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以后，蔣介石開始調整策略，并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蔣認識到，“政治握權之后，其成功在化敵為友，不可以敵為敵也”。面對黨內反對派，蔣氏已經不一味訴諸武力。雖然他對以胡漢民為首的西南勢力視為共產黨之外的另一個心腹之患，急于解決，不斷施加壓力，甚至陳兵湖南威脅廣東，但在胡漢民在世之日，寧粵雖劍拔弩張，終究隱而未發(fā)。

蔣汪合作

孫中山死后，蔣、汪、胡三巨頭，始終維持著“二對一”的態(tài)勢。蔣胡合作時，汪充當在野反對派；蔣汪合作后，胡充當在野反對派。蔣雖有足夠的實力，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黨內存有“無粵人胡汪即不成黨”的看法，胡、汪在某種意義上成了黨統(tǒng)合法性的象征人物。蔣要么聯(lián)胡以制汪，要么聯(lián)汪以抑胡。而胡、汪之間則勢不兩立。

從1931年底至1935年末，亦即第四屆中央委員會時期，可稱為蔣汪合作時期。據汪氏親信陳公博觀察，名為蔣汪合作，實際存有種種隔閡。兩人個性本就不同，而其相同點則在爭領袖。在法理上，行政院相當于內閣，執(zhí)掌軍事、財政、外交等大權。實際上，汪精衛(wèi)主掌的行政院并沒有實權，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都旁落。陳公博回憶說：

軍事、財政、外交，三項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開會都討論瑣碎而又瑣碎的問題。加之蔣先生又以剿匪為名，請求中央把剿匪區(qū)域都劃給行營，無論軍事、財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營辦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了。剿匪區(qū)域，不過是一個名稱，蔣先生忽而在牯嶺召集全國財政會議，忽而召集全國建設會議，高興起來，打電（話）叫南京的關系部院參加，若或忘記了，他讓有關系的部院在旁邊頂著二門打聽消息。牯嶺是一個很幽閑的避暑地，那時已變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還謹慎地守著國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簡直是委員長行營的秘書處，不，秘書處也夠不上，是秘書處中一個尋常的文書股罷。行政院是這樣，中央黨部汪先生也難得過問。中央黨部一個秘書處，一個組織部，一個宣傳部，一個民眾訓練部，汪先生也無從干預。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葉楚傖，葉先生是一個好好先生，完全受陳果和陳立兩夫支配。組織部是陳立夫，他不但管黨的組織，而且管特務隊，更且直接管到民眾運動。宣傳部（長）最初是邵元沖，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陳。邵先生在西安事變無意中給楊虎城的軍隊打死，（宣傳部長）又由葉楚傖兼領。五全大會開會后，為著敷衍胡（漢民）先生，換了劉蘆隱，而劉蘆隱始終沒有就過職，一路由副部長的二陳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謂民眾訓練部在民國二十一（年）洛陽開二中全會時舉了我，一向我都不問，而交給副部長王陸一負責任。我是懶惰嗎？不，我實在管不了。無論那里有民眾糾紛，我派人去調查，各地黨部一律奉命擋駕……為什么呢，他們怕改組派活動。

陳公博所說的蔣汪合作情形，其實在此前之蔣胡合作時期即已存在。與胡漢民的倔傲相比，汪精衛(wèi)的個性較為沖和，較易妥協(xié)，人極精明而無甚主見。陳公博認為，在蔣汪合作期間，汪對蔣不能不算“竭誠”，而蔣對汪則“猶存疑忌”。汪氏“軍事財政不過問，外交做了蔣先生的護身箭垛子”，“低首下心，差不多變了蔣先生的幕僚了”。黨內元老派如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甚至當面責備汪：“汪先生這幾年在南京的工作，縱然不是養(yǎng)成獨裁，也是掩護獨裁?！标惞┮舱J為，蔣介石的獨裁，“也未始非汪先生所做成”。

