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閣62講

主講人

周 曉 虹

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

中國社會學會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

2022年3月4日，教育部，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學會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周曉虹教授應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邀請在第62期魁閣講座做了題為《集體記憶——命運共同體與個人敘事的社會建構(gòu)》的講座，為與會人員帶來了一場學術(shù)盛宴。魁閣學者謝壽光教授擔任講座主持人。數(shù)以千計的社科學人涌進在線會議室，爭睹周曉虹教授的講座，一同分享他近年來在口述史領(lǐng)域獲得的學術(shù)感悟。

講座開始，主講人周曉虹教授援引英國的集體記憶專家湯普遜，認為通過口述史我們應該確信共同體能夠而且應該撰寫自己的歷史，大家能知道不同的共同體有自己不同的社會記憶。在湯普遜那本被人譽為“標準讀物和全世界口述史學家的旗幟”的《過去的聲音——口述史》中，湯普森開篇就專辟了一章，談到歷史和共同體的關(guān)系問題，并且堅信憑借口述史，“職業(yè)歷史學家不必再為解釋和呈現(xiàn)而將歷史信息和共同體分割開來”（Thompson，2000：17）。在周曉虹教授看來，實際上每一個親歷者就是集體記憶的物質(zhì)載體，如果說湯普森以堅定的口吻證實了口述史及集體記憶和人群共同體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那么再進一步，揭示集體記憶和特定的人群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對于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理解集體記憶的建構(gòu)和鍛造顯然更具有連城之價。

一、命運共同體：何為命運，何以共同？

費先生和楊靜琨先生1931年時候，第一次把這個概念譯成叫社區(qū)。但這只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區(qū)，所以費先生自己在講中國傳統(tǒng)的時候，他也用共同體這個詞，而不是社區(qū)這個詞。那共同體是什么呢？是單個的人以聯(lián)合、集合，認同甚至想象等有機方式想象的群體，從家族、家庭、鄰里、友伴、班組、社團、廠礦、村莊、街道、城鎮(zhèn)都是常見的單位，直至宗教，所以又可以統(tǒng)稱為人群共同體。最早使用人群共同體的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推崇城邦共同體，并認為城邦共同體是一種秉承善意的道德共同體。他說，他人類在人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即在本性上他要與他人在一起。

但近代以來，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強調(diào)，由于軍權(quán)的存在，共同體失去了善；而盧梭認為依靠契約民眾就有可能和社會結(jié)成某種共同體；此后，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成了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虛幻的共同體。但是馬克思也說過，人的本質(zhì)是什么？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所以馬克思倡導以真正的共同體替代虛幻的共同體，因為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現(xiàn)代社會學的解釋路徑上，從下到上的個體和群體，群體主要是指庫里講的初級群體——組織和次級群體——社會，由此延伸到社區(qū)。社區(qū)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初級群體和次級群體組成的，以地域為空間的人類共同體的存在形式，可以簡化為四類，就是個體、組織、群體、社會，這一縱向的維度。

在社會學里面滕尼斯為現(xiàn)代社會科學貢獻了最好的分析單位——共同體。滕尼斯指出，共同體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實的形式，是由“所有親密的、私人的和排他性的生活”構(gòu)成的“一種活生生的有機體”（Tonnies，1988：33-34）。所以他把共同體分成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三種基本關(guān)系，并認為維系一個共同體最重要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然認同基礎上的。當說到“我們”這個詞的時候，實際上那說明它有一個維繼共同體的精神因素存在。

