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最具風格魅力、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藝術家之一。他早年以油畫為主，致力于油畫民族化的探索。1975年以后轉向水墨畫創(chuàng)作，走上了中國畫創(chuàng)新的道路。創(chuàng)新是吳冠中藝術創(chuàng)作的核心，他的創(chuàng)作為中國現(xiàn)代繪畫事業(yè)帶來了生機和活力。在中國繪畫史上，吳冠中的特殊意義是他開辟了一條跨越傳統(tǒng)程式、融匯中西藝術的道路，將中國繪畫的精神與風貌推向了世界。
吳冠中 （1919—2010） 當代著名畫家 油畫家 美術教育家 偶見《吳冠中說“國畫》(《新民晚報》)，吳先生是當今大名家，影響大，故對他的一些說法，不得不辯。畫家吳冠中說：“國畫”一詞誕生何年何月，我無研究。顯然，傳教士傳來了西洋畫，中國人看那洋畫，畢竟是異種，于是乎我們傳統(tǒng)了幾千年的畫法為“國畫”，以示“正宗”。國畫和洋畫之分，本應淡化或結束于“五四”以后的大交流中。但緣于愛國、愛傳統(tǒng)及排斥異端吧，至今仍努力與洋畫劃清界限，拉開距離，自尊為中國獨有的“國畫”，其實倒是將自己孤立成異種。世界發(fā)展迅猛，并不特別另眼看待“國畫”，藝術中沒有“照顧”，只有競爭，競爭是戰(zhàn)爭。而“國畫”家放不下架子：“這不是國畫，那不是國畫”，看來國畫深居在圍墻里，進不了這圍墻者便非“國畫”。誰是“國畫”的筑墻者，是聰明人？傻子？奴才？柏林墻早已被推倒，“國畫”之墻非倒不可，救救墻下的孩子?！皣嫛碧赜械闹谱鞣ㄊ浅u，美其名曰臨摹，曰仿。陳陳相因，千人一面的繪畫形式卻延續(xù)于幾千年文化的民族中，是驕傲，是悲哀！近幾年，也有人對“中國畫”這個概念提出非議，但并沒有什么能自圓其說的道理，又找不到更恰當?shù)拿~，于是又時行起“水墨”來，連青綠山水、工筆花鳥都成了“水墨”，同時卻否定了中國畫應有的標準，反而使畫界亂上加亂。這篇“說國畫”，是藝術“世界化”、“接軌論”的變相。“異實莫不異名”。以不同的文化根底區(qū)別于洋畫，而稱“中國畫”，雖不能說精確，也不見得有十分的不妥。“異種”與“正宗”，并不是對等的對立概念。中國人看洋畫為異種，洋人看中國畫也是異種。“異種”未必不好，未必就落后（或先進），猶如人類之有黃種、白種或黑種?！爱惙N”是說不同的系統(tǒng)；“正宗”與否則是一個系統(tǒng)內的區(qū)別，二者豈可混為一談？與“愛國、愛傳統(tǒng)及排斥異端”更無關涉。吳先生芥蒂太深，以致概念不倫，莫知所云。吳先生的“正宗”與“異種”，癥結是在畫的“標準”上。世界觀、思維方式以及物質材料等因素，造成藝術表現(xiàn)的差異，形成繪畫“體制”的區(qū)別。“藝術”似乎已經沒有也不可能有定義。但不管是否屬于“藝術品”，既然已成某種類型的“實體”（即“方圓”），就會有某種“規(guī)矩”。作品的“實體”是“形式”，形式雖無定，好丑的標準卻不能變。這是所謂“游戲規(guī)則”。踢足球如以手投球進門，不但不能算數(shù)，還被判為犯規(guī)，甚至罰下場去。“中國畫”的表現(xiàn)方法，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高的標準，是“筆墨”。這里每“見”文化品質，講“標準”，算不上擺“架子”。指著油畫、版畫說：“這不是國畫，那不是國畫”，于油畫、版畫有何損害？吳先生畫了不少好畫。但“好畫”不一定是“好國畫”。說“不是好國畫”，也無損于吳先生的這些畫，無損于吳先生。中國人的藝術智慧，造就了寫“心目界之所有”的中國畫，成為世界上獨特卓異的一個繪畫高峰，我們后代子孫必須自尊、自信、自強、自立，必須堅持主體性，延續(xù)其精華，并且使之更寬、更高、更大（這是學術問題。不應牽扯到什么“緣于愛國、愛傳統(tǒng)及排斥異端”。）。中國畫的發(fā)展，如按照吳先生的說法，只有他自己實行的“西中結合”之路，才有前途，才是藝術；凡“劃清界限、拉開距離”的就跟不上“世界迅猛發(fā)展”，就需像他這樣有藝術眼光者的“另眼看待”而“照顧”為藝術；這種儼然“智者”、藝術“救世主”的樣子，號召推倒“中國畫”之“墻”，豈不顯得狂妄、可笑！“中國畫”有沒有“墻”？這要看如何看待。從發(fā)展的眼光看，沒有墻。漢人、唐人何曾立墻？宋人元人何曾立墻？《易睽卦·象傳》曰：“君子以同而異?！睆摹耙酝悺钡挠^點看，事物必異，或大異如“類”之不同，小異如個體，所以，“異”也可說是無形的“墻”。文化傳統(tǒng)是無形的，又是發(fā)展的。