蔣、汪、胡三巨頭間，蔣胡、蔣汪均有過較長時間的合作，而胡、汪之間則除“非常會議”時有過短暫的聯(lián)手外，幾乎沒有真正合作過。1933年底，陳銘樞等發(fā)動福建事變。蔣介石懼怕胡漢民與福建結盟，曾派張繼等帶親筆信到香港見胡漢民，邀胡北上。胡漢民雖痛恨蔣介石，卻未與福建聯(lián)合反蔣。他反對福建方面等提出的打倒國民黨、“改國號”、“廢國旗”等措施。胡氏固執(zhí)地認為，中華民國和國民黨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蔣介石個人?！包h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盡職，驅之可也，斷不能放火將祠堂燒毀。”胡漢民對福建方面不僅未予以支持，反而對陳銘樞等人加以指責，在客觀上配合了蔣介石對十九路軍的鎮(zhèn)壓。

倒汪風潮

蔣汪合作期間，對日外交最為焦慮。在此期間，蔣、汪二人均主張適度讓步，以求得暫時的茍安，而同時又不至于過度辱國。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wèi)在外交方面實際上并不能做主。蔣有時連外交情報也沒有全部告訴汪。但蔣有意使汪站在對日妥協(xié)的風口浪尖上，以便自己專心剿共，而讓汪承擔著“主和”的責任和風險。在當時全國性的反日民族主義激流中，主持妥協(xié)外交的汪精衛(wèi)遂成為眾矢之的。南京高層內部，或因個人恩怨，或因對汪氏之對日外交政策不滿，而掀起一股強大的倒汪風潮。倒汪風潮始于1933年，1935年春夏間達至鼎盛。

據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觀察，“南京方面本有多人不滿汪先生者，欲利用外交之失敗，以攻擊汪”?！按舜握?，關系方面極廣，為近數年最偉大之政治斗爭也?！钡雇麸L潮由陳立夫、戴季陶等人主導。陳立夫指使其CC系干將張厲生、張道藩等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上對汪大加抨擊，并動員各省市黨部上書中央反對汪氏。戴季陶、于右任、居正等人則致函電于蔣介石，表示對汪不滿。陳立夫和居正還想說服丁惟汾赴川謁蔣，表達倒汪之意。而丁惟汾則持不同意見。丁氏認為，于、居、陳等人“均不了解蔣先生之意志者也。蔣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為其'被[背]黑鍋’，且在此時亦無人能在南京勝其任”。在丁惟汾看來，“目前不宜對于汪蔣合作局面有所更張，蓋日人之毒計在拆散此局面，使蔣首當其沖，然后予以打擊，以減損蔣在國人心目中之威望，使其無以號召國人。國家至此將蒙不測之損害，何如現時使汪折沖其間，蔣先生得以從容布置，必要時可犧牲汪先生之地位，由蔣氏出與周旋”。王子壯對丁氏觀察之“犀利”“敏銳”，至為佩服。

除丁惟汾外，黃埔系對CC系之倒汪亦不以為然。黃埔系與CC系為爭奪政治資源，經常彼此在蔣介石面前告對方的狀。此次CC系策劃倒汪，黃埔系即指責其違反了蔣介石的政策，并向蔣介石報告陳立夫的所作所為。蔣電告陳立夫，希望他及其部下不要參與此事。

參與倒汪的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人為了“擁蔣”而倒汪，另一部分人則為了“迎胡”而倒汪。前者為了“請蔣獨握政權”，主要是陳立夫、戴季陶等人；后者主要是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的一幫“老先生”，對汪早懷成見。兩者動機不同，而目標則一，合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倒汪風潮。早在北伐時期，汪、胡兩人在黨內即為左、右兩派之代表。前者激進，頗得青年之信仰；后者保守，較為“老同志”所親近。南京政府建立后，國民黨日趨于保守，而汪氏因組織左傾之改組派，而不為黨內“老先生”們所見諒。此次倒汪運動，黨內“老同志”多參與其中。不過因胡漢民的主要目標在倒蔣，故對南京方面的倒汪，最初并不太感興趣，聲稱“集中倒汪，已非本旨”；“我來汪去，何異前年扶汪去孫？我何能蹈汪覆轍！最高不過做黎元洪、徐世昌耳，而豈我輩所屑”！[86]表示無意取代汪氏去做蔣介石的傀儡。

