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潘博山、潘景鄭昆仲繼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全部藏書四萬卷外，還四處尋覓“三松堂”失散的版本書，曾收回十之二三，其他如曹元忠的“筆經(jīng)室”、莫棠的“銅井文房”、孫毓修的“小綠天”等舊家藏書，都為他們所得。這時藏書已有三十萬卷，為潘氏藏書之最。潘氏藏書從三松堂到滂喜齋、竹山堂，在私家藏書史上，可說是達到了高峰。
景鄭先生由于家學淵源，又得名師傳承，自幼就在訓詁、版本目錄學的海洋中遨游，一草一葉，一圭一貝他都可隨手采擷，他的老師有二：章太炎、吳梅，都是學問大家。據(jù)景鄭先生自己說:“弱冠以還，略識為學之徑途，余杭章師(章太炎)，詔示經(jīng)史之緒，霜厓吳師(吳梅)導游詞曲之門?！彼跃班嵪壬庞腥绱藢W養(yǎng)功底。
景鄭昆仲不惜工本地收書，1919年秋天，吳縣書市曾出現(xiàn)了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后山指宋詩人陳師道的號)二十卷，由于紙色晦暗，大家都以為是明代的翻刻本而沒有價值。景鄭昆仲卻慧眼別具，竟以二百元收下這本集子。此集字大如錢，字體古樸渾厚，用黃麻紙印刷，上面刻有“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因此他們將“竹山堂”改為“寶山樓”，作為深藏珍品之意，該套文集成為鎮(zhèn)庫之寶。著名學者傅增湘從北平南下，曾到吳縣潘宅借賞，驚喜地認為:“蓋不特為海內孤行之本，亦實為后山集傳世最早之編。”其后他們又陸續(xù)購得《明弘治本后山集》《蔣子遵手校弘治陳后山集》，使“后山集”更為完整，景鄭先生對三集又各有跋語。
在“寶山樓”的收書中，景鄭昆仲懷著一番愛國情懷，很看重明末史料的收藏，因為在光緒末葉，朝廷腐敗，外敵人侵，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浪潮風起云涌，尤其是南明史。景鄭先生對明代史料常有評述，對南明愛國志士的情懷有所贊頌與共鳴。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蘇州，常熟虞山藏書家丁初園的遺藏散落狼藉，為他手輯的《河東君軼事》(河東君即柳如是)也已流落市場。先生發(fā)現(xiàn)此書后，雖然國難期間，家境困難，但還是“斥餅金得之”。并且在《軼事》后寫了跋語。因為先生認為柳如是雖然身陷花街柳巷，但卻能深明民族大義。陳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別傳》時，大多依據(jù)丁初園的《河東君軼事》。
在景鄭昆仲的書庫中，還藏有柳如是尺牘及詩集《湖上草》。此外錢牧齋的集子也有多種，但在景鄭先生的跋語中，對錢牧齋的評論卻不如對柳如是那樣贊揚備至。先生忠奸分明，通過藏書題跋能直言抒發(fā)愛國之情，嚴詞斥責奸邪之說。他在《校明抄本〈南遷錄>》跋語中對“檜之議和，亦為國計”等語義憤填膺地說:“讀此史者，當反復深思，勿為邪說惑其志行，變亂史事，自欺欺人，終為識者所齒冷耳！”這幾句話，雖然是出自一位出身簪纓世家、文質彬彬的學者筆下，但卻是一聲喚醒廣大讀者的吶喊，是作者的民族自覺。
抗戰(zhàn)時期，景鄭先生為了不作日本侵略者鐵蹄下的“順民”避居上海租界，和他的妻舅顧廷龍先生攜手于合眾圖書館，仍為整理版本目錄而埋首苦研。他們倆在合眾圖書館合作編著了《明代版刻圖錄初編》。此書收羅了明代所刻書籍，分為十二大類，書后加以說明、圖錄，直到今天仍是唯一的一部用圖文并茂的方式來介紹明代版刻的書籍，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景鄭先生非常熱愛這項工作，他在該書序言中說:“此吾版本圖錄之作，所由夢寐向往……”
當時的藏書家都是從文物價值出發(fā)，重視宋元刻本。而景鄭先生和廷龍先生都認為:“惟朱明(明代)承先啟后，繼往昭來，傳遞之跡，有所蹤尋，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覘文獻之盛衰。”正如廷龍先生后來回憶編輯此書的目的時說:“日本侵華，劫去大量文物古籍，為防萬一，使后代能有搜尋明代史料蹤跡的工具書。”他們的看法是明代史料對整個中華民族文化來說，有承先啟后的價值，所以，他們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要編成此書，讓后人對明代史料有跡可循。只有保文化，才能報國家。
解放后，景鄭先生和廷龍先生一起由合眾圖書館到上海歷史文獻館。在這一時段內，景鄭先生著力于古籍版本的鑒定，還編了很多專題目錄，有新意、有特色。如編《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石刻分類目錄》，景鄭先生首先提出將石刻分為十六類，如此分類，令行家感到既合理又明晰。上海圖書館為景鄭先生開拓了更專業(yè)的文化天地。由他對古籍做鑒定，編目錄，他神游其間，獨有情鐘。早在1971年，景鄭先生就曾參與了清盛宣懷檔案中的釣魚島資料整理。1978年，上圖古籍組，為配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準備工作，在廷龍先生的指導下，先編輯《善本書影》，因而必須要從眾多的善本中挑選宋元明清刻本和抄稿三十種，其中挑選和《簡說》工作主要是由景鄭先生所完成。從醞釀到看樣本僅用了一個星期，可見他的敬業(yè)精神。
WG后，景鄭先生被評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又被任命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顧問、《詞學》編委。編中國善本目錄是上圖的一大工程，他也是這項大工程中的主角之一。為了編好這本書，他默默地竭盡全力，一編二十年。在編書過程中，全國大批善本需要重新審閱登錄，因而集中了一批年輕人，廷龍先生與景鄭先生、鳳起先生一起盡力教導他們，有心要為上圖培養(yǎng)一支能擔負起整理古籍、文獻的文化專業(yè)隊伍，當代版本目錄學專家沈津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情不自禁地頌揚他的老師潘景鄭，“絕不恃才傲物，顧盼自雄”，相反的是“功成不居，勞不矜功，一片冰心在玉壺”。
景鄭先生可謂著作等身。他著有:《說文古本再考》《日知錄補?！贰对~律校導》《詞選箋注》《圖書金石題跋》《寄漚剩稿》；編校輯成的有錢牧齋《絳云輯題跋》、毛晉《汲古閣跋》、沈復粲《鳴野山房書目》、馬瀛《金香仙館書目》等；還與顧廷龍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參與廷龍先生主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jīng)史子部門的編輯；輯佚書一百余家，題為《著硯樓佚書》；景鄭先生晚年得幼子家武的幫助，搜輯叢殘，編成《著硯樓書跋》，著硯樓是景鄭先生的個人藏書樓名。
自1949年后，景鄭先生即將寶山樓的余藏善本佳槧,以及清代縉紳錄朱卷等獻給了上海圖書館。后又將所存六朝、隋、唐墓志，六朝造像，宋遼金元經(jīng)幢，漢磚漢瓦百余種，以及唐代井欄的拓片等統(tǒng)統(tǒng)捐贈給蘇南文管會。而“字大如錢”的《后山居士文集》已歸入北京圖書館。寶山樓藏書大部分已入南北圖書館和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