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總集──《詩經(jīng)》

《詩經(jīng)》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二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近六百年的詩歌，距今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对娊?jīng)》共有３０５篇，分《風》、《雅》、《頌》三類，其中《國風》１６０篇，《雅》１０５篇，《頌》４０篇。故《詩經(jīng)》又稱《詩三百》。實則《詩經(jīng)》原有３１１篇，６篇有聲無辭，故現(xiàn)僅存３０５篇。按311篇說出自《毛詩》,三家詩不同意,認為本來就是有聲無詞,如宋洪邁《容齋續(xù)筆》反對鄭玄關于《南亥》、《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原有詞,及秦之世而亡之的說法,認為所謂“亡其辭”的“亡”是“元未嘗有辭也”?！秲x禮·鄉(xiāng)飲酒》記：“樂《南陔》、《白華》、《華黍》?！庇钟洠骸澳碎g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编嵭醋⒘姖h時已亡，且其義未聞。但六詩之義，子夏《小序》有解。

第一節(jié)　《詩經(jīng)》概論

一、《詩經(jīng)》的名稱

春秋時代，《詩經(jīng)》有兩個名字，一稱《詩》，一稱《詩三百》（《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庇帧墩撜Z·子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墨子·公孟》稱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到漢代稱《詩三百篇》（司馬遷《史記·報任安書》：“《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也。”），又稱《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保?/span>

《詩經(jīng)》的稱呼，最早見于《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庇?《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shù)則始乎誦經(jīng),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抖Y》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天運篇》：“老子曰：夫六經(jīng)，先王之陳跡也。豈所以跡哉！”郭注：“所以跡者，真情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跡則六經(jīng)也。”《莊子》稱“經(jīng)”，與漢儒稱“經(jīng)”不同，《荀子》似有尊經(jīng)的意思。據(jù)裴普賢先生說，先秦時期還沒有出現(xiàn)將這幾部書與“經(jīng)”連稱的名詞，最先以經(jīng)名書的是《孝經(jīng)》。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也還未分別以為五部書的書名。司馬遷《史記·儒林傳》說：“申公以《詩經(jīng)》為訓以教?！贝蠹s是最早把“經(jīng)”與“詩”連在一起的。而正式把《詩經(jīng)》作為書名，要到宋元時代才漸見流行，裴氏引屈萬里先生說，此當以南宋初年廖剛的《詩經(jīng)講義》為最早。

二、《詩》之傳授

漢代傳詩之家有四家：魯、齊、韓、毛。

魯人申培：魯詩根據(jù)《春秋》大義，采先秦雜說，“以詩訓故”，以《詩》印證周代禮樂典章制度，將《詩》作為禮的說明。

齊人轅固：齊詩采用陰陽五行學說，以《詩》解說《易》和周歷。

燕人韓嬰：（三家詩中惟此人用姓名派，其馀皆國名）韓詩繼承先秦說《詩》的傳統(tǒng)，斷章取義，割裂《詩》句，以作自己論文的注腳。

以上三家詩，屬今文學派，因為他們的經(jīng)文，全用隸書所寫，在當時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派。三家詩流傳的地區(qū)和師法、門戶均有不同。清人皮錫瑞說：“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魯、齊、韓三家大同小異，惟其小異，故須分立三家；惟其大同，故可交立三家。”

毛亨：又稱大毛公，在西漢時自己招收門徒授《詩》。

毛萇：又稱小毛公，毛亨弟子。

毛亨是魯人（一說河間人）,毛萇是趙人（河間）。毛詩屬于古文經(jīng)學派,漢武帝末年（據(jù)前人考證,當在武帝初年或在景帝中）,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到了許多先秦古文字寫的書簡因此稱為古文經(jīng)。按,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說：

兩漢經(jīng)學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jīng)》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謂籀書,世所謂岐陽石鼓及《說文》所載古文是也。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猶今人之于楷書,人人盡識者也。籀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猶今人之于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凡文字人人盡識,方可以教初學。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jīng),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fā)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chuàng)說解。後漢衛(wèi)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于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這是說原無所謂古今文之分,孔壁所出古文《尚書》,也只是就此以與今文對言。至劉歆時立古文學官,才與今文對立。又據(jù)《漢書·藝文志》：“魯共公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皆古字也。”是無《詩經(jīng)》?！睹姟匪Q古文者,乃因其多用古文,解釋亦多用詁訓也。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毛詩詁訓傳名義考》說：“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為《故訓傳》?！瘪R氏又說：“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闢?！庇终f：“蓋詁訓第就經(jīng)文所言者而注釋之，傳則并經(jīng)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

