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正是陰雨霏霏的時節(jié)。

北魏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率馬揚鞭走在隊伍前列，后面則是他的后宮親眷、皇室、貴族、官僚以及百萬鮮卑將士、民眾。眾人如同一座座沉默的雕塑，在悶熱的雨幕中默默前行。

然而，一股揮之不去的煩悶與焦躁卻在軍中愈演愈烈，如同一只亟待引爆的火藥桶。

只因眾人心知肚明，此次皇帝明面上的任務是帶領(lǐng)百萬大軍南下，跟南齊火拼。

但真實的目的，是遷都。

不論是習慣了風餐露宿的普通士兵，還是身嬌體貴的皇室后妃，都逃不開這場注定充滿折磨和隱患的長途跋涉。因此在遷都之始，便有大批宗室貴族和朝中大臣抗議此事。

誰知皇帝拓跋宏見此計不通，又搬出“南伐”大計，就是打算南下，直接跟南齊蕭家父子干。

▲紀錄片《中國》第八集《融合》中，深受漢文化熏陶的北魏第七任皇帝拓跋宏，主動南下發(fā)起變革

皇帝有如此的雄心壯志，于國家而言并不是一件壞事。只是，當大軍一路抵達洛陽后，拓跋宏仍迫眾人“復驅(qū)軍南進”。此時，隨行的北鮮卑貴族終于怕了。倘若皇帝是開玩笑倒罷，如果是真的要干仗，光憑眼前這支因水土不服而疲憊不堪的軍隊，怕是鮮卑一族從此都要交代在這里。

面對貴族大臣們的拼死進言、跪地請求，拓跋宏心下高興，面上卻做出不滿姿態(tài)：“倘若依你們，那這百萬大軍、糧草物資的一路損耗，豈不是白白浪費了。若要停止這場征戰(zhàn)，總要有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吧。如今，我們已行至洛陽，不如就將首都從平城遷到洛陽，也不算白跑一趟?！?/p>

底下的鮮卑貴族們頓時面面相覷，但又畏懼與南齊交鋒，于是只好相從。

自此，北魏遷都洛陽，為中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遷都的提前準備

從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年） 十月，孝文帝下詔營建新都起；至太和十九年（ 公元495年） 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止。遷都結(jié)束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還不到30歲，尚存著幾分年輕人的意氣。

后世的史家在研究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時，常認為他的遷都，離不開對已故馮太后的忌憚。

▲北魏馮太后的影視形象

畢竟，倘若馮太后還活著，必定不會同意遷都的決定。而在她死后，她所糾集的舊人勢力也依舊根深蒂固。

拓跋宏身上的壓力從未消失過。

每次看到平城北郊方山之上的馮太后陵墓（馮太后生性強勢，死后一反隨葬先帝于金陵的傳統(tǒng)，自作主張要葬在距離首都二十公里處的方山頂上，以俯瞰平城政權(quán)），那建筑沉沉的陰影仿佛直接壓在了他的心臟上。

拓跋宏自小深受馮太后的猜忌和迫害。

他幼年時，便孤苦伶仃、父母雙亡。只是馮太后為了拔除外戚對政權(quán)的影響，以北魏“子貴母死”的舊制處死了拓跋宏的生母獻文思皇后李氏，而他的外父母一家也幾乎被馮太后屠戮殆盡。

而拓跋宏的父親，即獻文帝拓跋弘，也與馮太后頗有嫌隙。獻文帝執(zhí)政時與馮氏發(fā)生矛盾，年僅18歲時，便將皇位傳給了年僅5歲的幼子。

《魏書·天象志三》記載為：“上迫于太后，傳位太子。”

甚至有人猜測，獻文帝之死，與馮太后也脫不了干系。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公元476年7月20日），23歲的獻文帝離奇駕崩于永安殿。此時10歲的拓跋宏，便要開始學會一個人與祖母馮太后對峙。

▲《北魏馮太后》電影劇照

當時馮太后對于拓跋宏十分嚴厲，甚至一度想廢掉幼帝。而在生活上更是時常虐待，讓拓跋宏在寒冬臘月只穿單衣、不給食物，還時常聽信小人讒言，杖打懲罰幼帝。

《魏書·高祖紀下》有載：“宦者先有譖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數(shù)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p>

好在，拓跋宏在這樣肅殺逼仄的宮闈環(huán)境下，不僅沒有自暴自棄，還愈發(fā)的堅韌沉穩(wěn)。令得對他十分偏見的馮太后也回心轉(zhuǎn)意，決意好好栽培這位小皇帝。

為了提高幼帝的文化修養(yǎng)，馮太后特地請了一些儒學士大夫教導他，令他從小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后世猜測，拓跋宏遷都洛陽之前，他的心腹能臣都不一定是最早制定計劃的一批人，應當還有一個漢族士人團體為其出謀劃策。

