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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三星堆文明之獻疑不解惑

 cat1208 2022-09-13 發(fā)布于廣東

  整理丨劉碩
全文共6297字,閱讀大約需要15分鐘
三星堆的面世,其文物之精美不斷引起世人的感嘆,甚至有人提出了三星堆乃外星文明的觀點。對于大部分人來說,三星堆還是個陌生的名詞。本文題目借許宏老師考古紀事本末第二本書《三星堆之惑》之名,整理了一些公眾對三星堆的常見疑問和誤解。除書中內容外,本文內容來源于最近許宏老師參與的兩個講座對談《三星堆與華夏:關于兩種遠古文明的對話》和《邂逅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古文明vs西亞古文明》。

廣漢三星堆博物館。(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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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之惑:考古紀事本末(二)》
許宏著 
鄭州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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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是華夏文明嗎?

 
華夏是什么?廣義上來說,我們這些人都是華夏子孫炎黃子孫,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難道三星堆不是華夏文明嗎?當然是的。可如果我們從歷史學研究來看,從嚴格的分期來看,大家知道華夏這個概念最早是從東周開始的,東周的中原人自認為自己是有文化的,其他地方的人都是沒有文化的,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了長達千年的華夷之辨。
 
所以有些人認為自從西周的禮樂制度出現(xiàn),標志著華夏文明的起步。但是也有人從考古學的角度上認為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都屬于華夏的前身,如果這樣的話,三星堆存在的時期就能夠與華夏對應上,但顯然不在限于中原及左近的當時的“華夏”圈內。
 
湖南的湘江地區(qū)如寧鄉(xiāng)出土青銅器群,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群都是發(fā)達且風格別致的,三星堆只是其中較為別致的一支。它們大致還是屬于蘇秉琦先生所謂的“滿天星斗”,這些文化各有自己的發(fā)展脈絡。我們看到三星堆對于銅器的處理就體現(xiàn)出了一種和中原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觀念信仰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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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現(xiàn)與推理:考古紀事本末(一)》
作者:許宏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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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shù)厍嚆~時代始于何時?來源何處?

 
三星堆的銅器技術并非是獨立發(fā)生的?!渡衩氐耐鯂簩θ嵌盐拿鞯某醪嚼斫夂徒忉尅分刑岬?,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發(fā)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來青銅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xiàn)和形成的。三星堆文化銅器工業(yè)的繁榮昌盛映帶在商代前后期之際(最新研究表明在商周更替之際),在這之前的二里崗上層期及其稍后,中原的青銅冶鑄技術和藝術曾經大規(guī)模地在南方長江流域廣泛傳播,從而為三星堆文化青銅技術和藝術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從合金成分上看,三星堆兩個器物坑銅器化學成分經分析,銅容器幾乎是銅錫鉛的三元合金,銅像設則以銅錫二元合金為主,銅合金的比例與中原殷墟時期的合金體系比較近似。三星堆銅器作坊的工匠們已經根據(jù)銅器種類來配制合金比例,不同用途銅器的合金比例也不相同。銅容器的合金中含錫往往較高,這不僅是三星堆文化區(qū)與生產錫礦的地帶鄰近的緣故,也與該銅器群所處的時代有關。三星堆文化銅容器的合金比例,與長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古墓銅容器的合金比例頗為相似,這種相似性可能與它們相同的時代和共同的技術背景有關。
 
在鑄造工藝上,不同的學者則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認為三星堆銅器與中原系銅器并無兩樣,它們都采用塊范鑄造成型,沒有使用石范的任何證據(jù)??床怀鋈嵌雁~器鑄造技術獨立起源和產生的跡象。
 
然而首次利用工業(yè)CT分析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銅樹枝殘件內發(fā)現(xiàn)了使用芯骨的證據(jù),芯骨的材料以竹木質為主,是此類工藝目前所見最早的實物證據(jù)。作者指出,與中國先秦時期的銅器不同,芯骨在古代西方鑄件,尤其是青銅雕像上的使用非常廣泛。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青銅雕像的內芯中,常見金屬條制作的框架,是芯骨最典型的形態(tài)。
 
據(jù)最新的銅器微量元素分組研究,金沙遺址的銅器生產可能采用了較為特別的含銀或含銻原料,它反應的是銅料來源??赡苡懈嗟耐鈦硪蛩亍K晕覀兛吹?,該地區(qū)的青銅技術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其他地區(qū),無論是中原還是地中海文明。
 
