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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年十月，湖北學(xué)政孔祥霖奏請王夫之從祀文廟，略謂：“是以咸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居多。蓋夫之知明社之屋，前由武備之廢弛，后由兵謀之未嫻，故于歷代兵事，辨之綦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出興戎機，遂能削平大難。”不過，“咸同之際”的說法還可以更加清晰一點。實際上，王夫之思想對湘軍人物產(chǎn)生普遍性的影響，是在同治年間。準確地說，始于同治四年。因為這一年，在曾國荃主持下，金陵書局大規(guī)?？小洞竭z書》，達五十六種，二百八十八卷。這是王夫之思想能普遍影響湘軍人物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而在此之前，王夫之著作的流播很有限。因此，同治四年之前與后，王夫之思想對湘軍人物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局面。前一時期，王夫之思想對湘軍人物的影響僅限于極少數(shù)人，并且這極少數(shù)人對王夫之思想的了解也比較有限。因此，王夫之思想在湘軍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并沒有發(fā)揮作用。也就是說，孔祥霖奏折所稱“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出興戎機，遂能削平大難”的情形，是平定太平天國之后的事了。金陵書局之前，王夫之著作有過多次刊刻。康熙、雍正間，有王夫之子王敔“湘西草堂”刻本，凡二十七種。嘉慶間，有衡陽翰林馬倚元“匯江書室”刻本，大概十馀種。至道光時，這些書籍近乎失傳。嘉道間名臣、理學(xué)家唐鑒說：“先生著書三百馀卷，余所見者《易內(nèi)外傳》、《張子正蒙注》而已?！奔蔚篱g，文獻大家鄧顯鶴所見王夫之著作，種類尚不算少，然而“舊刻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于是，他“慨然發(fā)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鋟木，嘉惠來學(xué)。以是強聒于人，無應(yīng)者?！笨梢娖鋾r王夫之著作之難覓。道光十九年，鄧顯鶴通過歐陽兆熊得知，居于湘潭的王氏六世孫藏有王氏遺書。次年，在鄧氏主持下，湘潭王氏“守遺經(jīng)書屋”開始刊刻王夫之著作。校讎主要由鄒漢勛負責，參與者有左宗植、湯彝、馬敬之、歐陽兆熊、左宗棠、羅汝槐、袁芳英。至二十二年止，共刊刻十八種，一百五十卷。二十八年，衡陽學(xué)署重刻“湘西草堂”本，僅五種。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太平軍林紹璋部占領(lǐng)湘潭。四月五日，敗于湘軍，退出湘潭。“守遺經(jīng)書屋”的王夫之著作雕板毀于此間兵火，這導(dǎo)致王書流傳不廣，歐陽兆熊說“流傳未廣，旋罹兵燹”。目前所知，湘軍代表人物在道咸間讀過王書的，僅有左宗棠、劉蓉、曾國藩、郭嵩燾。羅澤南是有條件看到王書的，但在其存世文字中，看不到他曾接觸王書的跡象。左宗棠作為“守遺經(jīng)書屋”本整理者之一，對王書無疑是有較多了解的，但其存世文字極少涉及王夫之。僅在同治十三年，當譚文卿贈與他“金陵書局”本時，他在復(fù)信中談及“守遺經(jīng)書屋”本相關(guān)情況，云“原刻系老友鄒叔績?？?.....當刻此書時，家仲氏與鄧湘皋先生實主其事，湘潭人歐陽曉岑從中勸王氏裔世全出資成之。曾文正在鄉(xiāng)督師時，湘潭被賊，此書毀焉?！?o:p>曾國藩是“金陵書局”本的主要整理者之一，校閱了其中一百一十多卷。而在此之前，他接觸王書不多。道光二十六年，給劉傳瑩寄過《詩經(jīng)稗疏》、《方輿纂》。二十七年，致信歐陽兆熊之子歐陽勛，托他代購一部《通鑒論》。除此之外，未見他提及其他王書。同治二年，致函吳棠，云“敝省先哲王船山先生夫之，國史儒林傳中次居第二，著書甚富，約有三百萬余言。道光年間曾刊，未睹其全?！贝恕笆喾N”，當指“守遺經(jīng)書屋”本?？梢姷老涕g曾國藩讀過的王書也就幾種而已。同治三年，曾國藩日記開始出現(xiàn)大量閱讀王書的記錄。兩年多內(nèi)，他閱讀了《張子正蒙注》、《說文廣義》、《尚書引義》、《禮記章句》、《書經(jīng)稗疏》、《詩經(jīng)稗疏》、《周易稗疏》、《春秋稗疏》、《讀通鑒論》、《宋論》、《葉韻辨》等?！端握摗纷x了一周，《禮記章句》、《讀通鑒論》均讀了一個多月。可見，曾國藩對王夫之思想的全面、深入了解，實際上始于同治三年對“金陵書局”本的參與。在此基礎(chǔ)上，他形成了對王夫之思想的基本看法。同治五年，致函郭嵩燾，云“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zhí)條例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逼吣?，致函潘黻庭，云“來示稱王船山先生之學(xué)以漢儒為門戶，以宋儒為堂奧，誠表微之定論。觀其生平指趣，專宗洛、閩，而其考《禮》疏《詩》，辨別名物，乃適與漢學(xué)諸大家若合符契。”又致函歐陽兆熊，云“船山說經(jīng)高于論史，卓見極是。而說經(jīng)又以《禮記章句》為最?！?/span>這種深層次的關(guān)于王夫之的議論，在曾國藩道咸間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原因就在于彼時他對王夫之思想的了解還很有限。