雖然，后期馮太后對于拓跋宏的態(tài)度已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然而，在馮太后卵翼下成長的拓跋宏，卻很難有自主權(quán)。以至于，在當時的北魏朝堂里，太后站在了政治巔峰，皇帝反倒淪為陪襯。甚至于，在馮太后死后，她的永固陵在規(guī)格和豪華程度上，都要遠遠高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壽陵。

▲永固陵

這對北魏皇室而言，無疑是一種羞辱。

而對于拓跋宏而言，也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終于，在馮太后逝世三年后，拓跋宏發(fā)布了遷都詔書。而這道詔書一出，果然遭到了朝堂頑固勢力的阻攔。

而拓跋宏決心已定，早早安排了遷都所需要的一系列準備事宜。

這項工程包含了三個極其重要的部分，一是新都的土木建設，以容納宮廷及民間的物資轉(zhuǎn)移，以及安置大量外來人口；二是遷都途中的安保工作，需要完成遷都人員的組織、協(xié)調(diào)及保密等一系列任務；第三，則是關(guān)于皇室、貴族的動員工作，這需要一個德高望重或身份極高的人物完成。

當時北魏朝廷中阻力甚多，為了完成大計，拓跋宏只能悄悄進行。在這期間，有三個人起著極其關(guān)鍵的作用。分別是尚書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廢皇后馮氏。

關(guān)于李沖和拓跋澄，兩人一直以“左右手”的姿態(tài)活躍于拓跋宏的身邊。在參與平城的明堂、圓丘、太廟等宏大殿堂的建造時，李沖以“機敏有巧思”的出色表現(xiàn)深受稱贊，一直在朝堂頗具權(quán)威；而拓跋澄兼具軍事、行政經(jīng)驗，且位居中樞權(quán)要，是北魏宗室大臣和鮮卑貴族之中的佼佼者。拓跋宏為推進遷都工作，必定會選擇自己的心腹能臣。因此，選擇他們并不奇怪。

反倒是這位孝文廢皇后馮氏，在相關(guān)史料上，卻是提及甚少。

▲《北魏馮太后》電影劇照

不過根據(jù)以上遷都的三項工作，第三條則是最適合皇后馮氏。

說到這位馮皇后，她的身世也頗為離奇。太和七年（公元485年），馮氏與其姐馮潤一起入宮，馮潤被封為貴人，而馮氏卻一直默默無聞。直到其姐馮潤得咯血癥后，馮太后便令她也跟著出宮養(yǎng)病去。

如無意外，之后的馮氏不會再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

然而，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年） ，拓跋宏在結(jié)束了三年的守喪之期后，為自己選擇了一位皇后。原來，在馮太后掌政的期間，拓跋宏在其權(quán)勢陰影之下，后宮一直遲遲未立皇后。

當時所有人都以為，拓跋宏為了拔除馮太后的影響，應當不會選擇馮太后母族的女子。但出乎意料的是，拓跋宏不僅選擇了馮太后的侄女兒，還對之“恩遇甚厚”。

此后，馮氏便成為了北魏六宮的實際統(tǒng)轄者和管理人。

在遷都詔書發(fā)布不久后，拓跋宏率大軍前往洛陽，而六宮南遷則是由馮氏全權(quán)負責。按理說，馮氏應當隸屬于馮太后的“舊人”。拓跋宏當時，究竟有沒有提前告知皇后馮氏這番遷都大計，還未可知。

▲北魏孝文帝遷都地圖

2、不得不遷都的理由

除了前文提到的，馮太后的影響之外，北魏遷都還有幾個原因。

其一，民生經(jīng)濟。拓跋宏曾對大臣成淹道：“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 從山東、河北運糧至平城，不能利用水運） ，故京邑（ 平城） 民貧； 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從而指出，“遷都洛陽是解決塞上一帶嚴重糧荒的唯一辦法”。

便是指平都這地方?jīng)]有漕運、運輸不便，連累民生凋敝、難以發(fā)展。加之此時的平都氣候條件較為惡劣。寒冷多風沙，不利于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常發(fā)生糧食危機。相比較而言，洛陽鄰水宜居、經(jīng)濟發(fā)達、人口眾多，比較平都，更適合發(fā)展經(jīng)濟。

其二，洛陽的優(yōu)勢。

說實話，北魏鮮卑素來有南遷的傳統(tǒng)。

《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

在拓跋宏之前，北魏朝廷就曾多次遷都，從塞外的東木根山、盛樂，一直到長城內(nèi)側(cè)農(nóng)耕地區(qū)的平城。可見，遷都洛陽并不是拓跋宏橫空出世的想法，而是拓跋鮮卑一族南遷進程的繼續(xù)。

