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他是陳誠最寵信的一個將領，雖然曾官拜聯(lián)勤副總司令，卻能做到一不貪污，二不請客送禮。這在當時，也算是難能可貴，所以他的兒女沒有一個送往外國去讀書的。成了戰(zhàn)犯之后，他對那些“靠攏政府”的積極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組長、副組長，不是他的舊部軍長，就是他認為“不屑與談”的人。這樣，當然經(jīng)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加上他專心致志去搞什么“黃維永動機”，就更成為批斗的對象了。

我和他曾經(jīng)同在一個組，我親眼看到過，別人批評他時，他閉目養(yǎng)神，面上毫無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評使他感到討厭時，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絕招”，就是當批評者的話音剛落，他能用力一掙，隨即放出一串響亮的屁聲。這往往引起對方更大的反感，而厲聲責問他:“這是什么態(tài)度?你遲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話剛剛說完，你的屁就來了。這不等于在諷刺人家對你的批評是在放屁!”他到這種情形，總是不慌不忙，若無其事地冷冷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關系，誰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發(fā)言聯(lián)系起來，那我也沒有辦法?！庇龅竭@種場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廁所里去笑上一陣才敢回來。雖然事隔多年，到現(xiàn)在一想起那種情況，我還會笑出聲來。

黃維受到批評后，真的是“若無其事”嗎?不!他總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話發(fā)泄到他的筆尖上。他經(jīng)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子疾書一陣，有人以為他在寫筆記一類東西。他不給人看，別人也不能硬要去看他寫些什么。因為在戰(zhàn)犯管理所里，按規(guī)定，對個人寫的東西，自己不愿公開時，別人不能強迫他公開。因為共產(chǎn)黨人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轉變不能用硬性辦法，這和強制勞動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來。用他們的術語叫“耐心等待”。不過，有時黃維也故意讓人知道他在發(fā)泄自己對批評的不滿。

有一次，他在挨批之后在桌上寫下:“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他寫好后就放在桌上。和他同組的有個閻錫山手下的死守臨汾的梁培璜司令官看到后，馬上大聲質問他:“你是龍，你是虎;誰又是蝦，是犬?”“誰愿意當蝦就當蝦，誰愿意當犬就當犬，我管不著!”他的這一回答，更使得對方火冒三丈。這時，正在午睡的那位學習組長，連忙爬了起來，拿起紙條一看，隨手就向黃維臉部打了一耳光。這完全出乎意料的舉動使黃維來了個措手不及，因為戰(zhàn)犯管理所有規(guī)定，不管犯了什么錯，都只能批評，嚴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方法，絕對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罵人。

那位組長既打人在先，黃維也就決心還擊于后;只見他劍眉倒豎，怒眼圓睜，右手握拳朝對方腦門猛力擊去。如不是梁司令官眼疾眼快，把那位組長向旁邊一推，那一拳落在頭上不死也得重傷。這時，其他同組的人都趕忙來勸解，戰(zhàn)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馬上趕來，一問這情況，立刻又把管理所的負責人請了來。他一聽，便很嚴肅地指出，這是一次極其嚴重的違反政策的重大錯誤行為，應當馬上召開全體大會來好好認識一下這種錯誤的性質。同時也指出，黃維用這種成語來對別人對自己的批評，也是不對的。黃維聽了后，原來漲紅了的臉慢慢恢復正常。而那位打人的學習小組組長，原來趾高氣揚，認為自己理直氣壯，敢于和錯誤思想斗爭，滿以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像冬天一下掉進冰窟一樣的難受。自然，從那次后，再也沒有人敢動手打人了。

與這一事件的起因幾乎完全一樣的，是發(fā)生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身上。這位國民黨的高級將領與其他人有很多特別不同的地方，他出身于保定軍官學校，資格老，而且是幫會首領，興趣也是多種多樣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三教九流，嫖賭吃喝，無一不精。文能登臺演戲，武可騎馬打槍;小能教孩子練武，大可指揮百萬大軍……雖然有一點點自吹自擂，但的確是不同凡響的將軍。和他在一起，使人不會感到寂寞。

