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是戰(zhàn)國時期趙國邯鄲人?！?a >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chuàng)始人之一。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慎到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慎到是戰(zhàn)國時期趙國人，早年曾“學黃老道德之術”，也算是從道家思想走出來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著有《慎子》，而現(xiàn)存《慎子》只有七篇，很大一部分都失傳了。主張“勢”和“無為而治”，“勢”就是權勢，作為統(tǒng)治者必須要大權在握，能震懾朝野!權力在手，即使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順從;權力旁落，即使圣明，大臣百姓也很有可能不聽話。

　　“無為而治”是從道家思想傳承而來，法家思想的“無為而治”就是說，國君負責權勢，掌控大局，不必事事親力親為，具體的工作得下面的大臣去做，以此也能充分調動群臣的積極性以及發(fā)揮他們的能力。勢治派的核心其實就是，集大權于一身，通過掌握“勢”以達到變法和強國的目的。

　　慎到于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之貢獻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主張“民一于君，事斷于法”。

　　即百姓、百官聽從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級官吏只要“以死守法”，百姓則要“以力役法”。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并取得功效。慎到提倡法治，反對人治。主張立法要為公，反對立法為私，即“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yōu)越。

　　人治還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點。慎到明確指出人治是一種最大的“私”，對此，慎到提出的立法原則，一是要遵循人性的好利，一是要“立公去私”。為保證人們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職守，不得逾越，將臣民分解成特定的個體，把“法”作為唯一的聯(lián)結紐帶，便于君主控制，有利社會穩(wěn)定。

　　其二，慎到的法治思想重“勢”和君主的“無為而治”。

　　在強調法治的基礎上，慎到提出了“勢”的觀點，勢就是權勢、權威。他認為“法”與“勢”是相輔相成。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于法矣”。他說：“飛龍乘云，騰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借云霧的威勢，一旦云霧消失，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皠荨钡墓δ?，即是“令則行，禁則止”。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勢”被置于法、禮之上，被認為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前提。慎子關于“勢”的理解，歷代為正統(tǒng)思想所斥，但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貴勢”的思想基礎是人的平等，即君主與匹夫一樣。從根本上否定傳統(tǒng)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師”理論，是道家“齊物論”哲學的應用。

　　其權勢論最精彩之處在于君主“為天下”說，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會的治理。為了進一步要求國君為國家服務，慎到提出了“誰養(yǎng)活誰”的問題，即國君由百姓供養(yǎng)，其權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國君、天子為國家、為民眾是當然的義務。這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tǒng)的“君權神授”說。

　　基于“貴勢”理論，慎到鮮明地主張法治。他認為“國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關于如何“得勢”，慎到主張“搶法處勢”;“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把法看成了國家的根本，是維系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

　　慎到認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國，不能只是擺設。他說：“為人君者不多聽，據(jù)法倚數(shù)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于耳;無法之勞，不圖于功;無勞之親，不任于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比欢爸螄鵁o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绷硗?，慎到還認為，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否則，法就會衰敗，就會走向死亡，所以，作為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

　　關于處于“勢”的頂端的“君主”，慎到認為其應該“無為而治”。對此，慎到提出了“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的道理，即國君不要去做具體工作，具體工作應在“事斷于法”的前提下，盡量讓臣下去作，以調動臣下的積極性，發(fā)揮他們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為“上之用”，從而達到“事無不治”的目的。

　　他還認為，“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國君只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決不能把各方面的事辦好。因為“君之智未必最賢于眾”，即使“君之智最賢”，也必然精疲力竭，不勝其勞。而且國君如果事必躬親，一個人去“為善”，臣下就不敢爭先“為善”，甚至會“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國事如有差錯，“臣反責君”。

　　慎到認為這是“亂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國家也就不可能不亂。他認為，如果國君什么事都自己親自去做，不但會筋疲力盡，還會使大臣旁觀，不積極做事，等一旦有了過失，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xiàn)。

　　其三，一君之忠臣不若一國之能臣。

　　慎到把法治條件下的君主馭人之術總結為兩條：一曰“尚法不尚賢”，二曰“君無事臣有事”。慎到反對“尚賢”而提倡“任能”。慎到堅持“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種“空言忠心”的臣子。慎到于兩千多年前的政治體系中第一次洞察了中央集權體制下，所謂的“忠臣”不過是“人治”的產(chǎn)物，是為君主的“一人之忠”，而不是為天下的“大忠”;而在“法治”的前提下，治理天下，更需要善于為國建策、為民謀利的“能臣”。

　　在此，慎到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揭露出君臣關系的深刻本質，在政治思想史上意義重大，其本質是把國家職能規(guī)范化，用規(guī)范的形式體現(xiàn)和保證國家的健康運行，無疑是開天辟地以來最為深刻杰出的思想，使治理國家的方法由神秘轉向公開，是先秦時期中國行政管理學上一個偉大創(chuàng)舉。

　　慎到的“法治”與“人治”之論，“國君應無為而治”之說，“忠臣”與“能臣”之辯，實基于其對春秋戰(zhàn)國政治現(xiàn)實的深刻洞察，并建立在對儒的批評和對法、道的融合基礎之上，是中華歷史中至為偉大之思想建樹。然而，因為其強調了君主的無為和打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以至受到了歷代統(tǒng)治者的摒棄和打壓，也受到了后世儒家的激烈攻擊，以至淹沒于專制集權的洪流而漸不為后世所明知鑒用。

　　慎到思想雖然也存在著重法輕賢的缺陷以及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tǒng)一的矛盾，但是卻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張絕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而且，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如此強調法治而反對人治，如此強調“君臣”之別，尤其實屬難能可貴。

　　而且，慎到在繼承道家“無為”而治的基礎上，把“君主”的“垂拱”而治與“能臣”的各分各治，實于后世有莫大的借鑒。作為當今十數(shù)億人之大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方主政者，而要想使國家興旺，民族復興，地方發(fā)展，必須要在統(tǒng)一的法制基礎上，充分發(fā)揮每個層級、每個部門、每個人的功能，使其各盡其才，各顯其能，各成其用，如此，國家和政府的機器才能正常運轉，高效運行。

　　慎到的勢、法、術互相制約、互相補充。尚法是處于中心地位的思想。而法之行，賴于統(tǒng)治者的威勢。有威勢、始能令行禁止，而達于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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