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錫華

　　蘇軾一生跌宕起伏、劫難頻頻。入仕后官雖然做得也不小，但往往屁股下的椅子還沒有捂熱，貶謫的詔命已到，不得不交印走人。中年蘇軾涉入烏臺詩案差點丟了項上人頭，讀黃庭堅“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因知臨老流放絕域，仍有人在算計他的性命。家中親人因此笑他“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有趣的是，活得很憋屈，寫文章卻將做人道理說得頭頭是道。也許世上的事就是這樣充滿悖論：不曾說過什么做人的道理，可以有不俗的人生；反過來，進退失據(jù)、處境尷尬，又貌似通曉做人的道理。

　　寓意與留意

　　蘇軾認為“調(diào)生養(yǎng)氣，難在去欲”。短文《王君寶繪堂記》分辨寓意與留意，討論欲望的調(diào)控。蘇軾多情，一生并不缺少紅顏知己；酷愛美食的他口腹之欲也很重，不理會“君子遠庖廚”的古訓，喜歡親下廚房，自創(chuàng)了不少好吃的菜肴。不過對于食、色頗有所好的蘇軾一直保持著役物而不為物役的警惕。他的荔枝詩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品嘗到鮮美的荔枝，居然將流放嶺南的重罰也看輕了。然而，“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一想到一段百業(yè)興旺、文化繁榮的盛世終結于帝王窮奢極欲的享樂，心情立時變復雜了，遂有“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的長嘆。詩不盡意，《王君寶繪堂記》中有“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的學理闡發(fā)?！霸⒁狻迸c“留意”雖然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卻有天壤之別。寓意屬一般的喜好，有分寸的把握。喜好不是嗜好，更不是癡迷。留意是溺、是癮，“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碧糜浾f的還只是書畫，已經(jīng)為禍甚烈。倘是美色、尤物，又當如何？明人袁宏道在《游蘇門山百泉記》中寫道：“舉世皆以為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荷鍤；溺于書者，至于伐冢；溺于禪者，至于斷臂?！痹纤摀?jù)于史實，可為鏡鑒。周幽王玩烽火，宋徽宗玩花石書畫，帝王權力大、能量大，一涉于溺，最后或是“性命以殉”、或是邦國以殉，玩物喪志，盡是血的教訓。

　　蘇軾興趣廣泛、愛好多多，但都只是當事人的一點“雅好”。在這個范圍里，“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凡能取悅情性，豐富自己的生活，無論貴賤皆可賞玩，賞玩之后，是留是去，皆“不復惜”“不復念”，自然而然，役物而非為物所役。近人張伯駒為了收藏展子虔《游春圖》、陸機《平復帖》等珍貴書畫，出賣房產(chǎn)、變換太太的首飾、傾其所有。這些蕩盡家產(chǎn)、歷盡艱辛收藏來的寶物后來竟全被他無償?shù)鼐璜I給了國家，可見貌似一擲千金、不惜性命以殉的瘋狂之舉，在他其實也只是理性的寓意，非為滿足占有的私欲。宋人洪邁認為通達之人方能視金珠珍寶如小兒玩物，“未嘗置欣戚于胸中”，“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這便是超然物外的境界。

　　忍與不忍

　　蘇軾《留侯論》《賈誼論》說“忍”，文字鋪張，推崇備至，對忍讓有無邊際，如果有，它在哪，卻不曾予以說明。心字上面一把刀，這字大家都認得，叫做忍。認得歸認得，能不能忍，忍得忍不得，這里有莫大的學問。韓信甘受胯下之辱，堪稱千古一忍。前人文章故有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為天下之不能為的說法。據(jù)說林則徐性急，律己嚴、對人要求也高，稍不如意便發(fā)火，也許是受了古人勸忍文字的啟發(fā)，特為制作了“制怒”的座右銘。不過我倒覺得，說忍能濟事，未必盡然。目睹惡行，一味制怒，說是要忍，不也違背了圣人求仁得仁、見義勇為的教誨？ 拿韓信來說，如果市井無賴得寸進尺、不依不饒，我想，稟性耿介的韓信一定會拔劍相向，出這一口惡氣。這樣想來，蘇軾一意力行，從黃州忍到惠州，又從惠州忍到儋州，一忍再忍，一生事業(yè)，好像都在踐履其對“忍”字的體認，這樣的忍真的值得嗎？

