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發(fā)展長河中，產生過兩位圣人，文圣孔子和武圣關公，形成了相應的孔子思想和關公文化。歷經千百年的積淀，孔子思想幾起幾落，而關公文化幾乎沒有受到批判，社會各個階層都十分推崇關公文化。這與關公文化群眾性強、涉及面廣、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延續(xù)性等特點相關，同時也與關公文化中所推崇的忠義仁勇的倫理品質迎合了各個階層的需求有關?！叭魏螝v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他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fā)生的變更出發(fā)?！?span tag='1'>[1]82 關公文化迎合了官取其忠、商取其義、民取其信的需求，其基本精神被推崇并長期延續(xù)下來。關公文化博大精深，雅俗共賞，具有極大的兼容并包性，乃至于儒釋道都借關公宣傳自己的思想，關公成為各流派中至高無上的神，為人民大眾所推崇。明清時期晉商在商界叱咤風云，雄踞一方，“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2]，在物質富足的同時，晉商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商業(yè)文明，形成了晉商倫理。晉商倫理與關公文化有著天然的聯(lián)結，其首要體現(xiàn)在晉商與關公有著天然的地域聯(lián)結特點。在封建社會，商人地位低下，享受不到一絲政策紅利。晉商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歷經磨難，依附于關公，借助關公神格地位提高了自身人格地位，使商人職業(yè)有了歸屬。在商業(yè)發(fā)展興盛期間，關公的忠仁義勇的倫理品質與晉商的精誠團結、誠信經商、以義制利、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精神密切相關，關公倫理與晉商精神嚴絲合縫，兩者有著天然的聯(lián)結。

1 關公“神格”地位：晉商人格升華的依托

生于漢末山西解州的關羽，在隋唐以前的知名度并不高，關羽兵敗麥城后，景耀三年才被追封為壯繆侯。隋唐時期因佛教盛行，關羽被佛教推崇借用，唐以后關羽的“忠義”倫理品質越來越被推崇，具有政治倫理色彩。加封的縊號也越來越多，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關公為“忠惠公” “崇寧真君” “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等，關公的官方地位達到極致。民間習慣稱其為關帝、關帝爺、關夫子、關圣帝君、協(xié)天大帝等。明清時期，關公神格地位至高無上，關公忠義勇仁的倫理品質激勵疾苦民眾，民眾把關公作為護佑神膜拜，曾一度對關公的崇拜具有宗教意味。與關公同鄉(xiāng)的晉商，更是把關公作為自己的保護神和精神偶像來膜拜，這其中的緣由可透過晉商的經歷和心路歷程反映出來。

1.1 關公“信仰”庇護了晉商的艱難創(chuàng)業(yè)

當人們面臨困境，舉步維艱，看不到前景的時候，往往寄希望于信仰。信仰可以使人們借助超人間的力量為處于困境中的人們提供安全感和心理安慰。晉商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十分艱難。明清時期的晉商正處于創(chuàng)業(yè)初期，他們從事貿易的過程中，充滿了艱難險阻，從西口出關冒著“刀砍頭”的危險通過“殺虎口”，加之官府盤剝，遇見自然災年更是苦不堪言，經商的日子過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正如晉商《商業(yè)論》書中所描述的，晉商外出辦事，不敢車馬華麗，恐遭人暗算，一切衣食住行盡顯低調，避免財富外露遭遇不測。封建社會商人地位低下，多數(shù)晉商在商業(yè)發(fā)展過程中歷經千辛萬險，自我缺失，人格備受摧殘。晉商迫切希望有神靈的護佑保一路平安。集忠義仁勇為一身的關公，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來講，關公地位至高無上，更重要的是關公與晉商作為同鄉(xiāng)的天然連接，敬關公，以關公之名行商更易獲得社會認同，因此晉商對關公徹底膜拜。特別是遇到險境，晉商袋揣關公符或關公像，從而獲得心理安慰，長期習慣最終形成了一種心理定勢，遇事寄托關公庇護，關公成為晉商的保護神。在關公的庇佑下，晉商在商場底氣十足，銳意進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1.2 關公崇拜提升了晉商的商人地位