由于南京政府中人大半為汪氏之敵，汪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黨內強大的倒汪壓力下，汪精衛(wèi)稱病，于7月15日赴青島休養(yǎng)，8月9日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辭去行政院院長及外交部部長職務。與此同時，行政院所屬各部之汪系部長（次長）如顧孟余（鐵道部）、陳公博（實業(yè)部）、唐有壬（外交部）、陳樹人（華僑委員會）、王世杰（教育部）等均相繼表示辭職，以示與汪同進退。一時間，汪派與反汪派之間壁壘森嚴，相抗甚急。

據王子壯的觀察和分析，當時形勢，“兩大集團既各走極端，圖窮匕現，似不易有調和之途徑。于此蔣欲斷然維持一派，于勢亦有所難，蓋一則目前極須合作，一則非排汪以擁己不可”，“兩方斗爭達于極點，最后取決于蔣之表示”。因汪系向國民黨中央辭職，南京收到汪之辭電后，立即擬電請示蔣。蔣遲至8月15日才復電南京中央秘書處，指示中央予以懇切慰留，并催汪速回南京主持。蔣復電之遲疑，隱示蔣的態(tài)度一時難決。而復電之內容，則又表明蔣此時尚需要汪精衛(wèi)“暫行備位”。8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決計留汪，以倭有永田之案，我之政策更不可驟變，故對內對外政策，惟留汪為惟一樞紐也?！笔Y復電到京時，正值國民黨中常會開會討論汪辭職事，會議由陳果夫主持。常會只好照蔣電決議慰留。據聞陳果夫對蔣電態(tài)度“頗淡然”，“淡然”中透出幾分無奈。此前極力倒汪的委員如張厲生、張道藩、戴季陶等均未出席，因他們推測常會對汪氏必予慰留，故相約不出席，以為抵制。[88]在戴季陶等人看來，蔣對汪之慰留是表面的，故聯(lián)合各方繼續(xù)努力倒汪。

南京中央致電汪氏表示慰留后，汪鑒于戴季陶等人繼續(xù)反汪，故再次復電辭職。鑒此，蔣介石于8月20日自廬山飛抵南京，次日親自召集中央政治會議，發(fā)表長篇演說，責備各中委不應如此反汪，表示“華北事件歷來均為軍事問題，由本人負其責，與他人無涉，更與行政無涉”。王子壯認為，蔣的這一番訓話，意味著倒汪運動宣告失敗。

8月22日，汪精衛(wèi)在蔣之敦促下返京。當日，汪出席中常會，再次表示辭意，蔣起立申言：“汪先生病漸好，稍養(yǎng)可痊，中樞責任仍請汪先生擔任，無論如何，六中全會馬上來到，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會以前，不再言辭?！蓖綦m仍小聲表示不能勝任，但實際已打消辭意。

汪精衛(wèi)復職后，反汪運動本應趨于平靜。但蔣之“希望汪先生于六中全會以前，不再言辭”一語，又似乎隱含只讓汪維持至六中全會為止的意思，故而倒汪派在失敗之余，又懷著某種新的希望，期待于即將召開的四屆六中全會上達成倒汪的目的。

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在與會代表合影時，汪精衛(wèi)被刺，身中兩槍。經此變故后，汪于12月1日辭行政院院長職務，隨后遠走歐洲。