周曉虹教授談到，他在2019年參加魁閣80周年研討會之后在昆明做云南的知青調(diào)查，尤其是緬共游擊隊的口述史時，發(fā)現(xiàn)云南的知青特別有意思。他們有的人在農(nóng)村只在一起待了兩年到四年不等的時間，但是他們一生都在一起玩，經(jīng)常聚會。他們常常不是和他們待了一輩子的那些工友，就是單位里的人在一起聚會，他們是和當年在兵團里的知青朋友一起聚會，而且他們經(jīng)常用一個詞叫“大家”。但是，“我們”和“大家”是一對經(jīng)常做同一意義使用的概念，所以人們經(jīng)常說的就是“我們大家”。他們這樣的表述說明到今天為止，盡管他們回城已經(jīng)40年，“我們”仍然還記著當時的精神世界。

除了滕尼斯以外，馬克斯·韋伯在經(jīng)濟與社會這本書中，進一步豐富了滕尼斯的觀點，尤其是強調(diào)了共同體的排他性特征（韋伯，1997：382）。沿著騰尼斯和韋伯的理論線索，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通過對墨西哥南部尤卡坦村的研究，將共同體界定為某種“同質(zhì)性”的群體：他們做同樣的工作，服從同樣的規(guī)則，甚至有同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一個與外界相對隔離的自給自足的“小共同體”（Redfield，1941：16）。根據(jù)前面講過的共同體這個概念，一方面費先生和楊慶坤先生在1931年譯成社區(qū)。但另外一方面，騰尼斯的兩個概念Gemeinschaft 和Gesellschaft 分別被費先生譯成叫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而不是把它譯為社區(qū)和社會。周曉虹教授認為社區(qū)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概念， Gemeinschaft 這個詞最合適的就是把它譯成共同體，在鄉(xiāng)土社會尤為如此。正如費先生所說，鄉(xiāng)土社會里的人們聚族而居，因為彼此熟悉而產(chǎn)生會意，而從俗而行。

圍繞本文主題，如果要厘清命運共同體——即英文community with ashared future——對個人敘事的建構(gòu)作用，有兩個直接相關(guān)的議題：其一，何為命運？這直接關(guān)涉某個人群共同體所面對或身處其中的境況或危機。這一境況與人群共同體常規(guī)的社會環(huán)境不同甚至大相徑庭，因此也可能會對該共同體及其生存提出嚴峻的挑戰(zhàn)。其二，何以共同？這不僅指共同的命運，更是指在共同的命運降臨之后，人們何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生活態(tài)度和應對模式。而這一切是支配共同體成員形成鮮明的集體記憶的關(guān)鍵所在。和本文語境相吻合并能夠直接呼應上述兩大議題的當屬社會學家彼得·貝爾（Peter Baehr）研究2003年的SARS疫情及危機的時候提出的定義：“命運共同體是描述極端情況下群體形成過程的術(shù)語，它涉及從大規(guī)模的突發(fā)事件或危難中產(chǎn)生臨時性社會凝聚力的模式” （Baehr，2005）。與此相應，命運共同體具備7個方面的特點：（1）突如其來的置于某一群體眼前的危機或命運；（2）成員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3）命運境況要持續(xù)一定的時間長度；（4）在危機之下，個體不存在隨意逃脫的可能性；（5）共同體具有一定的低于威脅的物質(zhì)和組織資源；（6）共同體有一套由語言和認同組成的精神的聚軸線；（7）共同體還有一套包括聚會、符號或標志在內(nèi)的儀式化的表征形式。

二、超越個體視域或命運共同體的突生功能

如果說集體記憶是命運共同體對個體視域超越的一種表征，那么可以將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seHalbwachs，1877-1945）的個人生命史作為這一概念的歷史詮釋。在過去的敘述中，學者曾仔細討論過在口述歷史中，個體的敘事究竟憑借何種路徑實現(xiàn)了對個體記憶的超越，或一種哈布瓦赫式的集體記憶究竟是怎樣通過個體的敘事實現(xiàn)的？在基本的敘事紋理上，周曉虹教授并沒有偏離哈布瓦赫或涂爾干的社會學主義方向，盡管在有關(guān)突生機制的具體敘事方面可能更為綿密。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在于哈布瓦赫的討論所依據(jù)的一般共同體不同。周曉虹教授將有關(guān)集體記憶的突生機制的敘事一開始就置于命運共同體之上，并將其稱之為“提升個體經(jīng)驗的平臺”。在中國的語境下，這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但不限于近年來學者們所研究的一系列口述史群體：1960年參加大慶油田“會戰(zhàn)'的石油工人、1964年為“時刻準備打仗”從沿海城市攜婦將雛遷往西南“三線”的工礦企業(yè)員工、1960-1970年代義烏甘三里鎮(zhèn)的“敲糖幫”、1968年起“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群體、1977年后考取大學的“七七級”群體，以及抗美援朝老兵、赤腳醫(yī)生、鐵姑娘等等。