晉商所處的社會“士農工商”等級分明，商人地位明顯低下，商人時常被人貶稱為“奸商” “賤商”，處處受到歧視和壓制，享受不到政治紅利，人格備受摧殘。晉商在這種環(huán)境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歸宿。關公崇拜，使晉商重拾自我，人格提升。明清之際，民間對關公的信仰達到了至高的程度，隨之而來的神話傳說、歷史遺物的出現(xiàn)、祠堂廟宇的普建等都是關公崇拜的體現(xiàn)。明清時期，晉商的關公崇拜主要是通過會館實現(xiàn)的。晉商經商遍及全國各地，每到一處，都會廣建會館，供奉關公神像，每逢節(jié)日晉商必大規(guī)模舉行祭奠儀式。關公倫理品質暫且不論，僅關公高尚的“神格”已使同鄉(xiāng)頂禮膜拜，這種膜拜也使晉商心理有了歸屬，即便當時商人地位低下，晉商仍然忠于商業(yè)，將商業(yè)“做純粹”了。晉商通過關公崇拜把關公與自身結合起來，利用關公高尚的“神格”提升自己的人格地位； 借助關公之名經商，商人事業(yè)也是高尚的，藉此經商安身立命，帶來物質財富。因此，晉商完全顛覆了當時社會“學而優(yōu)則仕”的主流，認為身體力行，“學而優(yōu)則商”也是人生的理想出路。晉商堅信其有關公庇佑，終會成功。有學者曾經認為：“關公精神的最終鑄成是基于明清社會變遷引發(fā)的'士農工商’到'商士農工’的轉變……而關公信仰的形成與明清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出現(xiàn)密切相關?！?span tag='3'>[3]

1.3 關公文化提高了晉商的精神追求

盡管晉商認可“學而優(yōu)則商”的發(fā)展道路，但并不等于晉商就摒棄了“士”的情結。封建社會，官府對商人的管制非常嚴密，封建社會特有的體制導致官商關系中商永遠處于弱勢，這是當時的客觀存在。商人經商必須與官府結交才能通暢，商人除了納稅捐銀外，熟讀儒家詩書，與政府官員交往，為行商提供便利，通過儒學中介而與官員政府交往提升了晉商的品味，而關公文化作為儒家文化的主要內容，被晉商推崇。關公被儒家尊為“禮”的化身。在晉商會館中或坐或站的關公像，往往頭戴夫子帽，手執(zhí)《春秋》，成為會館的一大標志。明朝萬歷年間的宿儒李光縉認為，人們崇拜關羽，不僅表現(xiàn)在他盡忠，還表現(xiàn)在他實踐了儒家的倫理規(guī)范。晚明儒、商已經以“義”作為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以文會友，結社興言，晉商在此過程中順利完成了角色大反轉，有了相對獨立的人格。

2 關公“忠仁”倫理：晉商的倫理初衷

忠，即忠誠、忠良，在封建社會意指對君王忠心不二，而皇帝即是國家的象征，忠君即忠于國家。這種忠是發(fā)自內心的不離不棄。關公追隨劉備南征北戰(zhàn)，桃園三結義體現(xiàn)的是對君主的“忠仁”，“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進退，不避艱險”[4]247。直至臨沮殉難，關公的忠從未改變。這種“專一”的精神一直被后人傳頌。關公的“忠仁”倫理品質對晉商倫理精神影響極大。

從新聞報道量和被轉載量兩個指標綜合衡量，黨報網站的發(fā)文量與被轉載數(shù)量明顯高于母媒。因此，黨報網站有效提升了黨報的傳播力。從傳播的量級來看，中央級網站＞直轄市級網站＞其他省級網站＞地市級網站，由此可見，一些省級黨報網站、地市級黨報網站影響力仍然很弱，需要盡快提升傳播力。

2.1 激勵晉商愛商敬業(yè)