我和他的關系較深，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由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晉升為副總司令、專機由臺北送到云南去指揮在云南的兩個中央軍的。他臨離臺北前，軍統(tǒng)特務頭子毛人鳳在給他餞行時，還特別托囑他攻下昆明，立即把我用專機押返臺灣。因毛人鳳收聽到了我被迫起義的通電和廣播，以為我真的背叛了國民黨，所以恨我入骨，認為太給他丟人了!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解放，軍統(tǒng)將級特務和地方負責人正式發(fā)通電起義的，只有我一個。

他曾向蔣介石大總統(tǒng)夸過?？?，軍統(tǒng)的高級骨干都是忠于領袖的，絕不會公開叛變。而在大陸最后這一塊根據(jù)地上，我這從十幾歲便受到戴笠親自培植起來的人，居然公開通電起義，實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沒有料到，湯堯見到我時是他被活捉后，同我一道關在昆明陸軍監(jiān)獄中。兩人過去雖然不相識，但一經(jīng)交談，便臭味相投，成為莫逆之交。所以，我們兩人在背地里是無話不談的。

到了北京，兩人又相聚在一起時，我便常勸他，少發(fā)點牢騷。他總是愛用一些很詼諧的話去諷刺那些“積極分子”。我勸他，效果也不大。有一天，他也是在每周舉行一次的生活檢討會上挨了別人幾句批評后，一肚子不高興，像他那樣整天吊兒郎當、打胡亂說的人，可以說隨時隨地都能給人把小辮子抓住的。

他挨了批評之后，便在上廁所時，又唱起他在獄中最愛唱的《四郎探母》，來發(fā)泄心頭的一腔憤懣。正當他低聲得意地唱道:“……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再一個“我好比”還沒有唱完，正好給悄悄走進廁所的、那位剛在小組會上批評過他的另一位什么總司令聽到了，馬上就質問他:“這樣一個嚴肅的改造機關是'籠子’嗎?你是什么樣的鳥?你要展翅飛回臺灣嗎?……”湯堯和黃維對待別人批評是采取不同方法的。他懂得，在這種場合，硬頂別人會更加招來麻煩，最好的對付辦法，是承認錯誤，自己大罵自己一通，裝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便可平安過關。用他自己常對我說的一個原則，就是“虛心接受，存心不改”。

他最會鉆空子。管理所的負責人經(jīng)常向戰(zhàn)犯們提到，批評與被批評的人，應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所以他每次挨批后，小組會上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態(tài)的時候，他總是滿面笑容地回答:“我誠心誠意地、愿意加勉?！边@表示別人的批評是批評錯了。

老實說，有些人對別人批評，目的只是為了顯示自己比對方高明，思想比對方“進步”，以求博得管理所領導的稱贊，希望能提前出去。而負責戰(zhàn)犯管理的每一個干部，幾乎都是經(jīng)過仔細挑選來的，他們每天都要研究這些戰(zhàn)犯所使用的那一套一套的新舊手法，絕不會因為在一次批評會上有什么“進步”表現(xiàn)，就輕易做出什么好與壞的結論，而是要在長期、全面、仔細、認真的考察中去看每個人的表現(xiàn)，絕不輕信任何一個戰(zhàn)犯的一面之詞。憑湯堯的聰明、機智，他早就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對待批評從來就不把它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來對待。這次給人抓住了辮子，想賴也賴不過去，只好表示承認錯了。對方好不容易抓到了他這種“出自內(nèi)心不滿的思想問題”，“一定要提高到原則上來批斗他一番”，他便想好了一套“深挖思想基礎”的方法來對付這場批斗。

第二天上午，當學習小組組長剛宣布，今天要湯堯好好檢查昨天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時，他就一個勁地首先認錯，表示“決心痛改”，“保證不再重犯”。