但這些學習似乎只限于技術上,在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上并沒有同時借鑒。我們看到無論是江西湖南還是湖北,我們找不到中原那些巨大的城市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反而給人一種他們的社會結構非常扁平的感覺。三星堆我們只關注到它巨大的祭祀坑,卻很少注意到它鮮有殷墟婦好那種隨葬物品極其豐富的個人墓。也就是說即便有較為高級的祭祀階層或者說王權階層,他們對個人的財富情況也是沒有中原那么在乎的。
 
所以有些學者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三星堆青銅器如此的精美,卻幾乎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的文字,那么它會不會有自己的文字呢?沒有文字的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是,三星堆文明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具象的器物上,這也許是對具象文字的圖徽功能性替代。另外一個原因是,文字產生的另一個前提是復雜的社會結構,某些人需要發(fā)號示令,如果階級比較簡單,比方說就兩層,統(tǒng)御范圍也不大,那么直接口頭傳達就可以了,但如果階級非常復雜,從最高階級到最低階級需要經過很多層,“疆土”較廣,那么這時候將文字作為一種載體就非常必要了,我們看到秦漢時期因為疆域巨大出土的大量的行政文書。
 
那么剛才我們提到,三星堆以及其他長江流域大型青銅遺址體現(xiàn)出來的社會結構是較為扁平的。這種扁平社會對于漫長的發(fā)號示令的路徑需求并不是特別的大,所以沒有文字產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也就是說,這些集中在長江流域的文化可能沒有北方的文化那么重視權力,而更多地把財富集中在了宗教事務上。這是和中原非常不同的一點,北方似乎體現(xiàn)出來了一種更多的不平等。
 
可是我們不能說這種不平等是不好的。因為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如果你想掌握更多的暴力能力,想要動員更多的人口和控制更大的疆域去走在其他文明的前列,就必須具有更穩(wěn)固的金字塔結構,必須能夠發(fā)號施令具備一定的行政能力。所以這也就能讓我們更好的理解為什么最后成了月明星稀的局面,為什么這些明明看起來本來文化非常繁榮的星星到最后逐漸失去了光芒,而中原文化最終成了最明亮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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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與天地之道》

郭靜云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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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坑是祭祀場所嗎?這些大坑是次拋嗎?

 
考古工作者觀察到,埋藏在坑里的主要器物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器和一般的禮儀祭祀用品,而很像是在大型的宗廟里使用的成套像設、禮儀用器和祭祀用品。加上埋藏入坑的器物均被火焚燒過,一號坑內還出土了大量作為犧牲的動物與器物一起焚燒從而形成的燒骨碎渣,所以有學者認為不太可能是器物坑或者火葬坑,而更像是文獻記載的通過焚燒而讓煙氣上達“天庭”的“燎燔”祭祀之禮,從而也有了祭祀坑的初步研究結論。最新發(fā)現(xiàn)的祭祀坑中的四號坑,也有焚燒過的痕跡,是否也反映出這樣的燎燔之禮,值得進一步關注。
 
至于使用次數(shù)這個問題,如果排除器物坑、火葬坑等推測, 那么就要確定先后發(fā)現(xiàn)的八個祭祀坑究竟是一次性的祭祀留下來的遺跡,還是多次的、連續(xù)不斷地祭祀行為所致。是否新發(fā)現(xiàn)的六個坑和一號、二號坑一樣,也是在大體相距不遠的時期內先后舉行祭祀活動遺留下來的遺跡呢?
 
按照既往的推測,原來的宗廟或神廟才是祭祀的第一現(xiàn)場,現(xiàn)在看到的器物坑,大概是在宗廟/神廟被毀之后,將這些重器埋藏入坑的第二現(xiàn)場。如果此說成立,那么此次新發(fā)現(xiàn)的六個器物坑是出自不同的宗廟/神廟,還是和一號、二號祭祀坑出自同一處,這也很值得探究。
 
從現(xiàn)象上看,這些坑內的器物并非被雜亂無章地拋棄入坑,而是按照一定的順序埋入,在埋入坑內之前似乎還舉行過某種儀式,埋藏過程中還用了大量犧牲,將其和宗廟/神廟重器一同焚燒,表明這些用器在被砸爛和火燒的過程中,也曾舉行過某種祭祀儀式,這都不像是外敵所為。如果是內部權力的轉換,需要將這些珍貴的王國重器——黃金、象牙、玉器青銅器都悉數(shù)埋藏嗎?如果是一次性行為,只能表明此時發(fā)生了極為重大的突發(fā)性事件,如遷都、動亂、災變等;如果是多次的祭祀行為,不斷大量耗費族群和國家所掌握的貴重資源,是三星堆背后的國力所能承受的嗎?此次新出土的六個祭祀坑內的器物保存情況和埋藏方式,將成為進一步解開這個謎底的新證物。
 