明清時期重農抑商，士農工商，商人地位極其低下，一般民眾如有其它出路是不愿意經商的，即便經商，也是一條曲線發(fā)展之路，待商業(yè)獲取利潤后便投身“士”的行列。但晉商不同，晉商從始至終就把商業(yè)“做純粹”了，顛覆了“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念，主張“學而優(yōu)則商”。這種對商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折射出對商業(yè)的“忠”的敬業(yè)精神。在創(chuàng)業(yè)之初，晉商歷經艱難險阻，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商場上有了一席之地。晉商深知經商不易，即便經商成功，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他們也沒有放棄商人職業(yè)，本著對商業(yè)的深厚感情，晉商一絲不茍地恪盡職守，即便商業(yè)輝煌，仍以扁擔、麻繩、框子等創(chuàng)業(yè)初始的遺物告誡后人不忘初心，要保持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這本身就是對職業(yè)的“忠”的體現(xiàn)。除此之外，晉商在員工選拔和培訓中特別注重“忠”的內容，把關公的“忠義”倫理品質灌輸給員工，培養(yǎng)員工敬業(yè)、愛業(yè)的精神。

1.3.2 帶教滿意度的調查。帶教滿意度包括了帶教老師對實習學生的評價和實習學生對帶教老師的評價。通過滿意度的調差，及時發(fā)現(xiàn)實習學生實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帶教方法存在的缺陷，并及時調整和修改帶教方案，促進實習帶教的科學性，提高實習帶教質量。

2.2 鞭策晉商商幫精誠團結

自明清以降，商業(yè)貿易發(fā)達，單靠個人或家庭維持商業(yè)的局面難以為繼，為了進一步拓展商業(yè)，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明代開始以地域為標形成了商幫。在眾多商幫中，晉商最為團結。這種團結精神同時表現(xiàn)為一種不離不棄的相互忠誠，這亦得益于關公的影響?！皶x商選人的第一條原則是只用山西人?！?span tag='5'>[5]147 天南海北遍布山西商人，但其形散神不散，晉商每到一處就會籌建山西會館，以共同的信仰(關公信仰)把各地的晉商凝聚在會館，共商經商大事，為有困難的晉商出謀劃策，排憂解難。他們相互之間結交，“篤信義，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負所托”[6]310，猶如“桃園三結義”，榮辱與共。晉商把關公“忠”的倫理品質滲透到商幫，成為商幫團結的粘合劑。

2.3 引導晉商寬厚仁慈

仁，愛人，是一種處世哲學。關公寬厚仁慈，曹操的謀臣程昱說: “云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于天下。”[7]3612 關公對敵、對友和下屬都表現(xiàn)出寬厚仁愛之心，不謀己利。晉商在平時的人際交往中，往往秉持“和氣生財”的理念，特別是相互之間相處過程中，互相扶持，不追名逐利。在同業(yè)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持和關照。晉商票號業(yè)務廣，在全國居于首位，但晉商并沒有因為票號實力強大而欺市霸行，排斥異己，晉商間通常都力求在行業(yè)競爭中同舟共濟、利益均沾，對一些小規(guī)模的錢莊、錢鋪、典當、帳局常常從資金上給予幫助。

3 關公“義”倫理：晉商經商之誠信精神

“義利之說乃儒家第一要義。”[8]2486 歷史上，與被描述成“奸絕”的曹操不同，關公是“義絕”，關公感恩劉備的知遇之恩，對劉備忠義一生，同時對于有恩于自己的曹操，甘愿冒著殺頭的危險放行，表現(xiàn)出大義。正因為關公把義做絕了，關公“義不負心”，作為商人崇拜的“財神”，關公詮釋了財富與信義的關系。“利，只在義之和”[9]，在任何時候“義”都是第一位的，為了踐行“義”，晉商表現(xiàn)出大義凜然的氣度。在關公文化中，“義”的倫理觀對晉商影響是第一位的，真正踐行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0]14的誓言。

3.1 凝結異地晉商最好的精神紐帶

晉商足跡遍及全國大江南北，經營范圍幾乎滲透了全國主要行業(yè)。在創(chuàng)業(yè)守業(yè)期間，晉商能夠精誠團結，互助協(xié)作，成為商幫之首。遇政府危急時刻，晉商也顯示出其“義”，如在康熙征討準格爾時，山西范氏兄弟“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省國費以億萬計”[11]70。除了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天資聰慧的經商智慧外，關公精神中的“義”也不容忽視。關公一生身體力行一個“義”字，“義秉春秋” “義參天地” “義正乾坤” “義不茍取” “信義昭著”等關帝廟碑記、匾額、楹聯(lián)中的贊譽之詞足以證明關公是忠義的化身。晉商在集體性的定期祭祀中接受了關公優(yōu)秀品質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晉商在各地商行建立會館，從維護本館商人的共同利益出發(fā)，公議行規(guī)約束商人，更重要的是利用關公神袛?shù)耐亓α?，增強晉商的自我約束能力。晉商無論是經商還是處事，“義”字當頭，始終把“義薄云天”的關公作為行事的精神領袖，從而建立起一條顛撲不破的精神紐帶，使晉商義行天下。