講授古文經(jīng)學說即稱古文經(jīng)學。古文經(jīng)學把經(jīng)書當作歷史著作看,按字義解經(jīng),訓詁簡明,迷信成份較少,政治上主張復古。古文、今文斗爭很激烈,都想爭得統(tǒng)治地位。西漢末年平帝時古文經(jīng)學才被列入學官。到了東漢,著名經(jīng)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由于鄭玄亦精今文,箋毛詩時,多吸收今文長處,故使《毛詩》釋義超過了三家詩,毛詩逐漸取代了三家詩。三家詩逐漸消亡，建安年間齊詩消亡,西晉,魯詩消亡,有石經(jīng)魯詩殘碑一塊流傳于世,不足二百字,已不可窺其全貌。韓詩亡佚較晚,失傳于北宋時,現(xiàn)僅有《韓詩外傳》,但也不是韓嬰的原著,經(jīng)過了后代學者的補充修改。今人研究三家詩,可參考清末王先謙（1842-1917）《詩三家義集疏》（有中華書局校點本1987年版）,清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 （《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本）。研究《毛詩》者，可參考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又稱《孔疏》，有《十三經(jīng)注疏》本）。清人的著作可參看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 （《四庫全書》本、《皇靖經(jīng)解》本）、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中華書局點校本）、陳奐《詩毛氏傳疏》 （《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本、中華書局點校本）。

三、《詩經(jīng)》的分類

《詩經(jīng)》分為風、雅、頌三類。分類的依據(jù)是什么？這是古今學者爭論頗多的問題，大致有以下幾種意見：

１．按內(nèi)容分，漢人主此說，《毛詩序》為代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保?/span>

２．按用途分。此說源于《禮記》。以為《雅》為朝廷宴饗禮儀之用，《頌》為宗廟祭祀先祖之用，《風》則用之鄉(xiāng)國、下民。

３．按作者身份分。鄭樵（《六經(jīng)奧論》）、朱熹（《詩集傳》）主張。他們認為《風》是閭巷風土男女相思之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堆拧穭t朝廷公卿大夫之作?！俄灐穭t為祝宗卜史所作。此說在解放后較流行。

４．按音樂分。北宋李清臣受宋代按調填詞的啟發(fā)，說：“《詩》者，古人之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金石鐘鼓之節(jié)。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得太師與孔子而后分也?！保ㄖ煲妥稹督?jīng)義考》卷98引）此說影響很大，其后程大昌、鄭樵、朱熹等隨相附和，今人亦普遍接受。

以下解釋風、雅、頌

１．風

《詩大序》：“風，風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故曰風?！贝耸秋L教說。漢人又以為風是風俗、風土，《漢書·五行志》：“天子省風作樂。”應劭注說：“風，土地風俗。”《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今人楊公驥也認為：“風的原義是地方風俗、風土、風光?！保ā吨袊膶W》第一冊）

漢儒教化說，至宋代始被突破，朱熹《詩集傳》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此說對后人影響頗大。但近代學者亦有表示不同意見，如朱東潤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提出質疑。（參見《詩三百篇探故》）此外，清末以來，有人又提出“詩體”說，崔述《讀風偶識》說：“《風》、《雅》之分，分于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绷簡⒊凇吨袊牢募捌錃v史》一書中也說：“《南》、《風》、《雅》、《頌》是四種詩體?！?/span>

樂調說，此說創(chuàng)始于宋人。鄭樵《六經(jīng)奧論》認為“風”是風土之音，這個觀點已普遍為今人所認同。游編《文學史》說：“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這個定義與“民俗歌謠說”相近。說是樂調，根據(jù)為《大雅·嵩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風”在這里就是樂調、曲調的意思。《左傳成公九年》范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币彩侵傅那{。