　　《留侯論》《賈誼論》將小忍與大謀做比較，認為忍小才能謀大。蘇軾認為張良的過人之節(jié)，就表現(xiàn)在人情有不可忍者，留侯忍了，輔助劉邦成就了王霸之業(yè)，青史留名。他還舉出楚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而使宗廟社稷得到保全，項籍不忍而敗，劉邦忍而勝之的史實，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提升到哲理層面來認識與揄揚。對賈誼的不忍，惋惜不已，感嘆“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忍一忍，說不定曲徑通幽、柳暗花明的佳景就在前面。賈誼遭際坎坷，常常痛哭流涕，后人多有同情的表達。而蘇軾卻不以為然，認為與其整日悲悲戚戚，不如下力氣去做朝廷群臣的工作，疏通交流，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不過十年，可以得志”。《賈誼論》“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與《留侯論》“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志甚遠”，遙相呼應、印證，把一個“忍”字渲染成制勝的法寶。

　　“忍”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嗎？要不要忍，自然是要，古人說：“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但如何忍，何處是忍的界限，很值得研究。歷史上有不少名人也是知忍、善忍的大家。王陽明文治武功，千古一人，被貶逐西南絕域時，滿腹經(jīng)綸的他居然親自拿著鋤頭畚箕，挖坑取土，掩埋幾個倒臥道路、素不相識的路人。但貴州忍了，便有了后來書生掛帥、江西立功的不朽勛業(yè)。善忍者都有忍的底線，該忍時忍，不該忍時寧折不彎。。

　　由此可見，忍與不忍與當事人臨事的性質(zhì)、個人的道德秉持等復雜因素相關。戰(zhàn)國時藺相如避讓驕橫的廉頗，是不愿發(fā)生內(nèi)耗，相忍為國。但是不是事事要忍、處處逆來順受，則又未必。涉及核心利益就不能一味地忍。像蘇軾那樣因為頭上一頂烏紗，聽憑人家擺布，自己忍了，別人感覺卻甚是“不忍”。圣人有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說法，意思是不忍，即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能忍的時候，那就是血脈賁張，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一點退讓余地也沒有。

　　面譽與背毀

　　蘇軾《墨君堂記》觀察人們見面時稱呼中前揚后抑、面譽背毀兩種迥然有別的態(tài)度，居然把握到了深藏于人際交往背后的天理人情，讀后很受啟發(fā)。

　　蘇軾注意到“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對社會上有地位、有權勢的所謂長者、尊者，平時見面人們都得用尊稱，至于非長、非賢，則直呼爾、汝就對付了。這是與人見面打招呼的通例。重要的是蘇軾注意到對那些平日里恃財、恃勢，通吃一方的人物，街坊鄰居大多“貌畏而心不服”“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這些平時被人當面尊為君、公的人物，心術不正、行事多有可議，因為有權有勢，路上碰了面，只得虛與委蛇、畢恭畢敬地打招呼，掉轉(zhuǎn)頭后，對其背影指指戳戳、數(shù)落不是，往往而有。公道自在人心，誰能禁得住背后的議論？ 明人陳繼儒因有“使人有面前之諛，不若使人無背后之毀”的說法。

　　被人如何稱呼，特別是背后被人怎么稱呼，很能夠反映此人在人們心目中的真實印象。當著面，不好意思、敷衍著，背了人，沒了顧忌，該說什么就說什么。怕被人說、怕被人罵，就得將人做正了、做直了，君子愛惜羽毛，清人戴震因有“立身守不茍二字，待人守無憾二字”的告誡?？磥?，這稱呼里面確實包含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蘇軾在文章中用竹子的特性來與人格相比，認定竹子是樸實的君子，不以聲色嗅味來悅?cè)硕浚徊荒接趧堇?，不拘于好惡，不論貴賤親疏，待人接物一概地溫良恭儉；不管外部環(huán)境有多少變化，永遠堅守其質(zhì)直的節(jié)操。“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身正、行端，嚴于律己，凡人擁有這么多優(yōu)質(zhì)的品性，誰不愿與之親近，誰能忍心對這樣的人說三道四？

