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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執(zhí)導的《滿江紅》，有望成為今年春節(jié)檔的最大贏家。業(yè)內(nèi)看片后，不少人預測電影的票房會很不錯，只是大家沒想到，《滿江紅》的票房會火爆到這樣的地步，目前票務平臺對其票房的預測位居春節(jié)檔前二。 但從市場角度看，《滿江紅》的成功又是可預見的。 故事發(fā)生在南宋紹興年間，岳飛死后的第四年，岳飛的追隨者與當朝宰相秦檜，在宰相駐地進行了一場斗爭。電影本質(zhì)上仍是“岳飛——秦檜”的“忠奸敘事”，而“忠奸敘事”在國內(nèi)一直有著很漫長的傳統(tǒng)、也有著深厚的受眾基礎(chǔ)。此外，電影結(jié)尾對岳飛精神的呈現(xiàn)與進一步升華，也能夠擊中觀眾內(nèi)心的家國情懷，實現(xiàn)主旋律表達。 《滿江紅》在情緒的調(diào)動上是成功的，這是電影取得市場成功的關(guān)鍵原因。如果我們從更廣闊的視野審視電影的“忠奸敘事”，也會發(fā)現(xiàn)它的局限。電影的歷史意識是“保守”的，以道德評價取代了對歷史的真正省思。
01 “忠奸敘事”的受眾基礎(chǔ) “忠奸敘事”一向是民間審視歷史的重要維度。在這個視域里，歷史人物主要分為兩個陣營：忠臣和奸臣。忠臣，就是剛正清廉、忠貞不阿、堅守道義、正義凜然，奸臣就是禍國殃民、狼子野心、陷害忠良、驕奢淫逸、殘忍兇暴。 忠奸的斗爭，也有一定的模式：先是奸臣蒙蔽皇帝、獨攬大權(quán)、排除異己、以公謀私、出賣社稷；奸臣的作為遭到忠臣的強烈反對，忠臣將個人利益放在一旁，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他們勇敢地上疏直諫、勇于與邪惡勢力斗爭，反而遭到奸臣的構(gòu)陷，境遇凄涼。 忠臣蒙難之后，他的俠肝義膽在民間廣為流傳，得到老百姓的廣泛愛戴；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其他忠臣的持續(xù)努力下，皇帝終于幡然醒悟，不再受奸人蒙蔽，鏟除了奸人，為忠臣平反，從此忠臣的芳名流傳后代，天下也獲得太平。 這樣的“忠奸敘事”，在各類受到民間喜愛的故事中反復演繹。比如昆曲傳統(tǒng)劇目《寶劍記》里的林沖與高俅父子，昆曲傳統(tǒng)劇目《鳴鳳記》中的楊繼盛等“十義”與嚴嵩一黨，清代傳奇《清忠譜》里的周順昌等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閹黨。關(guān)于岳飛與秦檜的各種作品就更多了，比如古代歷史小說《精忠旗》《說岳全傳》等。 電影《滿江紅》雖然是岳飛死后的故事，也刻畫了相對不一樣的秦檜形象，但它總體上仍是“忠奸敘事”，奸的還是秦檜，忠的是岳飛的信徒。電影一方面歌頌了岳飛等將士英勇作戰(zhàn)、精忠報國的忠勇行為，另一方面也鞭笞了秦檜賣國求榮、陷害忠良的丑惡罪行。電影最末，秦檜依然茍活，但岳飛的精神大獲全勝。 “忠奸敘事”在民間有很深厚的情感基礎(chǔ)。它既符合民間相對粗疏的歷史認知，也契合民眾“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樸素正義感。這是電影《滿江紅》受歡迎的關(guān)鍵原因。
02 “忠奸敘事”的浩然正氣 以“忠奸敘事”審視歷史雖然顯得粗疏，但這并不意味著“忠奸敘事”沒有意義。它理性上的力量不足，卻能給人帶來正向的情感激勵。 “忠奸敘事”里的“忠”和“奸”，并不見得是歷史的真實模樣，很多時候，它是后人的建構(gòu)、是文學的演繹。譬如歷史研究中，對秦檜就有不同的評價；包括《滿江紅》這首詞究竟是岳飛寫的還是后人寫的，都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但不論“忠”的真實模樣是怎么樣的，在民眾建構(gòu)“忠”的過程中，它傳遞的是民眾對于理想人格的想象、對于浩然正氣的追求。 經(jīng)過漫長歲月的建構(gòu)，岳飛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也是“文學人物”，更成為一種精神氣質(zhì)的象征。當我們說起岳飛，我們會很自然地想起他的《滿江紅》，想起“精忠報國”，想起勇赴國難、奮勇抗擊和愛國主義，想起忠肝義膽、浩然正氣，也不禁“憶故將軍，淚如傾”。 忠臣想象背后寄寓的浩然正氣，具有強烈的教化作用。對于文人階層而言，浩然正氣成為他們追求的理想人格，鼓勵他們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使命；對于老百姓來說，浩然正氣、高風亮節(jié)，激發(fā)了他們心中的愛國主義，凝聚了他們抵御外辱、精忠報國的強大動力。 電影《滿江紅》很形象地詮釋了岳飛的精神的感召力。無論是沈騰飾演的小兵效用兵張大，易烊千璽飾演的親兵營副統(tǒng)領(lǐng)孫均，還是王佳怡飾演的舞姬瑤琴，潘斌龍飾演的打更兵丁三旺，余皚磊飾演的馬夫劉喜……這些小人物前仆后繼、殺身成仁，正是受到浩然之氣的感召，他們對抗秦檜的行動是浩然之氣的濃縮體現(xiàn)，為的是讓這股浩然之氣綿綿不絕地傳遞下去——電影最末的《滿江紅》誦讀由此具備動人的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看，《滿江紅》實現(xiàn)了它的主旋律表達，弘揚了岳飛精神，弘揚了浩然正氣，弘揚了精忠報國。