《詩經(jīng)》中十五種地方樂歌概括為“風”或“國風”始于何時？顧頡剛根據(jù)《荀子·儒效》和《荀子·大略》與《禮記》的記載，指出：“'風’或'國風’之名，在戰(zhàn)國時就成立了?！币浴皣L”為名，最早見于《荀子》（“風”見于《儒效》，“國風”見于《大略》）。但先秦時期是否稱為“國風”？上博簡之《孔子詩論》記稱“邦風”，是本來就稱“邦風”，後因避劉邦諱而改稱“國”，還是此乃一家之記呢？

２．雅

《毛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敝祆鋭t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苯袢说慕忉屖?，雅同夏，古代同音ga，周統(tǒng)治者自稱夏人，因此王畿之地的音樂便稱夏音，也就可以稱雅音。又《皇矣》在《大雅》，而墨子寫作《大夏》，可證。又，近時上海博物館購藏之戰(zhàn)國簡，其中有所謂“孔子詩論”，其風、雅、頌寫為“訟”、“大夏”、“小夏”、“邦風”（漢時諱邦，故改為國），可證雅、夏相通。雅有正之義，蓋王畿乃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全國在語言方面以王畿方言為標準音，“雅”就是“標準”的意思，也就是“正”的意思。樂歌以王畿樂歌為正樂，這是當時尊王觀念的具體體現(xiàn)。

小雅、大雅之分：

《毛詩序》說：“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碑敶鷮W者有的解釋是，小雅、大雅與時代及內(nèi)容有關，編者可能把時代較早的以歌頌為主的雅詩編為一集，稱《大雅》，把時代較晚的民歌一般貴族的雅樂編為一集，稱《小雅》。（周滿江《詩經(jīng)》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有的則解釋是按內(nèi)容分，孫作云《說雅》認為古人把講述西周盛世或王室中興的詩叫做“大雅”，“大雅”就是大周、大夏和盛周的意思。把那些反映當時亂離情況、特別是幽王時代的詩叫做“小雅”，“小雅”就是小夏、小周或衰周的意思。（《文史哲》1957年第1期）在《大雅》中，有一些敘述了周的始祖至周王朝興起發(fā)展的史績，具有敘事詩性質，可視為周代史詩?！缎⊙拧芬徊糠址从沉酥芡醭呦虮罎]落的社會現(xiàn)實，反映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諷剌社會現(xiàn)實的作品，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頌

《毛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是頌德說。清人認為頌者，容也，即舞態(tài)。阮元《揅經(jīng)室集》卷一《釋頌》說：“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而已。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之為《頌》?！比钤尅绊灐薄ⅰ叭荨惫抛滞?，而“容、養(yǎng)、漾”一聲之轉，故通。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頌》是宗廟樂歌。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說：“宗廟之音曰《頌》。”這一說法當來自漢人，蔡邕《獨斷》說《周頌》：“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span>

王國維《說周頌》反對阮元之說，他認為要證明“頌”是舞曲是困難的。因為《周頌》各篇都很短，不分章，不象舞曲。他認為《風》、《雅》、《頌》之別，當于聲求之。他并且說《頌》的樂曲比《風》、《雅》的速度要徐緩一些。

《頌》有周、魯、商三頌。其中《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共計四十篇。其中《商頌》是宋國的頌詩。武王封紂王子武庚祿父以續(xù)殷祀，是為宋國，宋大夫正考父作詩美其祖先，是為《商頌》?！渡添灐?，王充《論衡·須頌篇》稱為《殷頌》。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說：“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钡@個問題一直有爭論，有人以為正考父與宋襄公不同時，所以雖是美宋襄公，未必是正考父所作，但日本學者白川靜力主正考父與宋襄公同時。

四、《詩經(jīng)》的時代和地域

１．時代

《詩經(jīng)》中許多作品的時代都有爭議,一般以為較早的詩是《周頌》，共三十一篇全部為祭祀歌，當是西周初七、八十年間的詩。但這牽涉到《商頌》的時代問題。據(jù)《詩序》說：“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是以《商頌》為商人祭祖之詩。但三家詩則認為是春秋時宋人的作品。因為宋是商人後裔。梁啟超據(jù)第五首《殷武》有“奮發(fā)荊楚”的話,認為商朝根本沒有“荊楚”之名,所以《商頌》實是正考甫歌頌宋襄公的作品。梁的這兩個觀點都不能成立,關于商時有無“荊楚”之名,已經(jīng)得到甲骨文的證實；其次,正考父究竟是宋襄公時人還是宋戴公時人,還可以討論?！吨茼灐分凶钤绲脑?，是武王伐紂以后，得勝回朝，祭祀文王廟所作的《大武舞歌》（《武》），其馀大部分是周成王時代作品?！吨茼灐分凶钔淼氖恰秷?zhí)競》，這是周昭王初年祭祀文王、成王、康王的歌。《魯頌》的時代為魯僖公時，約公元前七世紀（前659－626）。