命運共同體所以能夠形成超越個體視域的能力。首先導源于這共同的“命運”使其每一位成員都能在相同的時空中，經(jīng)歷共同的歷史事件，并形成彼此關(guān)聯(lián)甚至影響一生的復雜的社會結(jié)構(gòu)；其次導源于這共同的“命運”派生出的建立在共同的認同與歸屬之上的“我們感”，以及強大的群體凝聚力和休戚與共的道德密度。在這里，使每一個單個的個體通過口頭敘事復現(xiàn)集體記憶的有兩重心理機制：一方面，外群成員對某一命運共同體及其成員的疏離、排斥和污名，會導致內(nèi)成員對共同體的依賴和被動認同，甚至會產(chǎn)生“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極化心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內(nèi)群成員基于意義感的尋求而產(chǎn)生的對共同體的主動認同，這一過程會使其主動對照共同體及其他成員的認知與行為，強化與其一致的方面，同時修正與其不吻合或者相左的方面。

顯然，這兩重機制會在這樣幾個方面促成共同體形成超越個體視域的集體敘事風格。其一，他可以為群體成員塑造一種認知框架和敘事邏輯，任何對這個框架和邏輯的偏離都會被視為對共同體的偏離或者甚至背叛。其二，保證命運共同體的成員對共同經(jīng)歷的，堪稱命運的歷史事件持有某種同質(zhì)性的理解。在這兩重機制之上，會進一步形成和意義相關(guān)的一系列的表征，包括任務、地點、日期、詞匯、語言等等。由此，命運共同體的各種各樣的共同的屬性就開始為個人敘事向集體敘事的躍遷做好了社會建構(gòu)的準備。

三、命運共同體與集體框架的建構(gòu)

在《論集體記憶》中，哈布瓦赫通過對家庭、宗教和階級共同體對其成員的集體記憶的塑造，成功地說明了個體如何“依靠社會記憶的框架，將回憶召喚到腦海中”。而接下來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個體記憶賴以實現(xiàn)的集體框架究竟從何而來?如果它不是個體記憶及其技能的簡單相加之和，就只能到個體成員置身其中的各類人群共同體中去找。而命運共同體的獨特性及其對個體成員的巨大制約力量成了這種探尋的最佳源頭。

首先，從宏觀上說，記憶的集體框架是圍繞某個或某幾個重要的主題形成的，而這些主題常常與那些在相當程度上能夠左右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議題，或在當下依舊能夠引發(fā)共同體共鳴的現(xiàn)實問題休戚相關(guān)。其次，從中觀上說，集體記憶的框架既然是集體的，就一定有其基本的或大致相似的敘事基調(diào)。這種敘事基調(diào)既是在人群共同體尤其是命運共同體過往的互動及由此結(jié)成的社會關(guān)系中形成的，又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與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左右或重構(gòu)。再次，從微觀上說，集體框架既然能為群體或共同體提供表征記憶的路徑，它就一定有某種獨特而系統(tǒng)的話語體系以支撐相應的話語實踐。表面上看，話語（discourse）是在特定社會語境中人際間從事溝通時的具體的語言行為，即特定的說話人與受話人相互通過語詞和文本而展開的溝通活動，包括說話人、受話人、語境、語詞或文本及溝通等各種要素；但在更為深入的層面上，它是與社會實踐相重疊的語言系統(tǒng)。除了語境，話語系統(tǒng)的另外兩個部分是語匯和談資。如果說語匯只是表征集體框架的片段式素材，那么談資則是共同體成員在其掌握的各類信息基礎上形成的總體性文化資本。