很多人都知道他又在?；ㄕ?，一定要他認真挖思想，他便把夜晚想好的一套新的東西搬了出來。只見他不慌不忙地先咳了一陣，方才慢吞吞地檢查起來。他承認自己對“同學”的批評有抵觸，想仿效“阿Q精神”來一個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學”囚禁在籠中的小鳥，希望能展翅飛到人民行列中去，為祖國建設做貢獻……當然這種檢查是不能使“同學”們滿意的，便一再追問他是受什么反動思想支配，最后逼得他承認了想早日脫離戰(zhàn)犯管理所，逃回臺灣去繼續(xù)與共產(chǎn)黨作對……這樣才使全組的人，認為這是他的真實思想，能挖出這種反動思想，是全組的人一次重大的收獲，便鄭重其事地把小組記錄整理得端端正正送了上去，滿以為非給湯堯一次重重的處分不可。許多人估計，不把他打入單身牢房去囚禁，取消對他的種種優(yōu)待，也會給他戴上腳鐐來懲罰幾天，至少不得由管理所召開一次全體批斗會來好好斗他一斗。

結果出人意料的是，一天兩天過去了，沒有絲毫動靜;半個月過去了，也沒有一點消息。那位自認檢舉有功的總司令和學習小組長都再也忍不住了，便一次又一次去當面詢問管理員，得到的答復使他們感到意外的高興，管理員告訴他們，不久就會由上級領導來作結論。這樣，全組都很興奮。我聽了都替湯堯捍了一把汗，他也有點慌了。等到上級首長來集合全體戰(zhàn)犯講話時，我和湯堯都在提心吊膽。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首長的講話，不但沒有對湯堯提出批評，更沒有提到要懲罰;相反的，是對湯堯的檢討大加稱贊。一再強調，湯堯肯這樣大膽暴露思想，是值得表揚的。并以肯定的口吻向大家說，你們當中有這種思想的人相信很多，只是沒有人敢這樣暴露。沒有這種思想的人可能也有，但不會很多，政府是鼓勵大家要敢于暴露思想，暴露了就會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沒有。并再三問:你們都改造好了嗎?都不想回臺灣去嗎?都認為這種“鳥籠生活”很滿意嗎?對共產(chǎn)黨沒有絲毫怨恨嗎?

當問得大家瞠目結舌不知怎樣回答時，這位首長才用肯定的口吻聲明:有這種思想，一點也不奇怪。一點沒有才是怪事。不過，這種思想會一天天減少，一天天轉變，慢慢地由多到少，由少到?jīng)]有，總之，還得經(jīng)過一段很艱難的過程。但相信最后一定會有絕大多數(shù)的人，能完全去掉這種思想。也會有個別的人，一直要長期甚至永遠保留著這種思想，這就是經(jīng)過很久的分析后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散會后，湯堯抿著嘴朝我一笑。一場風波就此結束。他一有空，依舊去哼他的“我好比……”了。

重慶戰(zhàn)犯管理所成立不久，從各方面挑選來集中的戰(zhàn)犯，正在歡天喜地地相互慶賀待遇改變、新生有望時，突然一次首長講話后，不少人便陷入了比過去更加痛苦的日子。因為這許多高級戰(zhàn)俘中，有的是長期單身囚禁;有的是長期患病住在監(jiān)獄醫(yī)院;有的從來不看報;有的雖是從勞改單位挑選來的，也是在一天勞動之后，倒頭便睡。

可以說，至少有一半人是與世隔絕一樣，根本不了解社會上在搞什么運動;對常用的一些成語，也很陌生。那位首長的講話為什么會引起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波動呢?主要是他那一口南腔北調的口音，使許多人產(chǎn)生了誤會，憋在肚子里，很久不敢說，更不敢去問，也不敢彼此交談、研究。因為，長期過著驚弓之鳥的生活，遇事都得三思、四思。

究竟是什么話使人驚恐?原來他硬學北京人講官話，想把“脫褲子割尾巴”的尾字讀成“以”字，但學得不太像，使人聽了后，錯誤地把“以”聽成了“雞”平日又很少聽到過這句話，如果聽慣了，再講得聲音不對，也可以理解;而陡然間一聽，要大家下決心，忍痛脫褲子割雞巴，怎么會不嚇出一身冷汗?而感到這種懲罰，是和太史公司馬遷的遭遇一樣，要受宮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