《國風》的時代，或當以《豳風》為早，舊說以為當是周公旦時作品。如說《東山》、《破斧》反映的是周公東征的事。但如屈萬里先生《古籍導讀》（香港綠原書店1964年12月版）說，《狼跋》中的“公孫”，不可能指周公，因為周公旦應稱“王孫”或“王子”，而未宜稱“公孫”。疑此“公孫”可能是周公旦後裔。復引日本學者白川靜《詩經(jīng)蠡說》（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稱《豳風》諸詩，當作于夷、厲之際，詩中的周公，乃周公旦之後人。所謂東征，乃東征玁狁也。其馀絕大部分是春秋初年的詩?！秶L》中較晚的詩當在春秋中葉以後了，大致是公元前770－600年一百七十年間的詩。舊說以為《陳風·株林》最晚，其詩寫陳靈公通于夏姬事，宣公十年（周定王八年，公元前五九九年），夏徵舒弒陳靈公。但據(jù)明何楷《經(jīng)世本古義》、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國風》中最晚的是曹風中的《下泉》，是曹人贊美郇伯勤王的詩。郇伯即知伯，率師勤王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前516）。

２．產(chǎn)生的地域

很廣。以《國風》來說，邶、鄘、衛(wèi)都在今河南北部和山東之間。王、鄭、檜、陳在今河南省境，曹、齊在今山東，唐、魏在今山西中部和西南部，秦和豳在今陜西、甘肅之間。周南、召南，直到長江和漢水流域。此外，《雅》、《周頌》是王朝詩，在今西安附近。這樣，《詩經(jīng)》的地域西到甘肅，東到山東半島，北到山西太原一帶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南到長江、漢水一帶。

五、《詩經(jīng)》的結集與整理

《詩經(jīng)》既然包括范圍這樣廣大，歷時這樣長久，作者眾多，加上當時書寫、傳播等原因，它是怎樣成為現(xiàn)在這個樣子的？有這樣幾種說法：

１．采詩說

這是漢人的說法。

（１）《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之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

（２）劉歆《與揚雄書》：“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逌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案即方言之同義詞。郭璞說：凡以異音相易謂之代。）、童謠、歌戲?！保ㄒ姟斗窖浴罚?/span>

（３）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xiāng)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

（４）《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引《夏書》（逸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預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

又孟子說：“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清人辨“跡”即“遒”，古“遒人”即采詩之人，是則孟子已說明古有采詩之人。對這一制度，后人因先秦古籍沒有這樣的記載而產(chǎn)生懷疑，以崔述為代表，見其《讀風偶識》卷二“通論十三國風”。（袁編文學史第一卷第二章注6,第80-81頁）

我們的意見是傾向于采詩說，因為象《詩經(jīng)》這樣包括范圍如此廣泛，其韻部系統(tǒng)基本相同，形式主要為四言，在先秦交通不便，語言各異的情況下，不經(jīng)過有意識、有目的地采集和整理，象《詩經(jīng)》這樣體系完整，內(nèi)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xiàn)，是不可能的。而且周代的書籍、學術、教育都掌握在王官之手，一般的貴族文人也無力搜集和編定，所以《詩經(jīng)》這部書，我們認為當是周王經(jīng)過諸侯各國的協(xié)助進行采集，然后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

２．獻詩說

在古代文獻中，還有獻詩、陳詩的記載：

（１）《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span>

《晉語》六：“范文子云：'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工，矇瞍也），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兜，惑也）?！?/span>

《毛詩·卷耳》：明王使公卿獻詩。

（２）《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３．刪詩說

最早提出的是司馬遷，見《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span>

《漢書》也承此說（《藝文志》），至歐陽修更發(fā)展了《史》、《漢》之說，見其《詩本義》，清人如顧炎武等也都贊同此說。反對此說者，也不在少，如漢的孔安國（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唐孔穎達、宋葉適、清朱彝尊、方玉潤、崔述等。反對的理由是：