3.2 晉商義利觀的集中體現(xiàn)

晉商在商業(yè)實踐中遵循“以義制利”，在追求利的同時不忘義，堅決杜絕任何有損于義的事情。如復字商號胡麻油摻假事件充分體現(xiàn)了晉商以義制利的倫理精神。晉商的“義”也為晉商贏得了信譽，在票號經營期間，只有晉商開辦的票號可以無門檻匯兌，這充分證明晉商的“義”已經為晉商贏得了信譽。晉商深知“售貨無訣竅，信譽第一條”，這是儒家“義利觀”的體現(xiàn)，與關公的“義”相融合，在商業(yè)買賣中不慘假，童叟無欺，講求誠信。這種誠信在很長時間里使晉商在商戰(zhàn)中立于不敗之地。晉商“以義制利”的義舉還表現(xiàn)在擔當社會責任。明清時期，災荒連年，民不聊生。晉商不做“守財奴”，更不在國難時取不義之財，傾資幫助國家人民渡過難關。如光緒初年山西遭災，餓殍遍地，喬家率先開倉放糧，資助鄉(xiāng)民，被當?shù)厝朔Q其為“義士”。

3.3 催生出晉商誠信經營的商業(yè)信用

關公“義”含義豐富，意蘊深遠，其關鍵詞即“不辜負”。晉商深知誠信在商業(yè)經營中的重要性，認為誠信不欺是經商取勝的關鍵，晉商把商業(yè)信譽看得高于一切，凡事都以關公的“忠義”為標準，絕不辜負顧客對自己的信任。晉商對顧客以誠相待，商品質量過關才會賣給顧客，“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 “秤平、斗滿、尺滿足”是其必須遵守的原則。晉商典型代表喬致庸把經商之道總結為：“一是守信，二是講義，三是取利?！?span tag='12'>[12]231 晉商票號在國內享有盛譽，國外也名聲大振，這無不得益于“誠信”，誠信就如同信用卡，誠信更是道德品格投資，誠信經商，一生受益。在對蒙貿易中，晉商與蒙人貿易基本靠信用，這種良好的商業(yè)信譽使晉商在商戰(zhàn)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得益于關公的“義”倫理。

Eurogeddon:翻譯為中文是非常嚴峻的歐洲危機。Eurogeddon是由Europe(歐洲)和Armageddon合成而來，既可以指經濟危機也可以指政治或軍事危機。

本文通過對葉芝輪回理念的分析，來幫助讀者了解葉芝詩中深刻的哲思。葉芝一生崇尚神秘主義，并將其通過詩歌的形式上升到了哲學和美學的高度。他在詩歌中表達的是他一生對自然界、對歷史、對人的尊重，以及對生命的關懷。而神秘主義哲學思想反之不僅武裝豐富了葉芝的精神世界，也賦予他的創(chuàng)作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動力，給予人類以精神啟發(fā)。

粉條的蒸煮品質主要包括膨潤度和蒸煮損失，這兩項指標是衡量粉條食用品質的重要參數(shù)，尤其是蒸煮損失，它反映的是粉條在烹煮過程中結構保持完整性的程度。通常，煮沸損失越大，說明粉條的溶解度越大，不耐煮，易糊湯，食之粘滯不光滑[16]。

4 關公“勇”倫理：晉商自強不息、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的集中寫照

關公勇猛人盡皆知，關公給人的外表形象即手拿青龍刀，胯下赤兔馬，勇猛神威。關公的勇猛不是魯莽，而是蘊藏著大智慧，是一種有膽有識的智者之勇，關公大義凜然、勇猛神武的形象深入人心。晉商有著關公般聰穎智慧，在商場勇闖天下，開拓進取，即是對關公“勇”的倫理品質的發(fā)揚光大。