　　思與無思

　　蘇軾秉性耿介，遇有不平之事，往往會有下意識的反應?！端继糜洝酚袑W理反思：質(zhì)疑慎思、明辨的古訓，主張無思無慮，率性而行。

　　謀定而動，三思后行，是儒家先哲的明訓。韓愈加以發(fā)揮，說：“行成于思，毀于隨”，認為行動之前應先將各種復雜情勢熟籌于心，這樣才能應付裕如、事半功倍。經(jīng)過思考的行動，是合乎理性的，最低限度，思考后行動便不會后悔。但蘇軾卻大唱反調(diào)，挑戰(zhàn)前人的經(jīng)驗，張揚率性而行所得的快感。《思堂記》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即發(fā)，不暇思也。未發(fā)而思之，則未至；已發(fā)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痹谔K軾看來，未發(fā)而思，無的放矢，是無效的思維；已發(fā)而思，放馬后炮，是遲到的聰明。蘇軾曠達，不愿蹈襲瞻前顧后、謹小慎微的活法。他說：“言發(fā)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边@是性情中人的發(fā)聲。想想也是，事無巨細都要斟酌再三、反復權衡考量，這等患得患失的做派，如何入得東坡的法眼？ 稍早，他的《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也稱自己：“余性不慎言語，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碧K軾對自己率性疏放的性格缺陷頗有自知，卻依然我行我素。

　　需要指出的是，遇事即發(fā)，未暇思，是蘇軾話中表達的第一層意思；寧肯得罪人，也不能有違于直來直去的本性，則是第二層意思。后面這層意思爭議多，筆者也不敢茍同，未思而行則稍有所許，覺得在特定的場合中，這樣做也許是合理的選擇。譬如火車飛駛而至，路人見有毫無知覺的孩子在鐵軌上玩耍，是思考后行動、還是憑直覺行動？ 如果真要思考，因為情況復雜，行動與結果有N種組合，考慮清楚，擇善而行，耗神費時事小，耽誤了救人事大，車到人飛，行前之思不也變成了馬后空炮，悔之何及？ 戰(zhàn)場情況瞬息萬變，董存瑞、黃繼光的英勇獻身，多是臨機而斷。事起突然，千鈞一發(fā)，容不得遲疑，理智的選擇多半是滯后的，直覺的反應才管用。

　　細想起來，未思而行雖然是直覺的反應，但往往有健全的理性作鋪墊。例如魏晉人物嵇康，生活在多事之秋，卻學不來阮籍緘口是非的本事，“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人家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他不，看不順眼、意見相左，立馬發(fā)作，絕交信給升官的山濤寫了一封，給劣跡昭彰的呂巽又寫了一封。但一深究，非湯武，薄周孔，挑戰(zhàn)司馬氏篡政的合法性，同山巨源政見對立早就公開化；平日里鄙視齷齪小人也完全出之于嵇氏的秉性?？梢?，“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看起來像是意氣用事，屬于未加思索的即時反應，但這種未加思索的即時反應是以“剛腸疾惡”為前提的，愛恨情仇早就深深地烙于嵇康那一副疾惡如仇的剛腸中了。與同道的向秀友善，對效忠大將軍、甘為鷹犬的鐘會當然就會惡語相向；喜歡正直率真的呂安，就一定會討厭卑鄙齷齪的呂巽。蘇軾因有：“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后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 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zhàn)而思生，則戰(zhàn)必不力?！彪m然是遇事即發(fā)、未思而動，仿佛是跟著感覺走，卻都能在平日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中找到行為的邏輯和根據(jù)。君子行善，自然是當仁不讓；小人作惡，也必是本性使然。除此之外，蘇軾話里其實還包含了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想多了，計及利害，難免左顧右盼，行動反會變形，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如此謹慎小心，活得能不累嗎？

　　蘇軾鄙薄“臨事而思”，欣賞“遇事即發(fā)”，體現(xiàn)了他作為性情中人的本色。然而現(xiàn)實生活是復雜的，凡事臨機而斷并不具有普適性，不能絕對化。謀定后動與遇事即發(fā)、未思而動各有其適應的場合，不能非此即彼。蘇軾一生，情緒化沖動的情形誠或有之，但把他理解為一味任性胡來的莽夫就大錯特錯了。朋友章質(zhì)夫名其堂為“思”，蘇軾受托寫堂記，有意借題發(fā)揮，與朋友笑謔調(diào)侃，才有了這篇攻“思”的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