有的人硬是把“文化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文化”等同起來，如視“筆墨”為“筆墨程式”，而毫無道理地批判其所謂“封閉性”。有的無視事物的特殊性，如說“筆墨等于零”。傳統(tǒng)是一條大流，它吸納，向前，變而通，通而變，“通變”而“傳”之不已；而變中有不變者在，傳而能“統(tǒng)”。大概世界“大同”之前，漢字還將存在，統(tǒng)一各國語言成“世界語”，前途遙遠；藝術之異，恐怕我輩乃至后十輩百輩也不清楚是否“結束”。則以今觀之，如果立有“圍墻”，仍是合理而現(xiàn)實的。但這“墻”是無形的，會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消失，如僅以筆、墨為工具，完全異化出去了。其實，吳先生的“西中結合”，也是一堵墻。我的看法，還是各自為“家”，各自治好自己的“家”，固基擴充，興旺發(fā)達，既不硬去擠進人家的墻門，也不去推倒他家的圍墻。吳先生望“中國畫”之墻而欲推倒之，沒有必要。藝術需要“立異”。在中外大交流中，為什么“本應淡化或結束”國畫和洋畫之分，吳先生沒有給出理由。“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周易·系辭》），中國傳統(tǒng)所創(chuàng)導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至今仍是真理。有了各個“一元”，才成“多元”。立異是并立，是“齊放”，而不是“孤立”，不必競爭，更非你死我活。吳先生說：“'國畫’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襲，美其名曰臨摹，曰仿。陳陳相因、千人一面的繪畫形式卻延續(xù)于幾千年文化的民族中”。確實，明代以來，“仿”逐漸形成一種風氣，清代更盛，這種“守成”的心態(tài)應該批判（古人也早批評過，如說：“臨摹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后，格制難成”）；但所謂“制作法”如果是指“創(chuàng)作”法，則“仿作”因寓有個人的“性”、“能”，也非“千人一面”，還是具有欣賞的價值；而“臨摹”原是保留前人精典、佳作（古人謂“移畫”或“傳移模寫”）以及學習的一種手段，怎么可以一起說成為“'國畫’的特有制作法是抄襲”呢？何況明、清五百四十余年，一批卓有建樹的畫家，民國至解放后數(shù)十年，更有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李可染等，作品面目一新。恕我不敬，吳先生這種違實的說法，實在是對國人的輕、誣！吳先生自己的“制作法”又有多少個人的“獨創(chuàng)”！吳先生的所謂“制作法”而且“特有”，是不能籠統(tǒng)套向中國人的。漢代已出現(xiàn)“畫工”、“畫師”及文人畫家之分。畫工、畫師是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宮廷畫家。作畫謂“畫”謂“圖”，后來又謂之“寫”（“寫畫”）；六朝的文人士夫提出畫以“暢神”，“寄情適興”逐漸成為作畫意向的主流，直到明、清，即使苦心經營的作品，也以“寫出”為貴，曰“解衣盤礴”，曰“當其落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兔起鶻落”，又曰：“忘筆墨”，都含有這層意思?！爸谱鞣ā比绻缸鳟嬍址?，吳先生的看法也是違背中國傳統(tǒng)中“有、而不崇尚”的史實的。嚴格地說，“制作法”一詞更適用二十世紀以前西方繪畫的普遍狀況。吳先生一直強調“形式”，固然有積極意義。但藝術不只是“形式”的審美。西方美學家就不視“構成主義”為一流的藝術。當今，繪畫“制作”成風，電影、舞蹈、音樂，以至戲曲，鋪張豪華而浮薄、做作，追求“耳目之官”的愉悅，形式主義已成主要弊端。精神總是表現(xiàn)為形式的。陳陳相因，根源在思想。吳先生是一位藝術家。創(chuàng)作或觀念上的“偏執(zhí)”，可以促成一個人的藝術個性。但唯我獨是、發(fā)為普遍性的“思想”，以一己的是非為是非，難免翻為謬妄。吳先生走“西中結合”之路，是個人的自由；但每望他所謂的“中國畫”之“墻”興兵，如“筆墨等于零”和這篇說“國畫”，既無合理的理由，又多偏狹、違實之言。當今中國，吳先生可說是名、價首屈一指，影響特大。古人說：“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遂不揣冒昧，略為之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