日后在中國近代史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就這樣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因為曾國藩與李文安的“同年之誼”，李鴻章及其兄長李翰章便以年家子（科舉中同年者的晚輩）的身份拜入曾國藩門下，求義理經(jīng)世之學。

李鴻章天資聰穎，曾國藩對這個學生也極其欣賞，認為“其才可大用”。果然，兩年之后，年僅24歲的李鴻章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出眾表現(xiàn)考取丁未科進士。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后，因母喪丁憂返籍的曾國藩，奉命在湖南老家籌建湘軍，而李鴻章志向遠大且心高氣傲，自是不愿久居人下，所以并未選擇投靠恩師曾國藩，而是回到老家安徽幫辦團練，想藉此作為契機，成就自己的一番事業(yè)。

誰知事與愿違，書生從戎的李鴻章不諳兵法，雖沐風櫛雨、甘苦備嘗，卻屢戰(zhàn)屢敗，只落得個“專以浪戰(zhàn)為能”的惡名。

愈挫愈勇之后，李鴻章在戰(zhàn)事上雖稍有建樹，卻又因功高遭妒而致謗言四起，于鄉(xiāng)里間幾無立錐之地。

1857年因父喪丁憂歸鄉(xiāng)，其被迫結束五年團練生涯，次年太平軍攻陷廬州，李鴻章只得攜家眷出逃南昌，寓居其兄李瀚章處。

幾經(jīng)輾轉(zhuǎn)，咸豐九年末(1859)，走投無路的李鴻章致信恩師曾國藩，表達了投效之意，而湘軍在經(jīng)歷了1858年的三河鎮(zhèn)慘敗后元氣大傷，亦正值用人之際，兩者一拍即合，就這樣，李鴻章來到江西建昌湘軍大營，充作曾國藩幕僚。

然而，戰(zhàn)火紛飛之中，曾、李師徒再次相聚，卻沒有上演珠聯(lián)璧合的好戲，反倒在重逢不久便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沖突。

1860年，曾國荃率吉字營大舉圍攻安慶，主帥曾國藩則駐節(jié)皖南祁門督戰(zhàn)，而此時恰逢忠王李秀成率十數(shù)太平軍萬途徑皖南，徘徊于祁門之外。

李鴻章見此處居萬山叢中而形同釜底，乃兵家所忌的“絕地”，再三勸告主帥移營，但曾國藩不為所動。恩師執(zhí)意置身險地，李鴻章苦勸無效，圍繞祁門的去留問題，師徒二人心中已漸生芥蒂。

祁門

此后又因為湘軍將領李元度徽州戰(zhàn)敗，落荒而逃，曾國藩憤而羅列三大罪狀糾參，而李鴻章則以“（李元度）久共患難，不可罪”為由，拒不擬稿。

曾大帥的執(zhí)拗勁也上來了，你不操刀，我便自行上奏，李鴻章見狀更是針鋒相對，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你若執(zhí)意彈劾，我便辭職歸鄉(xiāng)。

至此，曾、李二人矛盾徹底爆發(fā)，李鴻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殺身成仁與明哲保身

祁門的師生反目，其實并沒有原則性的分歧，也無關大是大非的爭論，曾、李在共同好友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勸說之下，也很快便重歸于好。

但這次爭端背后隱藏的深意卻值得好好分析，不過在此之前先簡單說明一下曾國藩移營祁門的原因和背景：

1860年，正當安慶爭奪戰(zhàn)如火如荼之際，忠王李秀成的東征也取得重大勝利，蘇南賦稅重地，紛紛落入太平天國之手，而上海也處于太平軍的圍攻之中。

咸豐帝迫切地希望湘軍能立刻回援蘇常，而作為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守土有責，只是安慶之役正處于關鍵時刻，湘軍主帥又不愿輕易撤軍以至功虧一簣。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國藩以主力繼續(xù)圍攻安慶，而將位于安徽宿松的總督行轅前移至皖南祁門，擺出向蘇南用兵的架勢，也以此舉向咸豐帝交差，只是不想李秀成陰差陽錯用兵皖南，正好出現(xiàn)在了祁門周圍。