五全大會

當南京倒汪運動激烈之時，西南派亦掀起一場迎胡回國浪潮（胡漢民于1935年6月赴歐療養(yǎng)）。南京方面想借迎胡以倒汪，西南方面亦乘機借倒汪而迎胡。蔣介石鑒于外侮日急，一面挽留汪精衛(wèi)，一面試圖與胡漢民和解。但西南方面不愿放棄自主立場。南京中央原擬于1934年11月召開五全大會，并確定大會議題為召集國民大會、修改黨章、推進黨務、確定施政方針。而西南方面認為這些議題“無一及于當前救亡之大計”，而另外提出“整飭政治風紀，懲戒喪權辱國之軍政大員”“確立外交方針并國防計劃以維護國家之生存”等議題。由于西南方面的不妥協(xié)立場，加之前方剿共將領亦要求展緩召開，南京中央乃宣布五全大會延期。1934年12月14日，四屆五中全會確定于1935年11月12日召開五全大會。為了繼續(xù)與南京方面對抗，西南派曾決定單獨召開五全大會。后經南京方面再四疏通，西南派的態(tài)度方漸趨緩和，并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

國民黨“三大”修改黨章時，規(guī)定全代會兩年召開一次，但“五大”的召開距“四大”的召開已有4年。與“四大”時相比，此際蔣介石在黨內的威權地位已相當穩(wěn)固?！拔宕蟆闭匍_前夕，蔣試圖將以前的政敵全部邀請入京赴會，開成一次真正團結的大會。西南方面要求中央正式承認西南執(zhí)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并要求增加粵方中委比例等。蔣介石毅然答應之。西南方面遂放棄原先的抵制計劃，同意派代表出席會議。

“五大”的顯著特點，在于籠絡和團結黨內各方。國民黨的官方史書中，亦將“五大”譽為“一次盛況空前的團結會議”。王子壯認為，政治上調和各方已成為全代會的主要價值所在。全代會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反而日趨淡化和虛化。

但在“空前團結”的背后，黨內各派系為爭奪政治資源，仍然進行了一番激烈角逐。大會召開前夕，各派為爭奪出席代表名額已展開了一場惡斗。出席代表中，有部分特許代表，名義上是在省市黨部不健全的地方，其代表由中央直接指派，實際上是照顧中央高層各方之關系。但特許代表名額的不斷增加，激起各省選舉產生代表的強烈不滿。據當時擔任大會秘書的王子壯分析，后者的不滿并非出于黨內民主的考量，“蓋彼等之代表皆由活動購買來者”。特許代表之不出代價，使那些出高價得來的普通代表頗感不平。于是他們糾集數百人向國民黨中常會請愿，一致反對特許代表。據聞陳立夫及其CC系是這場風潮的幕后主使。因各省普通代表中不少代表是CC系成員，而特許代表則大半非CC系。最后國民黨中常會只好決定將特許代表改為列席代表。王子壯在日記中嘆曰：“值此國家危難，行將不國，未見有一人犧牲為國，貢獻能力，而遇此等于豬仔之代表，則如群狗爭骨……興言及此，悲酸心痛至于無地也?！?/p>

出席代表風波剛剛平息，角逐新一屆中委之風波又起。大會召開前夕，各省黨政軍大員即已云集南京，四處活動。王子壯在日記中描述道：

代表大會既將舉行，而各地黨（代表）一時云集，即山東一地到者且數十?？计涔剩亲约哼\動中委，即為他人作嫁衣裳者，于是南京之飯館、旅館、汽車行，大為利市，尤以各省負軍政責任之長官，多輦巨金，大肆活動，于是有利用電影明星者，有利用舞女者，有利用金錢者，丑態(tài)畢現，穢德彰聞，負國家大任之代表大會與豬仔議員相去幾何！我人革命所為何來，今竟至此，痛哭無淚。余真欲絕然舍去此種無謂之生活而遠避之矣。

為照顧黨內各方利益，蔣介石將中委名額增至240人。中委產生辦法，西南方面要求授權主席團直接圈定80名中委，以確保西南方面的中委名額。蔣為了團結粵方，亦表示同意。不料二陳指使其CC系代表邵華、吳開先等堅決反對?！拔宕蟆鼻昂?，CC系勢力正如日中天。大會代表中CC系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故極力要求自由選舉。雙方互不相讓，孫科憤而辭去主席團職務。大會最后決定將中委名額增至260人，先由主席團介紹80人為候選人，再由每5名代表推舉1人為候選人，連同原任中委者為當然候選人，共計約360名候選人。然后由大會代表從中選出208名中委，再由主席團從中指定52名中委。

