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家鹽谷溫（1878-1962）是中國文學史、俗文學，尤其是小說研究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之一。他的著作出版后被翻譯到中國，如《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于大正八年（1919）由日本東京都大日本雄辯會（日本講談社的前身）出版，其中小說部分的中文節(jié)譯本——《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華書局），最早出現(xiàn)于1921年。[1]

全書節(jié)譯本，由陳彬龢翻譯，名為《中國文學概論》（北平樸社，1926年）。至于全譯本，也是接受度最高的中譯本，是孫俍工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爸v話”的中譯本在中國文學史學界引起不少震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學界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

至于“講話”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以下簡稱“史略”）的關(guān)系，更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中日學術(shù)交涉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

對于鹽谷溫中國小說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黃霖、顧越曾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2]，但更多是環(huán)繞著“講話”和“史略”的關(guān)系而展開，較為重要者有香港陳勝長[3]、日本學者植田渥雄[4]，以及趙京華[5]、蔡祝青[6]等學者的論文。

本文擬從鹽谷溫中國小說研究中的西方學術(shù)影響的角度考慮，揭示其有別于西方和中國學者的特點，說明他在溝通東西學術(shù)上的價值與意義。

鹽谷溫出身日本漢學世家[7]，曾求知于多位日本學術(shù)名家。[8]除在研究院師從森槐南（1862-1911）外，鹽谷溫所接受的教育極少涉及中國白話小說，甚至可能在他遠赴德國留學前讀過的白話小說也屈指可數(shù)。

因此，鹽谷溫從事中國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出于他的個人學術(shù)興趣，以及受當時中國研究會的官命指示[9]等主客觀因素有關(guān)。

（一）鹽谷溫的求學經(jīng)歷與學術(shù)養(yǎng)成

明治三十二年（1899），鹽谷溫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文學科學習，明治三十五年（1902）畢業(yè)。漢文學科共分經(jīng)、史、文三個小班，鹽谷溫所在的是史班。

漢文學科的講師，史班有那珂通世（1851-1908），文班有鹽谷青山和森槐南。森槐南講授的課程，除唐詩外，還有《西廂記》和漢唐小說。[10]他是最早在日本大學講堂講授中國小說、戲曲的講師，被稱為“明治時期詞曲的開山”[11]。

鹽谷溫畢業(yè)后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專攻中國文學，師從森槐南學習詞曲、小說，鹽谷溫稱他為自己“中國戲曲小說的啟蒙”[12]。

鹽谷溫或許在課堂上聽過森槐南講述中國小說，但這恐怕只僅僅為他打開接觸中國小說研究的大門，而沒有實質(zhì)開啟他的中國小說研究之路。鹽谷溫后來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在其師后另開格局，呈現(xiàn)出嶄新的面貌，也為日本的中國小說研究掀開新的篇章。

明治三十九年（1906）9月，鹽谷溫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是該?！爸俏膶W講座”科目最早的教員。

同年10月，鹽谷溫赴德國研究中國文學，先到慕尼黑大學學習德語，一學期后轉(zhuǎn)赴萊比錫大學，隨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學習漢學，停留約兩年半。

明治四十一年（1908），鹽谷溫赴英國劍橋大學拜訪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鹽谷溫從孔好古的神話學研究中吸收了一些德國漢學研究的新成果，并應(yīng)用到后來的中國小說研究上。[13]

另一方面，德國的漢學研究方法，以及將小說、戲曲等口語俗文學置于核心地位來觀察中國文學和歷史中的“國民文學”觀念，皆對鹽谷溫后來研究中國小說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此外，鹽谷溫也受到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德國葛祿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國文學史》的啟發(fā)，促使他日后撰寫了包括“講話”在內(nèi)的一系列中國文學史著作。

德國留學結(jié)束后，鹽谷溫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秋季到達中國，開始新的留學生活。他先在北京居住一年，期間結(jié)識了王國維，并獲贈《戲曲考源》《曲錄》等著作。其后轉(zhuǎn)赴長沙，師從葉德輝，學習戲曲。[14]大正元年（1912）8月，鹽谷溫回到日本，結(jié)束了他長達六年的海外留學之旅。

鹽谷溫的留學生涯對他的學術(shù)養(yǎng)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德國時期，他接觸到當時西方漢學界的名流人物，學習到先進的漢學研究方法，加上他個人的漢學造詣和家族的漢學傳統(tǒng)，使得他的中國文學研究，無論是研究對象和領(lǐng)域，還是研究視角和手段，皆有別于傳統(tǒng)的日本漢學家。