（１）孔子自己及門人弟子都沒有說過“刪詩”的事，須知孔子對自己所做正禮樂等事，是經(jīng)常要講的。

（２）《左傳》記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魯樂工演唱十五國風及《雅》、《頌》各部分，與今本《詩經(jīng)》次序一樣，而此時孔子未滿十歲。

（３）孔子嚴守禮義，其對鄭、衛(wèi)之樂屢屢表示不滿，若云刪詩，何不刪去此詩？此外，《論語》所載“素以為絢兮”，深為孔子嘆賞，為何今本《詩經(jīng)》不載？

（４）孔子是時不具備掌握全國各地詩歌的條件，他當時不得志，“若喪家之犬”，即令其掌握有許多詩歌，恐其刪詩也不令各國大夫臣服。

《詩經(jīng)》原本肯定不止311篇，先秦文獻如《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論》、《孟》、《荀》、《莊》、《韓》、三《禮》等都引有逸詩（參見董治安《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齊魯書社1994年）。近年上海博物館購藏之戰(zhàn)國簡有31枚是始被定為“孔子詩論”的竹簡，其中有佚詩6篇，另外在7枚記載詩曲音調的竹簡中發(fā)現(xiàn)了40篇詩曲的篇名，除了《碩人》和今本《詩經(jīng)》同名外，有的與今本篇名類似，也有為今本所未見的佚詩（參見《文匯報》1999年1月5日，又，朱淵青《出土文獻與傳統(tǒng)學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這些也證明司馬遷所言是有依據(jù)的。

但《詩經(jīng)》畢竟是經(jīng)過整理的，加工者不一定是孔子，也不一定是某一個人，有人以為是教“六詩”的太師（見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余冠英先生《關于改“詩”問題──討論＜詩經(jīng)＞文字曾否經(jīng)過修改的一封信》全面論述了《詩經(jīng)》經(jīng)過修改的可能性，并認為除音韻、句式、相同的句子重現(xiàn)于許多詩篇外，還有許多修改的痕跡可尋，如１．《詩經(jīng)》中有幾個套子，反復運用，如出一手，如“昔我”、“今我”等；２．還有一些常見的語首助詞，如“薄”、“言”等；３．稱謂語的一致；４．有經(jīng)過增減章節(jié)，分割拼湊之類的修改。按余先生所論很有道理，今美國華裔學者王靖獻教授在１９７１年所寫博士論文《鐘與鼓──＜詩經(jīng)＞的套語及其創(chuàng)作方式》一書，即采用所謂口述創(chuàng)作套語理論，分析《詩經(jīng)》這種使用套語現(xiàn)象。切入問題的視角和研究結果，與余先生可以彼此相發(fā)明。

六、《詩經(jīng)》的題目和作者

《詩經(jīng)》中的詩，本來沒有題目，后經(jīng)人選定才增添，大部分取詩的頭兩個字，或頭一個字、頭一句的，如《漢廣》；也有從詩里摘取不相關聯(lián)的兩個字如《韓奕》，還有少數(shù)不從詩里選取，另外取名的，有兩篇：《巷伯》和《雨無正》。這樣一來，難免有重名的，如《揚之水》、《羔裘》有三篇，《柏舟》、《谷風》有兩篇。

《詩經(jīng)》的作者，絕大部分是無名氏，只有少數(shù)詩里寫出了作者的名字，如《大雅》中的《崧高》、《烝民》兩篇有“吉甫作誦”語，知作者為西周著名貴族尹吉甫?！断锊芬辉娬f作者是“寺人孟子”，寺人是宮中小官。又《小雅·節(jié)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魯頌·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標明作者的有此五篇。按《魯頌·閟宮》之“奚斯所作”，三家詩謂作詩非作廟也，而毛詩則謂作廟。

除此以外，有些經(jīng)后人考定為某人所作，恐多不可靠，但《載馳》一篇為許穆夫人所作，是為大家所認可的。

七、六詩、六義

“六詩”之說，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薄傲x”則見于《毛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标P于“六義”的解釋，古今學者都有許多不同意見，一般普遍為人接受的解釋是唐孔穎達的說法。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六義?！保ā睹娬x》）意思是說，風雅頌是《詩》的體制，賦比興是《詩》的表現(xiàn)手法。