是屆中委選舉，二陳具有相當之左右力量。新一屆260名中央委員中，CC系分據了50多席，為其他派系望塵莫及。CC系一舉成為黨內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集團。二陳兄弟勢力達至鼎盛。據親身參與“五大”選舉計票的王子壯稱，中委選舉結果出來后，陳立夫所得票數竟與蔣介石齊。心滋不快的蔣介石乃以紅鉛筆將陳立夫、陳果夫名勾下若干名，并不準公布票數。

新一屆中委中，汪精衛(wèi)一派所獲甚微。而孫科因迭次向蔣要挾，其屬下反有十余人當選。王子壯認為，“汪之因公被刺而竟遭此苛遇，是蔣之遇人殊欠圓滿。說者謂外交緊急已達蔣個人獨立對外之時，無庸汪來撐持其間”。或以為蔣為聯(lián)合粵方，不得不出此也。

“五大”的另一沖突焦點，為寧方代表主張增設黨的總裁，遭到汪派與粵方代表的強烈反對。為維護大局計，蔣介石只好提議這次大會不修改黨章。

大會之后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中常會和中政會均設主席、副主席，中常會以胡漢民為主席，中政會以汪精衛(wèi)為主席，蔣介石則兼兩會副主席。蔣在日記中寫道：“推胡為常委會主席，汪為政會主席，而以余自兼兩副主席，以為本黨復合之張本，在他人視之必以余降尊就屈，委曲其全為大難，而此實為應勢順時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國，更無以妥內?！睂τ谑Y的“降尊就屈”，王子壯評曰：“胡、汪雖居高位而無實權，實際之責任則集政、黨、軍之責任于蔣先生一人之身矣。蓋如此，即網羅汪、胡之群眾，而使其本人漸遠，崇其名位以待將來?！鄙院?，王又注意到“汪、胡兩系由近況觀之，殆均不能（參）與中央政權”。

汪精衛(wèi)辭行政院院長后，由蔣介石自兼。新的行政院各部部長人選，內政蔣作賓，外交張群，交通顧孟余，實業(yè)吳鼎昌，鐵道張嘉璈，教育王世杰，財政孔祥熙，軍政何應欽等。王子壯對這一名單發(fā)表感想說：“吾人讀畢，頗致其疑訝者，即蔣先生所組織，為混合的親日的政府也。如政學系之張群，以親日而畀以外交，尤為顯然?！眳嵌Σ羧粘錾恚c日本頗有淵源。張嘉璈亦傾向日本。王子壯推測，此次內閣部長名單，疑為政學系楊永泰所策劃。蔣之前提，在目前無論如何要安定華北，免與日本一拼，故親日派見重于蔣。王子壯還透露，政府改組前，二陳兄弟均覬覦部長職位（果夫欲長內政，立夫欲長教育）。自部長人選宣布后，二陳大為失望。陳立夫以此憤而離京索居長達半年之久。王子壯揣測蔣介石的用意是，CC系主黨，政學系主政，黨政之間可收互相牽制之效。蔣向不愿其屬下某派勢力有過度之膨脹。數年來，二陳在黨內之地位日隆，蔣不得不稍加抑制。

五全大會結束后，國民黨中央將胡漢民當選中常會主席的消息電告遠在歐洲的胡氏，促其歸國。蔣囑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給胡寄去四萬元。胡氏于1936年1月5日自歐返國。與此同時，汪精衛(wèi)悄然遠走歐洲。此一情景預示著蔣、汪、胡三角關系又將出現新一輪組合。未料胡漢民回國不久即病逝。政治權力的格局自然又因胡的逝世而調整。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順利登上了總裁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