大家最為熟知的就是坑中出土的精美的人頭像、人面像,有學者認為他們是代表祖先亡靈的形象,宗廟正是這些祖先亡靈將領后的寄居之所。同時,獸面紋和獸面像則是集多種動物精靈于一體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對自然神靈精怪的崇拜,所以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祖先的亡靈,各種自然生靈以及太陽神等。這次新發(fā)現(xiàn)的六個祭祀坑內,三號坑內以及發(fā)現(xiàn)有雙手頂尊的青銅神人像,顯然是以青銅尊作為禮器進行祭祀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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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藝術中,眼睛不僅出現(xiàn)在面部最顯要的位置,同時也有一種脫離身體的、獨立的形式。在2號坑中,與青銅頭像和面具同時發(fā)現(xiàn)的還有大約50件菱形的青銅飾件,其中最大的一件寬度超過76厘米。這些飾件的中央為突起的半球,兩側為浮雕的三角形,發(fā)掘者據(jù)其形狀稱之為“目形飾件”。另一種脫離身體并同樣高度程式化的眼睛有一對圓形眼球,其外眼角為一向上的突尖,內眼角向下勾起。這種眼睛有的是單獨的飾件,有的出現(xiàn)在一個巨眼獸形面具的下部。

在商代甲骨文中“蜀”(古代四川的方國名)字作,其上部是一只巨眼,下部是蜷曲的身體。另有學者注意到《華陽國志·蜀志》中一段有趣的記載,傳說中蜀國的統(tǒng)治者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有的研究者指出“縱目”實際上是對三星堆面具上柱狀眼睛的描述,因此這些面具表現(xiàn)的是蠶叢的形象。無論這個解釋的可信程度如何,這一記載清楚地反映了當?shù)氐囊环N觀念,即具有特殊身份的王者有一雙形狀奇異的眼睛。而這一觀念又與奴隸“失明”或“失目”的觀念相反相成。郭沫若首先注意到西周青銅銘文中“民”(奴隸)與“盲”二字都為里,“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

 
至于更具體的祭祀程序,還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既往所有的解釋都屬于推斷和假說,有待進一步的驗證。但是,至少學者已經提出了解答問題的切入點,比如坑內填土與器物的關系,象牙和器物放置的先后順序,運用微痕分析法等等。依最新的發(fā)現(xiàn),除了兩個較小、稍晚的坑外,其他六個坑中的器物殘片互見,表明大部分器物坑具有共時性,我們的認識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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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食人族》

(法)列維-斯特勞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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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需要“消腫”嗎?

 
隨著發(fā)掘和研究的深入,既往認知的三星堆文化越來越有“腫脹”之感。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個問題,一處遺址就等于一個大的“文化”嗎?一處遺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個考古學文化的堆積,但遺址分期與考古學文化的分期是應該做嚴格區(qū)分的??脊艑W文化是指一定的時空范圍內,面貌相似、經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組合,這里的物包括“不動產”的遺跡如城墻、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動產”的銅器、玉器、陶器等各類遺物,甚至還有遺痕,比如工具的遺跡。
 
遺址與考古學文化分期作業(yè)的差別在于,遺址的分期,探討的是不同考古學文化在同一遺址內堆積的先后問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是指同一考古學文化內部的階段劃分。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圍繞三星堆遺址及其所包含的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卻存在著相當?shù)哪:浴?/span>
 
到目前,讀者們接觸過的可能有廣漢文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月亮灣文化、十二橋文化、金沙文化等等,讓人眼花繚亂。驚嘆于天府之國的文化豐富性的同時,也不禁讓人發(fā)問,這么大小的一個區(qū)域,怎么能出現(xiàn)這么多考古學文化?
 