四、命運共同體的后繼影響

周曉虹教授留給大家思考的三個問題。其一，個體的早年經(jīng)歷尤其是在命運共同體中的經(jīng)歷為何會對一個人當下的生活及其解釋存在意義？其二，如果個人生活中的某個或某幾個命運共同體已經(jīng)不復存在，它們?yōu)楹我琅f會影響這群人對過往的記憶，甚至影響他們對當下的理解？其三，當這種影響關(guān)涉代際間的傳承時會發(fā)生怎樣的變異？也就是說，左右一代人歷史敘事的集體記憶的框架在代際間為何會發(fā)生消解？

周曉虹教授對觀眾問題的解答

第一，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的差別

個體記憶往往是一種基于生理性的能力。在個體記憶中涉及到兩個維度：第一是在同一個集體中的無數(shù)個體對同一事件的共同記憶，形成了集體記憶；第二是他人關(guān)于這一事件的記憶以及整個社會對他的看法也一定會影響到個人乃至于有關(guān)這一記憶的具體表述。

第二，社會心理學以及集體記憶有怎么樣的聯(lián)系

因為長期以來是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占據(jù)主導地位，所以與社會學相關(guān)的，同時跟人的精神世界有關(guān)的東西被忽略了。因此現(xiàn)在流行的這些社會心理學里頭有一些東西是不談的，比如集體記憶和社會情感，幾乎很難看到誰的社會心理學談集體記憶。但事實上記憶和情感，從集體的角度，它不是社會心理的一種嗎？所以正如剛才跟大家說的，你們將要看到的我的新的著作《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里面，無論集體記憶還是社會情感都有了他們的位置，書中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談論和流行的社會心理學也有所不同。

第三，集體記憶研究和公眾史學的聯(lián)系

歷史通常是從上往下敘述，比如史書中不會詳細敘述普通人的生活，直到法國年鑒學派和英國的社會史學倡導另外一種歷史，就是自上而下看歷史轉(zhuǎn)為自下而上看歷史。那么我個人覺得歷史需要雙向甚至多向來看。過去被忽略的公眾史學，即自下而上看歷史的史學現(xiàn)在受到了推崇，而且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我個人覺得集體記憶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可以為公眾史學的推進做下很好的鋪墊。原先的傳統(tǒng)的史學自上而下的史學，往往根據(jù)的是官方的典籍文獻檔案。很多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被記錄下來，如果要從普通人的生命世界中看歷史，最好的方式就是搜集他們的口述歷史。例如我們過去寫社會學史的時候往往根據(jù)文獻，但是這一方法的缺陷在于看不到文獻背后的這個人的具體的生命歷程，以及這種歷程對他的研究的影響。所以有關(guān)集體記憶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豐富公眾史學的發(fā)展，例如今后我們對于社會學史的敘事很多會取自重建中國社會學的兩卷110萬字的社會學家的口述史。因此，我認為要把對生命史的研究帶回到社會學史的研究中。

周曉虹教授的講座從理論和現(xiàn)實兩個維度出發(fā)，所舉的例子都是各個學科都在關(guān)注的問題，所有與會人員都感到收獲滿滿。講座當天正好是周曉虹教授65周歲生日，周曉虹教授在生日當天還堅持學習，并與大家分享學術(shù)經(jīng)驗的精神也激勵著年輕一代的社會學者們繼續(xù)努力。最后，再次感謝所有與會人員的參與以及會議期間的交流與分享。

整理人：馬倩，2018級社會學本科生

主辦單位

云南大學社會科學處

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