另一方面，洛陽是傳統(tǒng)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是正統(tǒng)政權(quán)的另一代名詞。而此時的拓跋宏則一心與南方爭奪正統(tǒng)地位，孝文帝遷都洛陽正是看中了洛陽的政治象征意義和文化價值。

▲北魏洛陽城平面圖

其三，便是軍事需求。

當時，北魏的周邊并不是一派平和，南有蕭齊王朝根深蒂固，北有柔然異族虎視眈眈。三者并存的同時，也互相牽制。而且，相比南齊，柔然的威脅已然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當時，北魏的內(nèi)部階級分化嚴重，從而使得軍事實力跌落，與北邊正大肆擴張的柔然國相比，虎狼儼然屯于階陛。

此時的柔然勢力正無限逼近了此時的北魏都城平城，倘若再不籌謀，便有被柔然圍困、首都失守的危險。

但是，倘若以洛陽為都城，不僅可以避開柔然的鋒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簡直一舉兩得。

為此，拓跋宏對于遷都一事，更加勢在必得，原因有三。

第一，遷都之后，南北朝可觀釁而動，和平時期互派使臣，而特殊時期則可以及時捕捉戰(zhàn)機；第二，遷都洛陽之后，更加有效地鎮(zhèn)壓當時各民族起義，以便鞏固對河南、淮北區(qū)域的統(tǒng)治；第三，使鮮卑族人習慣南方的生活、作戰(zhàn)方式。江南氣候濕熱，對于常年居于塞外的北方人而言，一時間很難習慣，常會在途中感染疾病死傷無數(shù)；與此同時，對于擅長陸野作戰(zhàn)的游牧民族而言，長江一帶素來是難以逾越的作戰(zhàn)天塹。

而拓跋宏為了實現(xiàn)統(tǒng)一南北的美好愿景，自然也考慮到了鮮卑族人的這些劣勢。因此，遷都洛陽，便是一次難得的磨合機會。為此，他暗地里訓練水軍，試圖與南齊軍隊在水上一爭。

然而，令拓跋宏沒想到的是，還沒等到那天，自己便以身殉國了。

▲古代軍隊畫像

而這次遷都的壞處，也提前暴露了出來。

3、遷都之后的孝文帝

首先便是首都位置的變化，令時局愈發(fā)緊張。遷都洛陽之后，失去了河南、淮北區(qū)域的緩沖，北魏、南齊兩大政權(quán)中心過于接近，令兩方都是心驚膽戰(zhàn)，稍有風吹草動便頻頻用兵。某種意義上激化了南北方的矛盾，也客觀地推進了大一統(tǒng)的局面。

其次，北魏立國根基被動搖。北魏王朝的向心力來自鮮卑各貴族對于自身利益的守護，而遷都洛陽一事，則在根本上破壞了貴族們的利益。許多大臣因為不滿遷都，而被貶黜官職。連不滿遷都的太子詢，后面也被拓跋宏囚禁、廢除，最終還落得了被毒死的結(jié)局。雖然在我們看來，拓跋宏這樣的鐵腕手段相當具有魄力，但對于鮮卑族貴族而言，卻是何等心寒。

最后，遷都洛陽也加劇了北魏統(tǒng)治集團的腐化墮落。在前面，我們就說過當時北魏國內(nèi)階級分化嚴重，貴族貪樂不思進取，導致軍事實力飛速下降。而這樣的情況，在南遷之后愈演愈烈，以元深為代表的朝廷大臣，大興土木、愛好奢侈，宴請賓客必要炫耀自己搜羅而來的寶器、女樂、名馬、錦繡，這樣窮奢極欲的風氣席卷北魏朝廷，加劇了北魏的腐朽衰亡。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拓跋宏去世，留下了一個隱患重重的北魏朝廷。

▲北魏孝文帝畫像

不過，拓跋宏的遷都洛陽，雖然加速了北魏王朝的滅亡，客觀上卻對于民族大一統(tǒng)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孝文帝遷都以來，堅持移風易俗，讓皇室貴族、文武百官改漢姓、易漢服、用漢語，并打通了胡、漢通婚。

甚至連鮮卑人慣用的度、 量、 衡也加以禁止，“ 改用長尺大斗， 其法依漢志為之”。 此外， 他還以漢族封建政治為藍本，設官命職，改革官制禮儀和律令法度，“使之與兩晉、 南朝無異”。

由于這番政策的推行，令得民族融合進一步深化，使得北方地區(qū)結(jié)束了長期混戰(zhàn)的局面。于整個歷史進程都有著非凡的意義。而孝文帝拓跋宏作為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幾乎影響了其后一千多年的歷史走向，其功績可謂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