4.1 晉商自強不息、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傳承

晉商經商中歷盡艱難險阻，最終在明清時期“執(zhí)金融界牛耳”，這是需要智慧和勇氣的。封建社會對商人的排斥已使許多立志于從商的人望而卻步，但晉商卻義無反顧，在商業(yè)道路上勇往直前，這本身就需要勇氣。創(chuàng)業(yè)初期，晉商在關外從事貿易活動，走西口的路上險象叢生，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無以復加的困境之中，但晉商憑著堅韌的毅力，走西口，過關與外族做生意，沒有智勇之人很難闖關成功，而晉商做到了。在關外晉商只身跋涉于商海，風餐露宿，憑借著毅力及心中的關公信仰，晉商克服重重困難，堅持經商并且成功了。與滿蒙人做生意，晉商更是智勇雙全，最終贏得信任，淘得第一桶金。這些充分體現(xiàn)出晉商自強不息、有勇有謀的良好道德品質。

4.2 晉商承擔風險、開拓創(chuàng)新的倫理精神實踐

票號是晉商的一大創(chuàng)新。晉商在經商過程中，特別是長途貿易過程中，銀兩運輸風險極大，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過于龐大，資金不足時需要向社會借貸，晉商在長期經商實踐中首創(chuàng)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yè)務，賬局后來發(fā)展為票號。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商業(yè)網絡規(guī)模龐大，各地商號盈利銀兩都需押解回山西總號，總號與分號間也需要資金調撥，而運送銀兩的任務主要由鏢局承擔。由于當時社會極不安寧，鏢局運送現(xiàn)金風險極大，為了解決運現(xiàn)銀問題，以匯兌形式出現(xiàn)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晉商將“飛錢”的功能擴大，不僅可以憑票匯兌銀兩，而且可以借貸，這是金融業(yè)的雛形。山西票號遠近聞名，這不僅是一種信用關系的體現(xiàn)，在票號創(chuàng)辦之始，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如果晉商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謀略，票號是不可能創(chuàng)辦的，這種勇氣在某種程度上是種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需要承擔一定風險的，承擔風險是需要勇氣和謀略的，關公的勇謀與晉商不謀而合。票號是晉商有勇有謀、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的實踐成果，這種實踐給晉商帶來了無限商機，成為晉商發(fā)展的一大黃金機遇期。從1823年日升昌票號建立始，在將近一個世紀里山西票號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金融業(yè)務，票號在為晉商贏取巨大利潤的同時，其偉大創(chuàng)新也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享譽海內外。

5 結 語

關公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任何行業(yè)都可以借鑒。晉商作為關公同鄉(xiāng)，從心理層面分析，與關公的感情更進一步，而關公文化中“忠義仁勇”的倫理品質在重農抑商的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下，給予商人一絲尊嚴，憑此雅俗共通文化，晉商找到了自身價值，并將其發(fā)揚光大。關公文化對晉商有深刻的影響。以關公文化為依托，晉商形成了其倫理思想中最基本的內核，即與商幫精誠團結、以義取利、以誠取勝相聯(lián)系，憑著智勇精神創(chuàng)造了晉商的輝煌和特有的商業(yè)倫理精神。晉商倫理是關公倫理在商業(yè)實踐中的典范。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明]謝肇浙. 五雜俎[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董立清,衛(wèi)東海. 關公信仰與明清晉商精神的發(fā)展[J]. 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0(4)：112-115.

[4]宮白羽. 宮白羽先生文錄：竹心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5]陳凱元. 晉商的智慧[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5.

[6]穆雯瑛. 晉商史料研究[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7]鐘毓龍. 中國通史演義全編(第6冊)[M]. 繡像珍藏版.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8][宋]朱熹. 朱文公文集. [M].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9]余龍生. 理學倫理觀與明清江右商幫的商業(yè)倫理思想[J].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13(2)：67-70.

[10][戰(zhàn)國]孟子. 孟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李希曾,晉商史料與研究[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2]張正明. 晉商興衰史[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