那么,經過學者的不斷探索,對文化堆積和分期的重新討論,最終孫華的意見得到了學界大致的認可:三星堆一直包含著三種不同的文化遺存,它們分別是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最初被大體推定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殷墟二期之間,后來則訂正為二里頭文化晚期到商末周初。
 
還有很多人會把“蠶叢及魚鳧”與三星堆不同的文化分期聯(lián)系起來。但研究古蜀歷史,僅存有兩部史書。一部是西漢楊雄的《蜀王本紀》,一部是東晉的《華陽國志》。這兩部古籍或殘缺太多,或刪削過甚,難以展現(xiàn)古蜀文化的全貌。如果按照《華陽國志》后面的說法,第一代蜀王蠶叢,就應該是西周末年到東周時期的王者,那他和三星堆文化就沒有什么關系。更不要說他之后的柏濩和魚鳧了?!断仁裼洝酚性疲骸靶Q叢始居于岷山石室中?!逼涞卦诮裉烀h之疊溪,《漢書地理志》中講到:“蜀郡蠶陵縣,治今疊溪,舊稱蠶陵,此即岷江南過蠶陵山,古蠶叢氏之國也?!薄渡胶=洝分械囊粭l記錄也饒有趣味,“顓頊死而復蘇,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魚鳧,讀音為魚服,又寫為婦。有人把這條當做三星堆屬于夏文化的證據(jù),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獻的成書時間問題,《山海經》的撰寫已經受到了后世天下觀的影響,古史傳說人物又經過了無數(shù)的變形。這些后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能給出一個清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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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文明研究》
作者:李學勤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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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明的特色與交流方式


從器物看文明之間的聯(lián)系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出土于敘利亞馬里古城的祭拜者雕像,著裝的樣式,包括材質雪花石膏應該也是早期蘇美爾的,青銅時代晚期就有幾件銅錯金銀質地的斧頭,上面有一個野豬,還有兩個獅子。雕像比較早的時候就有這些非常細膩的對于準確的表現(xiàn)。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古代藝術表現(xiàn)的主流與此頗為不同,關于人和動物的表現(xiàn)雖然也有一些小的創(chuàng)作,但數(shù)量很少,都是非常古拙的形象,不逼真也缺乏生動。

它把精力花在鑄造青銅器上的獸面紋母題,這是抽象的動物圖案。表現(xiàn)當時人吃穿用度的具象圖案還是非常少的,偏抽象的圖案一直是主流,但是在外圍地區(qū)還是有的,比如紅山文化牛河梁祭廟里的“女神”陶塑還是比較具象的,再晚一點相當于殷墟時期的三星堆青銅像設,有一些面具和人頭像之類,但也是很抽象的,不像后來歐亞大陸西部偏寫實。所以在雕塑上應該存在著東西方風格上的差異。

要說到實用器,我們說中國古代炊器如鼎鬲之類,都是用來烹飪流食的,熬稀飯或加熱液體,顯然它跟我們這邊吃小米、黃米和大米等,是有很大關系的,最初粒食的比重比較大。再往西走就是粉食的馕、面包之類。顯然它的炊器和飲食器就和我們不一樣了。不同地域間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后起的身份地位象征物這些東西也不太一樣。

4000多年前相當于中國龍山時代的兩河流域烏爾王陵,出金器還有青銅器,上面有非常具象的動物造型,那么我們則是玉、精制陶器和漆器,上面的裝飾也是偏抽象的。

在距今3700年到3800年那個時候,在作為廣域王權國家都邑的二里頭崛起之前,東亞大陸各地曾經有過興盛發(fā)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們和二里頭的崛起之間有一個斷裂,這其中存在人口銳減的情況,聚落的數(shù)量也大幅度減少,所以我們的考古學者就推測,有沒有可能是隨著歐亞青銅潮的到來,有類似黑死病之類的瘟疫也傳了過來。從龍山時代到殷墟時代,這一千多年里邊小麥、綿羊、黃牛和車馬等外來因素紛紛輸入,那么這些外來因素有沒有可能是隨著人口流動進入的呢,這些都有待于進一步的探索。
關于遠程貿易的問題。西亞地區(qū)祭拜者雕像的眉毛和眼珠鑲嵌了青金石,但是青金石原產地并不在敘利亞,而是在阿富汗,所以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時候那一帶就已經有遠程貿易了。我們中國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經出現(xiàn)了成串的貝的形象,考古發(fā)掘中有更早的這種貝類,一般認為是商貿的證據(jù)。

如果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的話,這類物品只能稱為遠程輸入品,具體輸入方式還不清楚,有可能是戰(zhàn)爭,聯(lián)姻,也不排除和平貿易等方式。但是這些都很難證明,就比如海貝,我們特指那種背部隆起,帶著鋸齒的貨貝。從二里頭到龍山,甚至更早的馬家窯文化中都有存在,那么最初學者們就在想這是不是東南沿海來的。

但是后來據(jù)考古學者的梳理,應該是從內亞地區(qū)翻山越嶺,從印度洋沿岸這么過來的,因為物以稀為貴,海邊上到處都有的東西,根本不可能作為奢侈品或者貨幣,這樣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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