此時曾國藩身邊僅有親兵二、三千人，在李秀成大軍壓境之際，選擇避其鋒芒，遷駐別處，確實是一種穩(wěn)妥而安全的選擇。

只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一旦移營，曾國藩等人化險為夷的同時，必然會對安慶的整體戰(zhàn)局產(chǎn)生諸多不利的影響。

在這種前提之下客觀分析，曾國藩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透著一股湖南人特有的“耐得煩、霸得蠻、不怕死”的倔強勁頭。也符合“文臣盡忠，武將死節(jié)”的封建道德行為準則。

而李鴻章的“君子不立危墻之下”，則更多地體現(xiàn)了徽皖文化中“經(jīng)世變通”的特質(zhì)。同時追求現(xiàn)實利益、注重實際效果，也是李鴻章一生信奉的“實用主義”。

李鴻章考慮“小我”的切身安危，因為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方能談及其他價值的體現(xiàn)；曾國藩顧及的是“大我”之得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個人的奮不顧身中，多少也有點追求忠孝節(jié)烈的慘烈味道。

正所謂見微知著，祁門的矛盾和分歧，對錯暫且不說，反映出的卻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師生之間，在性格人品、文化背景、價值取向、境界格局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

而這種差異，對于此后二人創(chuàng)建的湘軍、淮軍也必然會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澄清天下與追名逐利

首先，曾國藩在1853年時，已官居從二品的禮部侍郎，其人本身亦是當時湖南的文壇領袖，不說名滿天下起碼也是蜚聲湖湘。

曾文正公不可能未卜先知地意識到湘軍會成為后來左右時局的第一勁旅，也根本不會將湘軍作為有利可圖的政治籌碼。

而本土的文化特質(zhì)，在曾國藩創(chuàng)建湘軍的過程中也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湖湘文化就其傳統(tǒng)內(nèi)核而言，有“敢為天下先”的開拓進取精神，更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遠大抱負和責任擔當。

因此，曾國藩的墨绖從戎，既是受舊時代士大夫忠君報國，剪除“亂臣賊子”的內(nèi)在使命感所驅(qū)使，也體現(xiàn)著儒家傳統(tǒng)思想中，文人“修身、齊家”之后，“治國、平天下”的終極追求。

而曾國藩這種“澄清天下”的大志，與李鴻章創(chuàng)建淮軍時的初衷，又有本質(zhì)的不同。

二十一歲的李鴻章第一次赴京趕考，以《入都》為題，作詩十首，其中“一萬年來誰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之佳句，在展現(xiàn)李文忠公超卓胸襟氣魄的同時，也透露了其封侯拜相的現(xiàn)實愿望。

金鱗本非池中物——初辦團練不成，后又久居湘軍幕府之中，心高氣傲卻一事無成的李鴻章，急欲實現(xiàn)人生抱負和政治理想，而機會就在不經(jīng)意間悄然降臨。

1861年9月，湘軍取得安慶戰(zhàn)役的決定性勝利，曾國藩準備稍事休整之后，便乘勝直撲下游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

而此時太平軍連克江蘇、浙江等地城池，直搗杭州、威逼上海，滬上官紳惶惶不安，派人至安慶向曾國藩泣血求援，并承諾若湘軍東援，將月奉白銀十萬兩勞軍。

湘軍這種私人性質(zhì)的地方武裝，從成立之初便是自籌餉銀，沒有中央財政的支持，時時都處于“饑寒交迫、嗷嗷待哺”的狀態(tài)。

面對這種難以拒絕的條件，曾國藩當即決定由胞弟曾國荃領兵往援，但九帥心系天京，一心想成就平定太平天國的不世奇功，因此婉拒了兄長的安排。

曾國藩只有轉(zhuǎn)而與門生李鴻章協(xié)商，久居人下的李鴻章正在等待改變命運的機會，聞言欣然領命并火速返回廬州老家招募鄉(xiāng)勇。

此時的李鴻章，有沒有其恩師從戎時重振朝綱，解萬民于水火的理想，我們不得而知，但依靠領兵打仗而揚名立萬、加官進爵的功利心理，卻是不言而喻的。

其后，隨著淮軍的崛起與不斷壯大，李鴻章也更多的是將這支部隊視作實現(xiàn)個人目的和達成個人愿望的工具。

而正是在這種心理的暗示之下，淮軍以及李鴻章不斷培植的內(nèi)部勢力，自然就成為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私產(chǎn)”。