03 “忠奸敘事”的歷史觀局限 從商業(yè)化角度來看，“忠奸敘事”確實是調(diào)動觀眾情緒的有效策略。不過，如果文藝作品的歷史表達局限于“忠奸敘事”，那么它的歷史意識又是保守的、而非現(xiàn)代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是片面的、而非客觀的。 具體而言，“忠奸敘事”歷史觀的保守，體現(xiàn)在兩個層面： 其一，很多歷史人物并非簡單的“忠”或“奸”可以概括的，但“忠奸敘事”卻簡單地以道德評價取代了歷史評價。 這里絕對沒有“洗白”秦檜的意思，而是得客觀說明：歷史學者對于秦檜，確實有不同的評價。譬如中國史學大家呂思勉，在他著名的《白話本國史》中，就對秦檜持不同評價。他的核心論點是，宋金和議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理由是：“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恢復河南的失地；這種外交，如何算失敗？主持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卻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預料的事；就能預料，這種有利外交，也總得辦辦試試的；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span> 當然，我們也能理解電影秉持“忠奸敘事”的原因，畢竟在民族主義情緒濃烈的背景下，如果電影對秦檜采取不同的評價，可能會被觀眾扣上“投降”“賣國”的帽子，讓電影的票房陷入災難。事實上，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當年也是這般遭遇。1935年，因《白話本國史》一書中對岳飛、秦檜等人的評價問題，致南京市政府發(fā)布禁令，要求禁止該書發(fā)行流通。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電影“何以然”。也因此，我們不能將電影替代歷史，不能簡單地以“忠奸敘事”取代對歷史的認知。 其二，“忠奸敘事”滿足于道德上與精神上的勝利，而缺乏對歷史真相的真正省思。 “忠奸敘事”總是把歷史的責任，推卸到奸臣的身上，好像是因為奸臣使壞，所以好人遭到陷害、時代進入亂世，只要把奸臣都鏟除，忠臣就有出頭之日，天下也就能恢復太平。而真正的禍因——專制皇權(quán)，反而因此隱身了。 事實上，當我們回望岳飛遇害的那段歷史，可以說秦檜害了岳飛，但宋高宗絕對脫不了干系。正是因為宋高宗“求和”，所以主和的秦檜得到重用，也是有了來自于宋高宗的授意和默許，岳飛才被殺害。而歷史上的秦檜，在宋高宗的庇護下，也一路高升，并得以終老。 秦檜的罵名，是他死后的事情了。有意思的是，他的罵名同樣是來自于皇帝的主導，只不過這時的皇帝已經(jīng)變成了宋孝宗。宋孝宗主戰(zhàn)，統(tǒng)治者為了宣傳需要，開始為岳飛平反，已經(jīng)死了的秦檜自然得為宋高宗的決策背鍋。 這是“忠奸敘事”的最大破綻所在：后人所謂的“忠”和“奸”固然有一定的歷史依托，但它更多是統(tǒng)治需要。當統(tǒng)治者需要你，你就扶搖直上，成為“忠臣”；當統(tǒng)治者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你就會有可能成為背鍋俠，背上永世罵名。 岳飛的悲劇源頭，與其說是來自于秦檜，毋寧說來自于專制皇權(quán)。誰忠誰奸，誰死誰活，為統(tǒng)治者的利益為轉(zhuǎn)移。只要皇權(quán)一如既往，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所謂“忠臣”和“奸臣”，也會有源源不斷的人成為犧牲品。 總而言之，觀眾如果為電影《滿江紅》的浩然正氣所感染，那么這是一件好事；只是如果我們要讀懂歷史，就不能局限于電影所傳遞的“忠奸敘事”，撥開迷霧，我們才能看清歷史的真相。 本文系鳳凰網(wǎng)評論部特約原創(chuàng)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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