（二）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及其影響

明治四十一年（1912）9月，鹽谷溫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概論”，并講授以元曲為中心的“中國戲曲講讀”。

大正六年（1917），鹽谷溫在東京文科大學作六次夏季公開演講，筆記于大正七年（1918）12月修訂，大正八年（1919）由大日本雄辯會出版，名為《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講話”分為上、下兩篇，共六章，全書共540頁。小說部分的章節(jié)論述最為詳細，共193頁，占全書約36%?？梢娫邴}谷溫治學之初，中國小說研究即已成為他的學術(shù)重心。

大正九年（1920），鹽谷溫以《元曲之研究》獲得博士學位，同年升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專注于小說、戲曲的研究。

1924年，鹽谷溫在日本內(nèi)閣文庫發(fā)現(xiàn)《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以及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后，在大正十五年（1926）的《斯文》第八編第五至七號上連續(xù)發(fā)表了《明の小說〈三言〉に就いて》，又在《改造》第八編第八號中發(fā)表了《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說》。

隨著“講話”中譯本的出現(xiàn)，鹽谷溫在中國聲名大噪，中國學者對鹽谷溫的關(guān)注度大增。[15]

另外，鹽谷溫發(fā)現(xiàn)了宮內(nèi)省圖書寮（即宮內(nèi)書陵部）所藏的元人雜劇《西游記》六本，他將原文連載于昭和二年（1927）的《斯文》第九編第一號至第十編第三號，并于昭和三年（1928）通過東京康文社印刷所將其印刷為單行本。

昭和三年，鹽谷溫訪華，途經(jīng)上海，曾與魯迅有過交涉。據(jù)《魯迅日記》1929年2月23日：“晚往內(nèi)山書店……遇鹽谷節(jié)山，見贈《三國志平話》一部，《雜劇西游記》五部……贈以《唐宋傳奇集》一部?！盵16]

鹽谷溫對此事亦有記載，《中國小說の研究·序》云：“邇來數(shù)游禹域，一夕于上海與魯迅氏相會，就本書（“講話”）清談數(shù)刻，交換所見，不覺移時?！盵17]其中既見鹽谷溫對魯迅的推崇，亦見中日學者對于學術(shù)的平等討論。

孫俍工在翻譯“講話”的同時，還翻譯了鹽谷溫在《斯文》上發(fā)表的《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作為附錄，收入1929年版“講話”的中譯本。

昭和十四年（1939），鹽谷溫于東京大學退休，昭和十七年（1942）成為名譽教授。[18]鹽谷溫在學生內(nèi)田泉之助的協(xié)助下，開始著手對“講話”一書內(nèi)容進行全面改定，改為《支那文學概論》。

《支那文學概論》在原有六章中的第一章《音韻》后，增設(shè)《文字》作為第二章，而把第七章《小說》部分獨立出來作為下篇，還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將下篇改名為《中國小說の研究》單行發(fā)刊[19]，可見中國小說研究在鹽谷溫心中所占的份量。

《支那文學概論》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出版上篇，昭和二十二年（1957）出版下篇，由東京弘道館發(fā)行。

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不僅為日本漢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開拓了領(lǐng)地，也因他一開始即使用有別于日本傳統(tǒng)漢學的眼光與方法，開創(chuàng)出一條全新的中國小說研究之路。

鹽谷溫的成果一出，中國學者群相譯介，以期吸收其發(fā)現(xiàn)之新材料，借鑒其研究之新方法推動小說研究的范式轉(zhuǎn)移。

中國文學史和小說史的撰寫，是西方文學史觀浸潤影響下的結(jié)果。最早的中國文學史問世于19世紀中葉，1853年，德國學者蕭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撰寫了《中國文學論綱》。

1880年，俄國學者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出版了《中國文學史綱要》，接著才是翟理斯和葛祿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國文學史》。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學者撰寫文學史著作蔚然成風，可是對中國小說并無較為完整的論述，甚至還視小說為“誨淫盜”，認為論述小說為“識見污下”。[20]

日本方面，在“講話”出版前，日本漢學界甚少注意到中國的小說和戲曲，如笹川種郎（1870-1949）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1897年）、《支那文學史》（1898年），古城貞吉（1866-1949）的《支那文學史》（1902年），久保天隨（1875-1934）的《支那文學史》（1903年），兒嶋獻吉郎（1866-1931）的《支那文學史綱》（1912年）等，雖對中國小說有所論述，但也非常簡略。