湘軍鼎盛與淮軍崛起

1862年3月，李鴻章攜新募兩淮丁勇，即后來淮軍中大名鼎鼎的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核心四營于安慶集結。

而曾國藩對于李鴻章這個得意門生可謂照顧備至，不僅將創(chuàng)建淮軍這把改變命運的鑰匙交到了弟子手中，更舉薦其署理江蘇巡撫一職，從而使得無尺寸之功的李鴻章，在出師之前便距位列封疆僅一步之遙。

同時因擔心弟子勢單力孤，又資助其兩江總督專屬親兵二營，再由湘軍中抽調(diào)熊字、恒字、春字各一營，尤其是程學啟的開字二營，此后更是成為了淮軍中的王牌。

如此一來，淮軍十三營中，原屬曾國藩的湘軍便占據(jù)九營，而淮軍在組建之初，其募兵思路、營制餉章、訓練方法、管理制度也基本由湘軍沿襲而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淮由湘出”的說法。

1862年4至5月間，淮軍6500人分成七批，乘英國商船由安慶出發(fā)，經(jīng)下游太平天國防區(qū)后，抵達上海。

李鴻章也確實沒有辜負曾國藩的一片苦心，甫至滬上便用虹橋、北新涇、四江口的三場勝仗打開了局面。

在解除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后，李鴻章獲得了當?shù)厥考澋闹С峙c信任，再加上上海的關稅、厘金收入，淮軍的裝備不斷升級，規(guī)模也一再擴大。

1862年，湘軍規(guī)復廬州，掃蕩皖北，曾國荃吉字營兵臨天京城下，聲勢如日中天，而曾國藩以欽差之尊，領兩江總督之職，督辦蘇、皖、浙、贛四省軍政民務，整個東南戰(zhàn)場均唯其馬首是瞻。

同樣是這一年，淮軍亦迅速崛起，立足滬上后進取蘇常，而作為主帥的李鴻章，抵滬第七個月，便被清廷實授江蘇巡撫，后又委以通商大臣之要職。

如此一來，淮軍獨占上海富庶之地，又有國外勢力的支持，清廷更仰仗其平定蘇南亂局，經(jīng)濟上完全獨立、實力持續(xù)提升，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性又不斷凸顯。

加上此時李鴻章權柄在握，成為江蘇第一號實權人物，以其為首的淮軍軍事集團，已逐漸從湘軍中剝離而出，成為又一支帶有鮮明地域色彩和私人性質(zhì)的漢族武裝。

而隨著淮軍的崛起和獨立，湘、淮軍以及各自主帥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草木同源卻心存芥蒂

首先是餉銀問題，曾國藩之所以同意派兵東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海鄉(xiāng)紳承諾的每月十萬兩的資助。

而李鴻章抵滬半年內(nèi)，便兩次協(xié)濟湘軍 九萬兩軍餉，但此時正值天京戰(zhàn)役的關鍵時期，湘軍投入近八萬兵力參與圍城，用度之大、開銷之廣實在難以計量。

曾國藩雖然在此前曾強調(diào)“上海所出之餉，先盡滬軍”，但面臨天京城下的困境，也只有向李鴻章硬性規(guī)定“每月酌提四萬兩，萬不可減”，

而此時淮軍初具規(guī)模，也同樣在蘇常鏖戰(zhàn)，李鴻章家大業(yè)大，雖有滬上各項關稅、厘金、捐資，但也并非十分寬裕。

面對老師的出爾反爾，還強制攤派軍餉，李鴻章“意甚不平”，在寫給曾國荃的書信中牢騷滿紙，甚至以秦相李斯臨死前的名言“東門黃犬，其可得乎”，來表達自己為官遭禍，抽身悔遲的不滿。