風雅頌見上述，以下說賦比興。

鄭玄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善，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边@是從《詩》的政治作用而言，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鄭玄對賦比興三詞本義的解釋還是正確的，比如說賦的意思是鋪，而比是比喻言之，唯對興的解釋不太準確。比較正確的解釋是宋代的朱熹，他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簡單地說，賦就是直接地說，比就是比喻，興即起興。賦是《詩經(jīng)》中最基本、也最常用的表現(xiàn)手法。賦就是鋪陳，通過正面的描寫、記敘、議論，來直接鋪寫物態(tài)，闡明事理，抒發(fā)情感，比如《七月》、《君子于役》、《溱洧》等。

比，即今人寫作中常用的比喻和比擬兩種表現(xiàn)手法。從比的類型看，《詩經(jīng)》的比有兩種情況，一是純用比體的詩，一是詩篇中運用的修辭手法。前一種如《魏風》中的《碩鼠》、《豳風》中的《鴟鸮》等?！洞T鼠》通篇描述不勞而食、令人憎惡的大老鼠，表現(xiàn)了詩人對它的憎惡之情。這里的大老鼠實際是指“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毛詩序》）的統(tǒng)治者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詩說：“履畝稅而《碩鼠》作?！饼R詩說：“周之末途，德惠塞而耆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是也?！彼^履畝稅，是指原來農(nóng)民每年要出勞役為公田耕種，私田百畝可以不納稅，現(xiàn)在除了服役公田，私田還要納實物的十分之一為稅。《碩鼠》一詩就是在這樣的剝削制度下產(chǎn)生的。

后一種比喻，《詩經(jīng)》中用得很多。從比的基本形式看，《詩經(jīng)》的比喻有明喻、暗喻、借喻。明喻如“出其東門，有女如云?！保ā多嶏L·出其東門》）“有女同車，顏如舜華?！保ā多嶏L·有女同車》）“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hu）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保ā缎l(wèi)風·碩人》）暗喻指本體、喻體都出現(xiàn)但不出現(xiàn)喻詞，如“祁父，予王之爪牙?！保ā缎⊙拧て砀浮罚?。借喻指本體與喻詞都不出現(xiàn)，而用喻體代替本體的一種比喻。如《邶風·新臺》：“燕婉之求，籧篨不鮮?！边@是衛(wèi)國人衛(wèi)宣公劫奪兒媳的詩?！薄睹颉罚骸柏菪l(wèi)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笨住妒琛罚骸按嗽娚w伋妻自齊始來，未至于衛(wèi)，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span>

興者，起也。先詠一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比如《關睢》，用雌雄鳥的叫聲起興，引起青年男子的愛慕之詞。興的詞語，有的是與所引之詞有關系，有的是沒有關系。如《關睢》是有一定的關系。又如《秦風·蒹葭》，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秋景為主人公的追求意中人烘托氣氛，創(chuàng)造意境。

八、關于《毛詩序》

1．所謂《毛詩序》，指《毛詩》各篇前篇的序，有《大序》、《小序》之別?！洞笮颉芳粗浮蛾P睢》序中自“風，風也”至全文末一段（《經(jīng)典釋文》引舊說），是對《詩經(jīng)》的總結。其小序則是各篇前之解說本篇的文字?！睹颉返淖髡邭v來眾說紛紜，或謂《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或謂東漢衛(wèi)宏作《毛序》（范曄《後漢書·儒林傳》），清人認為《小序》在毛萇以前已傳《詩》中已有，《大序》則是毛萇以後人所作。此可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詩大序》是一篇代表王朝正統(tǒng)文藝思想的綱領性文獻，重視《詩》的教化作用，提倡“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主文而譎諫”，同時又特別強調諷諫作用，要“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對上和下兩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对姶笮颉穼χ袊敶奈乃囁枷氘a(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小序》一般是對各篇詩歌的基本思想的論述，并闡述其基本的寫作背景歷史史實。

2．變風變雅

舊說以《二南》為正風，《邶風》以下十三國風為“變風”；以《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附于《大雅》，謂之“變雅”。

3．四始

舊說以《關睢》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謂之“四始”。

又《毛詩序》：“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