這一現(xiàn)象與日本學者向來重視中國詩文作品，輕視小說、戲曲的傳統(tǒng)是相一致的。古城貞吉曾說：“士君子非無作傳奇小說之意，而竟不為之者，性情卑劣之徒執(zhí)筆墨，（士君子）恥于頹波濁流間爭論斷腸。自古以來此類著作大都擯棄于文學之外，由是觀之，豈偶然哉。”[21]針對這種情況，鹽谷溫指出：

1923年10月，魯迅也提到：

所謂（中國小說史）“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既指西方學者的著作，恐怕更多是指鹽谷溫等日本學者的作品。

至此，或許可以發(fā)現(xiàn)一條比較清晰的線索：中國文學史以至小說史的撰寫，先是由西方漢學家所開創(chuàng)，中經(jīng)日本學者的努力，最后回歸至中國學者。

內(nèi)田泉之助曾指出，鹽谷溫在撰寫中國文學分體史，特別戲曲、小說史方面功不可沒，其“多前人未到之境，篳路藍縷，負擔著開拓之功不少”[24]。

鹽谷溫的小說、戲曲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并對當時的中國學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以至小說史撰寫的過程之中，日本學者對中國學者的影響更顯重要。

鹽谷溫深受西方學術(shù)的影響，他在“講話”的《自序》提到，自己在德國時跟西方學者學習文學研究法。而《支那文學概論·自序》提到的“語學”，也是鹽谷溫受西方學術(shù)影響的一個重要觀念?！罢Z學”，即“語文學”。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必須先進行翻譯，鹽谷溫曾說：“法國學者中有巴贊、茹理安、德尼等，翻譯了詩曲、小說，我對此吃了一驚。這畢竟是對于中國語學研修的結(jié)果。這是純文學方面的工作。面對在日語中都還沒有見到適當翻譯的《西廂記》《琵琶記》等的法語翻譯本，實在感到汗顏?！盵25]

鹽谷溫的“講話”即從語文學入手，對中國文學進行討論。在第一章《音韻》部分中，鹽谷溫用了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來談?wù)撝袊Z音的特點。

這一做法不僅是在此前的日本漢學著作中沒有出現(xiàn)過，即使在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曾有過。在“講話”的內(nèi)容中，自《第一章》開始便引用了德國漢學家、語言學家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的《漢文經(jīng)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鹽谷溫之所以會有關(guān)于語言學的知識，應(yīng)是受孔好古的啟迪。[26]

鹽谷溫既是一位日本學者，又受到了西方學術(shù)的熏陶，在他的中國小說研究中，往往會見到一些跨國族的文學比較研究，如“講話”的《神話傳說》部分一開頭就提到：“無論哪一種國民，在太古草昧之世都是有神話傳說的。印度這樣，希臘這樣，自然中國神話傳說也是很多的?！盵27]

隨后他以《楚辭·天問》《淮南子·天文訓(xùn)》中的太陽運行神話，與古代希臘雕刻中的日神赫里奧斯驅(qū)馬車從海而出的日出之圖，意大利名工累泥的底畫里天女導(dǎo)赫里奧斯的馬車前進的光景進行了比對，得出“東西的天體神話不期然而然是一軌的”[28]結(jié)論。

在談?wù)摗稘h武故事》中的西王母故事時，又以意大利畫家洛馬諸所畫的《阿波羅與繆斯的舞蹈》進行了比較。這種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屬于比較文學中的平行比較法。

與此同時，鹽谷溫也談到中國小說的一些跨國族的影響，如《神異經(jīng)》對日本曲亭馬琴（1767-1848）小說的影響，《飛燕外傳》《游仙窟》對日本名著紫式部（973-1014）的《源氏物語》的影響，尤其是對《水滸傳》在日本的傳播、翻譯和仿作進行比較詳細的論述，并稱“學界的奇跡”[29]。

“講話”中的文學比較研究，學者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述[30]；然對鹽谷溫的另一重要論文《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之交涉》（支那文學と國文學との關(guān)系，以下簡稱“交涉”）[31]，缺乏足夠的重視，以下略作討論，以進一步說明鹽谷溫的文學比較研究的特點。

1936年7月，日本外務(wù)省著手籌建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北館”）。1936年12月5日，北館于北平王府井大街九號人文科學研究所內(nèi)舉行開幕典禮。[32]

北館成立目的在于，“向中國學者、學生等人士介紹日本自然科學發(fā)達程度、最新發(fā)明發(fā)現(xiàn)、人文科學及其他日本事情；收集近代各方面的科學研究精華，供其閱覽研究；發(fā)布關(guān)于本邦近代科學及其他內(nèi)容的講演、電影；配備有關(guān)北平本地風俗習慣的學術(shù)書籍?！盵33]