由于有地利之便，劉蓉應(yīng)該比曾國藩更早讀到“守遺經(jīng)書屋”本。大概在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歐陽兆熊贈王書六種給劉蓉，包括《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春秋世說》、《春秋家說》、《續(xù)博議》。八月，劉蓉致函曾國藩，談及王書，云“綜其大旨而論之，大都狃于記誦詞章之習(xí)，而不探其本，好為新奇譎怪之論，而不揣其平。是以詞愈費而理轉(zhuǎn)不明，論彌高而義更無當。雖其引類連義若有據(jù)依，援古證今，若無畔岸，辨析名物，推究天人，若極淵博微妙，而不可以名求，究之影響，支離、細碎、繁衍，了無當于義理之實。至其偏駁之論，苛刻之辭，則又有變是非、亂黑白而不可為訓(xùn)者。以視空疏、固陋者流，雖若有間，而要之于道，則概乎未之聞也。大抵國朝諸公，有鑒乎新會、姚江高空談心性之弊，而欲務(wù)為該博之學(xué)以實之，于是蒐集漢唐以來注疏、訓(xùn)詁之說，拾煨燼，啜糟粕，而自以為博慮，或病其陋也。又雜取乎宋儒名理之言，顛錯其間，務(wù)使先賢之奧旨微詞盡淪胥于糠粃泥沙之內(nèi)，而不復(fù)可以爬搔。及其說之既窮時，復(fù)自出新意以為折衷，每伸一義，必盡舉數(shù)十百家之言，反復(fù)遷就，以為左驗。稱說愈繁，要義愈晦，而經(jīng)學(xué)之會，害自此深矣。五峰方言學(xué)欲博、不欲雜，茍不知道，其得免于雜者幾何哉！” 次年九月，曾國藩復(fù)書，云“伏承信道力學(xué)，又能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開學(xué)術(shù)之蔀，甚盛！甚盛！”。其時，彭洋中在京中，曾國藩將劉蓉信給他看，他的體會是“精識宏議，愧服靡涯”
。曾國藩還將劉蓉信寄給諸弟，并叮囑“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說明曾、彭對劉蓉的意見是很佩服的。 曾國藩和劉蓉的師承都可追溯至劉象賢，他與王夫之既為知音，又系親家。但從以上情況來看，曾、劉的師承并不能夠?qū)⑼醴蛑乃枷雮鬟f給他們。不過，劉蓉提及的王書中的問題，很可能并不是王夫之的問題，而是鄒漢勛的問題。歐陽兆熊為“金陵書局”本撰寫《重刊船山遺書凡例》，有云“前鄒氏校本增刪攛易，非復(fù)本真，或讬言先生晚年改本，以掩其跡?！薄班u氏”即鄒漢勛，“鄒氏校本”即“守遺經(jīng)書屋”本。劉毓松為“金陵書局”本撰寫《王船山叢書?？庇涀孕颉罚瑢︵u氏的問題說得更詳細：“前此新化鄒叔績漢勛，校刻叢書，于經(jīng)書《稗疏》五種多所點竄，就中能訂抄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鄒改較密者，雖補苴罅漏，不為無功，然斷鶴續(xù)鳧，究非廬山真面。且有既經(jīng)增改，轉(zhuǎn)不及原本者。有另改他說，與原本迥異者。有設(shè)為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解者。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為或說者。有襲取諸儒之說，羼入原本者。有改從近時地名，為原本所不應(yīng)有者?！?/span>這些問題與劉蓉發(fā)現(xiàn)的情況有相近之處。然而，左宗棠高度贊賞鄒氏，故對“金陵書局”本糾正鄒氏問題的做法不以為然。當譚文卿給他寄“金陵書局”本時，他復(fù)信說：“鄒之學(xué)問，非吳下諸人所及，其平生于江南名下，只服申耆先生，馀則不甚傾許。迨后殉節(jié)廬州，所撰著大半散佚，僅存王氏子孫所刻《船山遺書》......厥后復(fù)江南，沅甫中丞遂有重刊之舉。亂后人物凋耗，就存者分任校讎，力主駁叔績前役之謬，不知而農(nóng)先生遺書得傳，叔績與有力，其所見亦極有是處?？籍惞虩o不可，至并其書而讎之，亦安知有當于船山先生否耶? ”因此，他不接受“金陵書局”本，且不希望后人閱讀：“《船山遺書》則湘潭板片未毀時，弟家故有存者，異日子孫讀書，或能涉獵及之，無須?？票径??！?o:p>左宗棠抵制“金陵書局”本，反映了湘軍高層對王夫之思想的理解存在明顯的分歧。郭嵩燾研讀王書則始于咸豐二年，自述“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意旨，將合《大學(xué)中庸章句》為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jīng)義為多，鄙心竊獨好之?！?讀《禮記章句》的體會，使他撰成《禮記質(zhì)疑》一書。咸豐十一年，郭氏箋注王夫之《周易內(nèi)傳》。他對此書的評價是：“船山王氏《周易內(nèi)傳》以爻系卦，即卦明象，辨吉兇得失之原，明象辭變占之學(xué)，直上溯圣人贊《易》之蘊，使《易》之道稍明于天下。又晰占《易》、學(xué)《易》二義以為《大象》者，圣人學(xué)《易》之書，皆于數(shù)千年之后心領(lǐng)神悟、貫通其義，漢宋諸儒未有能及之者。不敢謂其書于圣人贊《易》之本旨無稍出入，而其大體則已純矣。”應(yīng)該說，在湘軍人物中，在學(xué)術(shù)上受益王夫之最大的是郭嵩燾。在其學(xué)術(shù)之路上，王夫之思想成為他的營養(yǎng)劑、催化劑。同治九年，郭嵩燾時任長沙城南書院山長，在書院為王夫之建私祠。光緒二年，奏請王夫之從祀文廟。由此可見王夫之在郭氏心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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