1863年底，淮軍克復蘇州，隨即又攻陷蘇南重鎮(zhèn)的無錫、常州，蘇常地區(qū)已基本為其掌控。而湘軍卻依然在天京城下泥足深陷、一籌莫展，清廷便屢次催促李鴻章領淮軍西援天京。

但李鴻章考慮到曾國荃屯兵天京苦戰(zhàn)兩載，眼看大功告成之際，自己領兵冒進，無論如何也洗脫不了貪功爭賞之嫌。

何況湘、淮畢竟一脈相承，自己受曾國藩提攜大恩，創(chuàng)軍之初又蒙其鼎力相助，所謂飲水思源，就更不敢有任何“僭越”的非分舉動。

因此，哪怕頂著朝廷的嚴旨催逼，李鴻章仍然是一再拖延，但主帥有所顧慮，淮軍眾將面對天京這塊肥肉，卻是垂涎欲滴，甚至表現(xiàn)得急不可耐。

淮軍第一悍將劉銘傳甚至公開放出狠話：“到得天京城下，若是曾老九敢阻攔，就讓湘軍嘗嘗淮軍開花大炮的滋味。

劉銘傳

由此可見，逐漸強大和獨立之后，淮軍將領在心理上對湘軍并沒有任何的依附和歸屬感，尤其是在現(xiàn)實的利益面前，就更談不上半點同門的手足情誼了。

作為主帥的李鴻章也同樣如此，其是皖人出身，早年在湘軍陣營中頗受排擠，發(fā)跡之后，雖對恩師心存感念，但對于湘軍集團卻沒有什么好感。

湘軍將帥，藐視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與先輩爭雄，唯有決數(shù)死戰(zhàn)稍張門戶

其私下寫給淮軍將領潘鼎新的信件，應該代表了大多數(shù)淮軍將領的心聲，這其中既有對湘軍老資格的不滿，也表達著作為后起之秀，希望沙場爭功、彰顯門庭的強烈愿望。

而正是淮軍上下懷有的這種競爭與敵對心態(tài)，在1867年的尹隆河之戰(zhàn)中造成了一次人為的冤假錯案。

當時分屬湘、淮兩軍最強的鮑超霆字營與劉銘傳銘字營，原本約定聯(lián)手夾擊東捻軍。

但劉銘傳貪功冒進，提前出發(fā)，以至為遵王賴文光所困，全軍覆沒之際，幸得鮑超率霆軍及時趕到救援，劉銘傳及殘部方才死里逃生。

誰知劉銘傳自知行為失當，竟在戰(zhàn)后誣告鮑超故意遷延，貽誤戰(zhàn)機，而當時的剿捻主帥李鴻章明知其中緣由，卻一味偏袒部下，致使湘軍第一悍將沉冤難雪，含恨辭官歸鄉(xiāng)。

師徒更替與權力交接

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捻軍又在北方興起，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清廷無奈只有請曾國藩再度出山。

但克復金陵以后，湘軍遭大量裁撤，湘軍主帥只能被迫以淮軍的班底剿捻，而李鴻章表面上承諾對恩師鼎力支持，實則陽奉陰違，甚至為保存部隊實力，暗中慫恿麾下悍將劉銘傳以傷病為由脫離戰(zhàn)場。

這樣的舉動，令曾國藩大為惱火，并以少有的嚴厲口吻責備李鴻章道：“目下淮勇各部既歸敝處統(tǒng)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

但無論如何，淮軍這支隸屬于李鴻章的私人武裝，曾國藩難以向曾經(jīng)的湘軍一樣如臂使指。最終在剿捻戰(zhàn)場上耗時彌久卻徒勞無功，只能黯然離場。

而李鴻章隨即接任剿捻欽差之職，統(tǒng)領淮軍在兩年內(nèi)迅速鎮(zhèn)壓東、西捻軍，完成了老師的未竟之事。一起一落之間，曾國藩和李鴻章師徒，這對晚清最頂級的漢臣，也完成了權勢和地位的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