其主要任務(wù)是，“增進中國人對日本實情的理解，強化日支兩國國民精神之諒解”；“積極聯(lián)絡(luò)駐日中國人留學生，觀察中國學界及中國人思想動向?！盵34]

其根本目的是，強化對中國文化的楔入與滲透，及促進所謂的“日支文化提攜”，“交涉”一文應(yīng)是出于這個目的而被收錄的。

在“交涉”中，鹽谷溫把日中兩國的交通分為四期來觀察兩國文化的交流內(nèi)容：

“交涉”的主要內(nèi)容涉及六個方面，包括：

① 音讀和訓(xùn)讀。概述漢籍傳入的原因，《論語》對仁德天皇的影響，以及訓(xùn)讀的重要性。

② 真名和假名。概述《千字文》對日本國字的影響，音訓(xùn)并用、使用假名的原因，以及假名與漢字（即真名）的關(guān)系。

③ 漢詩和和詩。概述《文選》對長歌中的“反歌”的影響，唐朝各時期與皇朝之比較，各時期文風，以及對《萬葉集》的長歌和《古今集》的短歌的影響。

④ 唐人傳奇和物語草紙。概述唐傳奇的文體并對其分類，以及與物語草紙之對比。

⑤ 元明戲曲和能狂言。概述歌舞和近代戲的起源，宋雜劇、金院本、元北曲、明南曲的演變和發(fā)展，以及元明戲曲和能狂言之關(guān)系。

⑥ 明清小說和江戶文學。概述小說的起源、小說的分家、《三言》的源流，以及對德川以前的國文學之影響。

就具體篇幅而言，僅“元明戲曲和能狂言”及“明清小說和江戶文學”兩節(jié)就占了近六成，所以其余四節(jié)，僅為簡單概述。

在最后一節(jié)中的小說部分，鹽谷溫列舉了多篇江戶文學作品與中國小說的關(guān)系：

鹽谷溫通過詳盡的列舉，點明中國小說的題材對江戶時代前日本小說的影響，即日本讀本小說和“翻案文學”的出現(xiàn)。

他主觀上強調(diào)了中國小說對江戶時代前的日本文學發(fā)展的推動作用，客觀上指出了中日文學之間的交流和碰撞，還側(cè)面地展現(xiàn)了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的日本人對中國小說的熱情。

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明清小說作品傳入日本，為日本的文學愛好者開啟了新的大門，也促進了讀本小說的出現(xiàn)，標志著日本古代文學向近代文學發(fā)展的開始。鹽谷溫的這一段話可見當時日本小說界對中國文學的重視，也證明了江戶時代日本文學之所以能夠取得的重大發(fā)展，離不開中國小說的滋養(yǎng)。

日本文人在創(chuàng)作讀本小說時，對中國明清小說的翻譯、介紹及仿效，使中國的文學作品從原本單純的“語言文字教材”演變?yōu)樘峁┤毡臼芯A層學習、消遣的文學作品，反映了日本文化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攝取和吸收外來先進文化養(yǎng)分的特征，體現(xiàn)了日本式“拿來主義”。

但在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將文化學習的重心由中國轉(zhuǎn)至西方國家，經(jīng)歷半個世紀的學習，日本小說界已將歐美小說“菁萃漁盡”?；蛟S出于這一原因，鹽谷溫殷切地盼望日本小說界可以將目光再次投回新發(fā)現(xiàn)的中國小說，以期使當時“萎靡的我（按：此指日本）小說界中，開一新生面”[36]。

日本漢學家鹽谷溫是中國小說研究的重要學者，他不僅開創(chuàng)了重視中國小說研究的先河，也是較早完成中國小說史寫作的學者。鹽谷溫的研究和著作對中國學術(shù)界影響頗大，甚或可以說早期中國學者所撰著的中國小說史，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響。

通過對鹽谷溫中國小說研究的審視，可以發(fā)現(xiàn)其受西方學術(shù)的影響甚為明顯，這應(yīng)是鹽谷溫在德國等地留學時，接受現(xiàn)代西方學術(shù)熏陶的結(jié)果。

另一方面，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注重用文學比較的方法，從文學普遍性的角度討論中國小說，尤其著意于中國小說與日本文學的關(guān)系。這些特點既不同于早期西方學者的中國小說研究，也有別于后來中國學者的相關(guān)著作。

因此，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既是溝通東西學術(shù)的轉(zhuǎn)接點，也是別具自身特色的學術(shù)個案。